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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后不久，病减轻了。一切险恶的征候都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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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抑的痛苦和宣泄的快意，都不是别人可以领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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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他永不相信权力者能变得洁净起来；而当有人，不是用血而是用墨为权力者进行洗刷，他的憎恶就会远在权力者之上。他这样对人说过：“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使他不得不格外费力地横站着作战，就因为这批“蛀虫”的存在。他不能放过他们，因为他不能放过为他们所放过的双手沾满血迹的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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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以最为强烈的欲望，表达着在所有作家中几乎惟他所独有的饱浸了个人情绪的一个主题：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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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例子是《女吊》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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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吊》写的是他故乡社戏中的一个角色：女性的吊死鬼。因为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缳。然而，女吊不肯如此作罢，都准备作厉鬼以复仇。鲁迅用了极其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乡间这个刚烈不屈的鬼魂。他称女吊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就因为她是带复仇性的。作为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的象征，女吊的确可以使上海的一群憎恶报复的“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在她的形象的光照之下变做呆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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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开头便引了故乡先贤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承认，自己是很喜欢引用这句话的。有黄萍荪者，在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和叶溯中二人的嗾使下，主办小报《越风》。他一面在报上诋毁鲁迅，一面又接连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统统不复，最后，才写了一封不足一百字的短信回答他。其中说：“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所谓“奉报”，就是“报仇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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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吊》的最后一段，也是以这样意思的话作结的，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死》当然可以看做是鲁迅写的遗嘱，因为里面的确有着这么几条：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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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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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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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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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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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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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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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但是，它又不太像遗嘱。五六月间，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他确曾预感过死，但临到写作《死》时，体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觉得离死又有相当的距离了。所以，在文章中，他能够那么轻松地，甚至可以说是放肆地戏谑死亡。有日本朋友去探望他，问起他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篇“像遗嘱似的文章”，竟引得他哈哈大笑，以致感染所有在座的都愉快地笑了。当时，他给日本朋友的印象就是：淘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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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鲁迅仅仅懂得仇恨，懂得报复，他就会与那些嗜血的狂人无异。实际上，他并非如此而是充满着仁爱，充满着一种极其温柔细腻的感情。惟其有了这种人性的、人道主义的内容，他的报复性行动，才富于如此魅人的力量。在他那里，既有电闪、雷鸣，也有晴天朗月，有叆叇的云气。那是一个完美的人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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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同时构成为他晚年创作的另一个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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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般深爱着他的故乡。愈到了后来，愈是怀念那里的山水和人物。而这一切，他都只能以一种无望的温情去抚摩。有一次，徐诗荃在他面前夸说故乡湖南的山水之美，如潇湘八景之类，不意被他打断了：“唉！你莫说，到底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在他的诗中，出现“禹域”、“吴娃”、“越女”的字样，都寄托了一种浓郁的乡思。而几次写“菰蒲”，其实是“莼鲈”的变换了悲剧色调的说法。连老屋都已经卖掉的故乡是无法返回的。故乡，至今对他来说，只能成为对抗上流社会的精神力量，以及自己受伤时的洗涤剂。他写《女吊》，还有《我的第一个师父》也都一样，既闪烁着战斗的意志，又浸透了忆念的深情，后一篇的结尾，平易叙来，却有着一种拂拭不掉的淡淡的哀愁，永久的哀愁：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远在北平的母亲和兄弟，也无时不在他的记念之中的。对绝交的周作人，虽或有文章反对其观点的谬误，但在大关节上，却始终表示着兄长的关怀。他不赞成有些作者对周作人的过于苛刻的责难，以为这样，反而会使人陷于消极。对于周作人送李大钊之子李荣华赴日留学一事，他表示赞赏，对周建人说，在这个时候能做别人不肯做的事，可见是同情革命的。他还曾说过，周作人的某些意见要比俞平伯等高明，还引了周作人论文天祥的一段话，说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而有些人却一笔抹杀，是不应该的。后来，当文艺界的一个救国宣言公开发表时，他曾在那上面仔细寻找周作人的名字，心里十分焦虑。连钱玄同、顾颉刚一班人都具了名，怎么会没有周作人呢？他特地告诉周建人，遇到这等大题目，是不可过于退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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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吊》完成之后，他曾打算写两篇类似的文章，一篇关于“母爱”，一篇关于“穷”。计划中还想一直写下去，凑成一本像《朝花夕拾》一样的小书。“这以后我将写母爱了”，他对冯雪峰说道，“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是盲目的……”在日常说话中，他便常常讲起母性和母爱，譬如在攻击摩登妇女有乳不给儿子吃的时候，在谈及珂勒惠支及其版画的时候，或是谈及纯厚的农妇的时候。关于“穷”，他也多次谈到过。他说，个人的富固然不好，但个人穷也没有什么好。归根结蒂，以社会为前提，社会就穷不得。又说，穷的共产主义，我们不要。珂勒惠支作品的两大主题，其一是母爱，其一是反抗。而穷，也正是社会群体反抗的原因之一。穷人的命运始终是他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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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深情地眷恋往事的时候，总会想到他的老师，特别是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位：藤野和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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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作翻译《鲁迅选集》时，曾就选目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他的回答是：“悉听尊便，只有《藤野先生》一篇，是我希望能够选入的。”他几次向日本朋友打听藤野的情况，一直没有结果，自然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寻得一点消息的。但无论寻到或寻不到，总不失为一份纪念吧，直到增田涉最后一次来看他，他在病床上仍然问起藤野，然后低低地叹息似的说：“先生还是没有消息，看来，他大概已经不在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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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他接连写了两篇关于章太炎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后一篇竟未定稿，他就在一种深深的缅想中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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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太炎，许寿裳和周作人或褒或贬，都不是他所同意的。许寿裳认为，章太炎以“佛法救中国”的主张应当得到弘扬，显然肯定了其中的思想糟粕。而周作人等，又以章太炎一生中的错失而加以否定，甚而做出“谢本师”的决绝的表示。的确，章太炎由革命家退而为宁静的学者，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既离民众，渐入颓唐，是一生中的缺憾。但是，鲁迅认为，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至于一些文侩作文大肆奚落以自鸣得意，他是不能压制内心的愤怒与轻蔑的，说：“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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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他高度评价章太炎的革命意志和光辉业绩，誉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所以，章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删除了先前战斗的文章，他以为是十分有害的“儒风”。死去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曾经战斗过。对此，他不由得感慨系之：“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踪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在这里，他表示的仅有的一点不宽容，恰恰是章太炎的宽容。所谓“爱对头”，就是爱斗争。惟有斗争，才不至于掩护邪恶。斗争于他是爱的重要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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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写的《忆刘半农君》，也是这样一种表达。对于曾经一度作为《新青年》的战友之一刘半农，他称之为袭击敌人的“好伙伴”而表示亲近。他赞扬了刘半农的活泼、勇敢和在战斗中的创造。此外，还辩护了为人们所批评的“浅”。但是，他也毫不掩饰对“据了要津”之后的刘半农的疏远，以及内心的遗憾之情。文章的结尾写道：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为亡故的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他也是从革命的贡献这个方面给予热情的肯定的。序文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他维护了亡友，也同时维护了一种文学精神，表现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十分深邃的社会学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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