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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化名。林默即廖沫沙，绍伯即田汉，这他知道。然而，他们为什么要这般躲躲闪闪呢？互相间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背后还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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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期待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但是，却不能容忍随意的戏弄，反击是必须的，当他想及作者乃系身边的“战友”时，便又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他不愿意因此使敌人称快。林默的文章，不是也没有反驳吗？还是随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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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种忍耐的确使他万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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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年底，他才在答复《戏》周刊编者的信中，顺便带及绍伯的文章。文字不多，但分明显示了他的愤慨：……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他声明，这并非个人的事情；接着又指出，绍伯所施展的是“老手段”，言下是他所熟悉的，化什么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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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段严肃的文字，左联内部有一些人是不以为然的。夏衍看了以后，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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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编集时，他在附记里完全拆穿这种把戏，指出：所以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是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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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里，鲁迅是把绍伯同林默挂在一起的。在另外给朋友的信中，这种并列的提法还有过三次。一者致杨霁云：“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二者致曹靖华：“去年春天，有人在《大晚报》上作文，说我的短评是买办意识，后来知道这文章其实是朋友做的，经许多人的质问，他答说已寄信给我解释，但这信我至今没有收到。到秋天，有人把我的一封信，在《社会月报》上发表了，同报上又登有杨邨人的文章，于是又有一个朋友（即田君，兄见过的），化名绍伯，说我已与杨邨人合作，是调和派。被人诘问，他说这文章不是他做的。但经我公开的诘责时，他只得承认是自己所作。不过他说：这篇文章，是故意冤枉我的，为的是想我愤怒起来，去攻击杨邨人，不料竟回转来攻击他，真出于意料之外云云。这种战法，我真是想不到。他从背后打我一鞭，是要我生气，去打别人一鞭，现在我竟夺住了他的鞭子，他就‘出于意料之外’了。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得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去拿我做玩具。我终于莫名其妙，所以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三者，直到1936年1月，他还告诉徐懋庸说：“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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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慨然写道：“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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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的复函是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发表之后两个月写的，不但毫无悔过的诚意，而且进一步采取隐瞒、戏弄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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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该文虽与我有关，但既非开顽笑，也非恶意中伤，而是有意‘冤枉’先生，便于先生起来提出抗议。”又说：“至于先生对于我（？）的批评，——如‘心口不如一’等，虽则自问缺点极多，然而那恰不是我的缺点，我与先生不但是多年文化上的战友，而且无论在什么意义也没有丝毫矛盾的地方，我有什么中伤同志特别是中伤您的必要？既然无此必要却会把友人当敌人那除非发了疯。”信末，还特意作了一个“简单的声明”：“绍伯却是我的一位亲戚（表弟），他是一个很纯洁而憨直的文学青年，他写那篇文章的用意，却绝不在从暗地里杀谁一刀，他没有任何那样的必要，何况是对于鲁迅先生他从来就很敬爱的。”“为了促起鲁迅先生的注意，绍伯便写了那篇文章”，“我也曾看过那篇文章，虽则很憨直的责备着贤者，却丝毫没有中伤鲁迅先生或曲解他的论点之处。这我以为是没有理由取得鲁迅先生的‘鄙视’与‘敌意’的。但鲁迅先生却再三的表示他的愤然了。那有什么办法呢？”最后说：“我不能不在这儿说几句话：‘凡是在同一的阵营中的，我和任何人没有矛盾。’‘我们应该更分明的认清敌友。’”这样，鲁迅反倒多出一份不分敌友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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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信函，他当然是不会理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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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廖沫沙和田汉的先后化名的攻击，确乎使他的心灵受伤。在此前后，《支那研究资料》译载了左联作家穆木天出狱前给国民党当局所写的诋毁普罗文学的报告，田汉和阳翰笙出狱后为郑正秋所作的挽联，都不能不使他怀疑左联内部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左翼立场。在他看来，中国没有真正的党徒，人们从来不为哪一个信仰或首领拼命，总是随风转舵。这是很可慨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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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把持左联的周扬，那种“元帅”和“工头”般的种种作风和办法，于他是更为严重的刺激。如果说，已经显露原形的朋友令他伤心，那么尚未显出原形的“同志”则多少要使他感到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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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和青年奴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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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变得越来越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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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简直不愿意接触任何陌生的客人，尤其是青年。他存在戒心。几年来，与他缠斗不已的，不是几乎全是青年吗？然而，就在他深居简出的时候，又有两个青年人前来纠缠他了。他命中注定要同青年厮混在一起，无论是好是坏。因为，对于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青年是惟一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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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对青年男女：一个叫萧军，一个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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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原名张乃莹，出生在中国最东最北部的呼兰河畔。那是白雪的故乡。她一生下来，就被家人当作不祥的种子而加以歧视。父亲是家里的暴君。九岁时，母亲因病故去，她便随同慈爱的祖父一起生活。老人常常抚摩着她的头发，祝福说：“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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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不料境遇反而更坏。二十岁时，残暴的父亲逼她中辍女中的学业，嫁给一个官僚地主的儿子。因为逃婚，她成了哈尔滨街头的流浪者。后来，由于别人的资助，她来到北平读书，但结果，还是被骗回到婚姻的笼子里。在哈市的一家旅馆，那位少爷纵情玩乐，过了一段的日子，突然逃之夭夭，留下她只身作为抵押房租的人质。当此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投稿《国际协报》求援。萧军、舒群查明地址，先后看望了她。借着哈市发大水的机会，萧军偷偷地从旅馆接出萧红，从此作为人生的伴侣，开始了长长的艰难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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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温暖和爱的方向，萧红继续着她的追求。她的文学和绘画的天分都很高，做学生的时候，就画过电影广告，写过诗和散文。1933年5月开始小说创作，她以特有的抒情气质，写失业青年、佃农、惨苦的妇女，写革命者，写自由之魂。10月，她同萧军合印了第一个小说散文集《跋涉》，署名悄吟。然而，集子问世之初，却立即遭了禁止的厄运！实在太难了！活在这样的中国，要做成一件事情实在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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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接着，两人连立足之地也将要失去，于是不得不像众多的东北流亡青年一样，漂流到关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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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是第一个停泊点。在这里，萧军任一家报社的副刊编辑，萧红则在家承担所有为家庭妇女所应承担的繁琐而沉重的工作：买菜，劈柴，烧饭，烙葱油饼，甚至变卖家具……在依然艰难的生活中，他们创作不辍，并且开始向长篇掘进。萧军写的是《八月的乡村》，萧红写的是《生死场》，虽然个人气质以及在作风上的反映很不相同，但是他们都一样深切地眷恋着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一样有热血的灌注，一样有不屈服的奴隶的心。他们具备了作为作家的最可珍贵的素质，对于命运的痛苦的皈依。但于创作的前途，却缺乏足够的自信：这样的题材是合适的吗？所表现的主题是否有积极的意义？是否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恰好萧军从当地荒岛书店经理那里得到鲁迅的通讯地址，便鼓足了勇气，以个人名义给倾慕已久的导师发出第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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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收信的当天作了回复。针对信中提及的两个问题，他说：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罢，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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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恍如一只孤舟，在茫茫夜海上寻见了灯塔的光芒！两个青年贪婪地读着来信，一遍又一遍，显得那么兴奋。信并不长，但是在他们的眼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标点，都隐藏着深刻的意义，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发现。萧军写了信，并把《生死场》的抄稿连同《跋涉》，一起给鲁迅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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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报社的所有工作即将结束，个别人员也及时作了转移。萧军闻讯，马上给鲁迅发了一封信，然后同萧红一起搭乘一条日本轮船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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