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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验我想出来的学习程序，我特别到台北汐止中学教了一年国文。我使学生终于找到“意见”，能够产生“意见”是一次跃升，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开了窍，然后再教他们发挥意见。实验期间我在《自由青年》开了一个专栏叫做“讲理”，体例仿照夏丏尊的《文心》，专讲议论文的写法，这是我和夏老最贴近的一次。后来出版单行本（一九六三），居然畅销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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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本书里加入了社会背景。它的影响大，数不清的反映由各校国文教师而来，都说他们的学生打通了思路。在我的心目中，《文路》培养感性，《讲理》培养理性，那时台湾渐渐显出它是一个缺乏理性的社会，我很耽忧，我列举社会上流行的偏见，一一列为作文的大忌，我自己期许，《讲理》并非仅仅教人作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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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刘真院长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他本是“立法委员”，“立委”和国大代表、“监察委员”都是“国会议员”，国府撤退到台湾无法改选，他们一直连任，民间称为“万年国会”。他们养尊处优，享有特任官的待遇和福利，刘真先生舍弃“金饭碗”，甘愿担任待遇菲薄、任期无定、上级管束、民代掣肘的教育行政，当然有他的抱负，他作了多项划时代的兴革，为了辅助语文教学，他大大地使用了“中国语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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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厅长仿照美国政府的做法，教育厅和民间学术团体签约，政府出经费，民间出人才，共同去做一件事。他使全省的中学小学加入“中国语文学会”做团体会员，交纳会费，享受各项服务，包括赠阅月刊，学会有了固定的财源。他又补助学会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学会用这笔钱买了一栋房子，有了固定的会所。月刊这才走出筚路蓝缕的阶段，大有作为。赵友培教授实际主持会务，他勇于任事，果然不负刘厅长所托，履行合约，事事落实。拿“中国语文学会”和“中国文艺协会”比较，学会是“春秋谨严”，协会是“左氏浮夸”。有了“中国语文学会”，有了刘真，赵友培这才尽其所能，如其所愿，他并且改换了治学范围，成为一位文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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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许多人说现代人没有时间看冗长的东西了，长篇小说是“看守仓库的人所读的书”。青年朋友都想写短篇，从技巧方面说，短篇比长篇更难，我虽然没写出“好看”的小说，但是阅读甚勤，揣摩甚久，我和小说的关系，近似鉴赏家和美术的关系，琴师和“角儿”的关系。我在《中国语文月刊》上写了一连串“短篇小说解析”，每期转载一个短篇，逐段加上注解，说明作者的匠心所在和读者的趣味所系。短篇小说的形式变化无穷，探究起来也趣味无穷，读者反应热烈，可是因为版权问题，没能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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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学会”和“教育厅”合作期间，学会接受委托，辅导中学小学的国语国文教学。这是一件劳苦繁重的工作，先是由王寿康、赵友培两位教授担任，他们自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一月，在教育厅督学的陪同下，看遍全省所有的中等学校（包括职业学校）和一部分小学，王教授中途病倒，何容教授接替。他们旁听教师讲课，看学生的作文簿，读学生办的壁报，对师生演说。重头戏是邀集国语文教师座谈，讨论怎样改进教学，解答教学时遭遇到的难题。他们等于是一座活动的国语文教师进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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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辅导行程漫长，节目紧凑，往往夜晚下榻旅社，第二天早晨投入工作，沿途不但车马劳顿，而且有时在山路和泥路上步行。那时许多学校没有冷气，座谈时问答热烈，挥汗如雨。许多学校没有扩音器，或者扩音器突然损坏，演讲要凭自己一股中气、一副好嗓子。旧日的同事、学生还有慕名者接踵探访，晚上也难好好地休息。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黎明，王寿康教授忽然不能说话，经医生诊治恢复，这大概就是“小中风”，也叫假中风，这是“中风”的前奏或警告，他提前结束辅导，回台北休养，“真中风”还是接着来了！一病卧床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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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寿康先生是一个谈吐幽默的大汉，那时台北街头常有基督徒劝行人信教，寿老告诉他们“我信国语教”！他一生提倡标准语音，是台北《国语日报》的创办人之一，常常勤奋工作，忘了休息，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有兴趣的事不累，没兴趣的事不做！”他曾说：“我做学生的时候，学生怕老师，我做老师的时候，老师怕学生。我当儿子的时候，儿子怕老子，我做老子的时候，老子怕儿子。我做老百姓的时候，老百姓怕军人，我做军人的时候，军人怕老百姓。”几件具体的小事透露世局变迁，富有喜剧趣味。我们都爱听他谈天，疾病到底是什么东西？竟叫一位益人益世的演说家从此失去语言能力！我反复玩味成语，“天道难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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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刘真厅长辞职，任期五年有余。文教界一片诧异之声，他的政绩何其多，而任期何其短也？依我体察，他下台早正因为做事太多，那年代国民党确实励精图治，但是有个奇怪的现象，谁做事太多谁倒楣（与此平行的现象是，哪一首歌太流行哪一首查禁）。例证甚多，不便列举。这个有趣的现象，有待熟悉帝王心理、统驭艺术的人为我们钩沉照明。后来刘先生常用两句话勉励我写作：“文章千古事，做官一阵风！”此中语意或许我们不能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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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史的角度看，刘真厅长是个振衰起弊的人物，曰衰曰弊，要从内战溃败大陆不守说起。想当年多少党政人士，冒死追随政府来到台湾，总得有个地方吃一碗饭，仓促之间尽量向教育界安插，你是外省人，总可以教国文吧！教科书里的文章你都念过。你做过机构的首长，去做小学校长吧！校长无须签到签退，“至少还有个工友打洗脸水”，勉强维持“首长”的生活方式。政治忠贞并非专业优秀，加上政府财政困难，待遇很低，对教师“待之如牛马，所望有过于圣贤！”（凤兮的话）积习积弊，层层叠叠。刘厅长夙兴夜寐，仆仆于台中台北之间，一步一步造势解结，我读他在“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口述历史，只见到荦荦大者，像环岛辅导国语文教育，他就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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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长换新，“中国语文学会”和教育厅合作的项目一一期满，《中国语文月刊》的经费逐渐捉襟见肘。赵友培是创办人，面临历史断续的压力，他是发行人，面临刊物品质和风格的压力，他是社长，面临“一天开门七件事”的压力。他用尽心力，没有停止对教师服务的项目，没有克扣作者的稿费，没有减少月刊的页数期数，每期出版后照样寄给全省中学小学。他的两颊更瘦，两眼也更明亮，也许这就是“燃烧自己”的形象吧？他的工作团队也无一人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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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台湾第一家电视公司开播，一九六九年，台湾第二家电视公司开播，一九七一年，第三家电视公司开播，台湾进入电视时代，教育除了“语言思考”又增加“映象思考”的要求。“中国语文学会”一向“推广儿童文学”，奖励过多位作家，顺应时代向外开展，联合文艺或教育团体，每年举办新时代儿童创作展览，参展作品以图画和作文共同呈现内容，低年级看图作文，高年级看文作图。学会财力拮据，没有高额的奖金，以评审委员的成就声望和隆重的颁奖典礼提高那一张奖状的分量，“奖”毕竟以物质意义为轻，学校和学生都以得奖为极大的光荣，我出国的时候（一九七八）办到第九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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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以前，我全程参与学会和月刊的工作团队，这样切切实实“为大于微”的人民团体很少很少，秉持初衷不沾红尘的私营刊物，也只有这一家能持久。一九九二年赵友培出国依亲养病，把学会和月刊都交给“守护神”刘真，赖刘先生的声望永续，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语文月刊》已出版了六百期，迈入第五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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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特务的隐性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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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台湾号称恐怖时期，特务用“老鹰扑小鸡”的方式工作。后来说不清由哪一年开始，就算是六十年代吧，特务改为“鸭子划水”，虽然仍在戒严的威权之下，气氛轻松了许多，应该说这是一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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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感受而论，那些识字很少的工友司机，每天只看黄色新闻和武侠小说的办事员，大嗓门的转业老兵，好像都停止活动。很好很好，他们十年辛苦不寻常，也该休息了，靠他们做眼线，都是老花眼，近视眼，青光眼。咱们这些釜底游鱼不怕看，只怕你看走了眼，不怕听，只怕你听错了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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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特务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他们十年不眠不休，该掌握的资料，该了解的情况，该布建的网络，应该都有了成就。一位特务仁兄对我说过，“你有几根骨头我们都数过好几遍了！”很好很好，骨骼的数目和位置不会改变，以后还要再摸再数吗，你们去多摸几圈麻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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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我仍是“中国广播公司”的职员，我的工作中心却转移到《征信新闻报》（今《中国时报》前身），我在台北市大理街那一排暑气蒸腾的台式老屋里游走的时间多，坐在公园路装了冷气的那栋小洋房里的时间少。发行人兼社长余纪忠先生显现强人的风格，报社里当然有安全人员，但是没有“安全室”的牌子，更没有听说谁接到安全室的条子：“请来本室一谈”，搜抽屉拆信件盘问来客，绝对没有发生过。据说余先生坚持新闻文化工作要排除情治人员的公开活动，他坚持要用另一种方式，他居然说服了那些治安首脑。在这方面，他的报社算是一片干净土（眼不见为净）。在余老板的父权阴影下，每天员工上班无声走进，埋头工作，下班悄悄离开，气氛清冷，没有人高谈阔论，没有口舌是非，没有朋党圈子，也没有特务发酵所需要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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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看注解，“小人”指的是老百姓，特务一客气，人民大众就有些“放肆”。朋友见面彼此相戏，把“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改成“间谍就在你身边！”一字之差，指涉换位，彼此大笑。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亲友久别重逢问候一番，“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市井流言：“台北市十个女人中有一个娼妓，五个男人中有一个是特务。”五人一同喝茶，一人指着自己说：“我知道我不是特务，那么你们四人中间必有一个特务。”（事实上其中还真有特务呢！）特别胆大的人扮演五分钟的英雄，当着众人对单位里的安全人员说：“老兄，别让我们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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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小细胞的锋芒尽掩，反应迟钝，看上去很像白金汉宫大门口的卫兵，姿势笔挺，色彩鲜明，任由顽童戏弄。当然，你说过什么，他们会记下来、报上去，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即的危险”，我们这些在副刊上写“小方块”的人也就忘其所以，见缝插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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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并没有整天睡觉，阳刚阴柔，二气同源，你在做，我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不报，时辰未到。”他们培养细菌（制造瘟疫？），我们玩世不恭（以身试法？），双方都是在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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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象显示，一切调查工作仍然在暗中进行，只是深藏不露。我在文星书店出版《人生观察》，校对时把“共匪”一律改成“中共”，校样寄回去，书店一直没有收到。史学教授黎东方对我说，他演讲的时候使用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讲演中有没有引用“总统蒋公”说的话，引用了几次，听众中间都有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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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为退役军人开办了一个节目，派我担任制作人。我读书发现左轮手枪是一个退役军人发明的，第一把左轮是用木头刻成的。对退役军人来说，这岂非很好的话题？节目播出后，“警备总部”马上派员访问节目主持人，把播稿拿回去研究。中山堂公演京戏，招待国民大会的代表，警察出动管制交通，有一行人问警察为什么不许通行，回答是“代表要看戏”，那个人立刻反问：“看戏怎么还要别人代表？我们自己可以看啊！”我觉得此人有趣，写进我的小专栏，立刻有人检举我“煽惑群众直接行动”。这一切都不声不响夹在档案里，像驾驶执照违规记点那样慢慢累积，有一天会恶贯满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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