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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在文中还顺势否定了所有的杂感，认为颇尽八股的能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他把这种文章名之曰“花边文学”，而《倒提》正是“花边文学”的杰作，而且断言，这类“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终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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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编杂文集《花边文学》，即以林默所赠的恶谥命名，此外还特意将林默的文章附在《倒提》的下面。在序言中，他以此同文公直攻击他是“汉奸”的来信并提，一例称为“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一方面，他吐露了在明诛暗杀之下，非写“奴隶文章”不可的愤懑；另一方面，对于“同人”的“背后的闷棍”，也表示了不得不加以“回避”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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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到内容，林默全盘否定“花边文学”，理由之一是因为它与建设中的“‘大众语’文学”相悖，鲁迅在《论“花边文学”》发表的同一个月里，有信给曹聚仁，谴责了一些“借大众语以打击白话”的“狗才”论者。后来解释说，“所说的狗才”，“指的是《谈言》和《火炬》上的有几篇文章的作者，虽然好像很急进，其实是在替敌人缴械”。虽然林默的文章并非专论“大众语”，但当是包括在“急进”的论客之内的。他告诉曹聚仁说：“上海有些这样的‘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以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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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来，敏感而自尊的他，已经颇尝了一点左联里的青年战友所给的苦头。在回答青年作家关于文化团体处于停滞状态的说法时，说：“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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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悲哀，是越来越紧地攫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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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国民党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尊孔读经，提倡文言，得到复古派的支持。商务印书馆附属小学校长吴研因著文反驳，从此揭开关于“大众语”论战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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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陈子展、陈望道、胡愈之等提出“大众语文学”、“大众语运动”的口号，《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和最新创刊的《太白》等报刊，分别刊出大批文章，痛击“文言复兴”的逆流，推进语文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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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于7月间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意见的信，鲁迅先后两次复信，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他还写了十多篇有关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门外文谈》，可以看做是大众语运动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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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块汉字是和大众两立的，是特权者的东西，愚民政策的机器。为此，鲁迅坚决主张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在他看来，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了实行“大众语文”，就必须推广拉丁化的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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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普及拉丁化当是大众自掌教育以后的事情，根据一贯的“中间物”观点，他认为，现在一面要研究、推行罗马字拼音，一面当促进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使提倡者先行写作一些大众能够看的东西，然后逐渐地过渡到大众自能写作的新阶段。不然，造出一种所谓的“大众语文”，也还是特殊阶级的独占工具。他反对林语堂的“论语派”，称之为“另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提倡“语录体”，使白话向文言复归。在反对新旧复古派的同时，他又反对“迎合大众”，做“大众的新帮闲”。早在两年前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瞿秋白要求作家转换原来的路径，放弃“五四”以来所应用的欧化的口语，而去利用中国旧有的、原始的文艺形式。“大众语”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是有联系的，鲁迅与包括周扬在内的一些“彻底”论者不同的是，他没有放过“大众语运动”的实行者乃是远在“大众”之上的知识阶级，以及运动必须在现存的政治文化专制制度底下进行这一基本事实，所以在谈到大众语文时赞成不得已仍可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做切实的准备和过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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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关于反对专化，主张多元的观点，在“大众语”讨论中是十分突出的。他的目光，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超越文艺或学术的范围，而投射到整个的社会改革上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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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外文谈》里，有这样一段关于改革者的话：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有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论新文字》的议论更为深刻：易举和难行是改革者的两大派。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难行者的好幌子，一定是完全和精密，借此来阻碍易举者的进行，然而它本身，却因为是虚悬的计划，结果总并无成就，就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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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行，可又正是难行的改革者的慰藉，因为它虽无改革之实，却有改革之名。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这和主张在床上学会了浮水，然后再去游泳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具有自省意识的知识者，鲁迅深知同类的作用和弱点，惟其过分地看重启蒙的责任，所以，他才对先天性的缺陷部分分外地感到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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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给曹聚仁的关于大众语的信，本是私人通信，不意被曹聚仁转发在《社会月报》上。更意外的是，因此引出署名绍伯的一篇文章《调和》：“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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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甚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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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又听到广东A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昵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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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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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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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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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个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这就健忘的读者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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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来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似读了最后杨邨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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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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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文章一样发表在《大晚报》上，难道这竟是一种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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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调和。无原则。牺牲青年的生命，又太打浑了水。替杨邨人打开场锣鼓。器量。又是器量态度和年纪，苦了读者。“戟门坝上的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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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首甲等人不也说是“调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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