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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美楼也是鲁迅喜欢的“八大楼”之一，原名致美斋，坐落在北京繁华的前门外煤市街。鲁迅到北京的第一场饭局，即1912年5月8日，就“夜饮于致美斋，国亲作主”。同一年的8月31日，“晚董恂士招饮于致美斋，同席者汤哲存、夏穗卿、何燮侯、张协和、钱稻孙、许季黻”。此楼开业于明末清初，原是一家姑苏风味菜馆，后来，乾隆皇帝御厨景启应聘任首席厨师，使致美斋的菜点集南北烹调之精、汇御膳民食之粹而名噪一时。其著名菜品有“四吃活鱼”，就是一条活鱼做出4种吃法：头尾红烧改清煮做汤；中段鱼身，从中间鱼骨劈成两片，一片糖醋，一片糟熘；鲤鱼的鱼籽营养丰富，可单另红烧。清同光时人魏元旷著《都门琐记》谈到致美斋名肴时说：“致美斋以四做鱼名，盖一鱼而四做之，子名‘万鱼’，与头尾皆红烧，酱炙中段，余或炸炒，或醋熘、糟熘。”此楼所制萝卜丝小饼及焖炉小烧饼以油和面烧成，其酥无比。秋季月饼与其他处不同，既大且厚，其馅丰腴，至少有十三种之多。张元善的《我与二百年老店》中说道：“致美斋尤擅面点，雪花龙须面、烩杠头、萝卜丝饼、银丝卷都为大众所称道，这些菜点至今都有所保留。”民国学者刘叶秋对致美斋的服务态度热情赞扬：“致美斋不仅肴馔精美，服务态度也非常好。无论掌柜、伙计都很和气，总以笑面相迎，殷勤相待。入座之后，先沏一壶茶，容你喝茶休息一下，然后来请点菜。饭罢，伙友又提来开水冲茶，仍可品茗闲谈。如果还有余兴，可以向伙友要一把胡琴来，唱唱京戏，人家也不厌烦。三十年代，致美斋的一位老掌柜（已不忆其姓名），谈吐不俗，很有风趣，喜欢给人相面。我不信星相，却喜欢听他清谈，遇到熟人，只要他不忙，必来陪坐，还要上一道‘敬菜’，如烩乌鱼蛋之类，以示亲热，这是不收钱的。所以‘吃致美斋’，真有宾至如归之感。”（《致美斋话旧》）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中，提到1926年留学回国，待到北京前门东车站后，急不可待地“乃把行李寄存车站，步行到煤市街致美斋独自小酌，一口气吃了三个爆肚儿……吃得我牙根清酸。然后一个青油饼一碗烩两鸡丝……”还兴致勃勃、无限回味地说：“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余年犹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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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楼”之外，略小一些的饭馆有西吉庆、海天春等，这两个饭馆都在宣内大街上，离教育部不远，也是鲁迅常吃午饭的地方。这些饭馆经济实惠，生意很好，并对熟客提供各种方便，如吃完饭写折子，不用付饭钱，定期统一结账；或者讲好伙食标准，几菜几汤多少钱，包月计算，十分灵活。鲁迅就曾在海天春包过饭，1913年9月4日记：“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包饭才吃了半月时间，9月18日就有了微词：“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可见鲁迅、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四人在海天春包饭，沈商耆任财务总管，每人每月五元，吃了半月便吃不下去，于是每人退了一半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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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轩也是一家比较重要的二荤铺。有学者说“鲁迅中午还常拉着陈师曾、齐寿山也去西长安街一家名叫龙海轩的小饭馆去吃”，这是不确的。其实鲁迅在这家饭馆只吃过两顿饭，且两顿饭都与他买房有关：1923年12月2日，星期休息，“午在西长安街龙海轩成立买房契约，当付泉五百，收取旧契并新契讫，同用饭，坐中为伊立布、连海、吴月川、李慎斋、杨仲和及我共六人，饭毕又同吴月川至内右四区第二分驻所验新契”。1924年1月12日，“午后同李慎斋往本司胡同税务处纳屋税，作七百五十元论，付税泉四十五元，回至龙海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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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海轩的拿手菜是软炸肝尖，是鲁迅很喜欢的下酒菜。这道菜将猪肝上部切成片，用盐、料酒、味精腌制片刻，然后挂鸡蛋糊，再用七八成热的花生油炸，在表面的糊刚刚凝固的时候就捞出来，加热锅里的油至沸热，再把肝尖放下去炸，两次炸制后，肝尖外酥内嫩。这道菜现在已经成了北京著名的家常菜，广和居、同和居这样的大餐馆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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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小饭庄，从“和记”这样的大排档到“八大楼”这样的高档饭庄，鲁迅在日记中给后人留下了文献般珍贵的美食地图和市井风情，堪可宝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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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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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夜饮于广和居——“北漂”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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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1912年5月初随教育部从南京北迁到北京供职，到1926年8月离京南下赴厦门教书，在北京共生活了14年，当了14年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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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鲁迅去广和居吃饭次数最多。据笔者依鲁迅日记不完全统计，有68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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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912年5月5日抵达北京，第一夜宿于长发店，第二天移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绍兴会馆），被三四十只臭虫驱赶至桌子上睡了一夜。绍兴会馆距广和居很近，为鲁迅常年光顾提供了便利条件。第三天稍事安顿后，鲁迅即去广和居报到，日记载：“夜饮于广和居。”至于是独酌还是与他人共饮，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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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从绍兴会馆出来后，去广和居吃饭，走的是哪条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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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和居在北京宣外菜市口北半截胡同南头路东，绍兴会馆在南半截胡同北头路西，与广和居处在一条平行线上，可以说几乎是门对门，但由于胡同岔开的关系，要绕几十步路。这是因为北半截胡同到了南头之后，左右岔开成为两条胡同，像一条裤子，向东南的一条通向裤子胡同，向西南的一条通向南半截胡同。所以从绍兴会馆去广和居，要绕过“裤子”分岔处的三角，多跑几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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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各大饭庄，大多经营北方菜，南方风味的菜馆极少，但广和居菜品却以清淡取胜，最擅长的是南味。清末诗人夏孙桐有诗专门写广和居：“不为珍错竞肥甘，春韭秋菘味自醰。”晚清官员、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一生精于馔食，他在一封短札中，将广和居的菜比作清初杰出诗人王渔洋（王士祯）的诗。如此看来，广和居的菜品，应当更近于江浙一带口味。鲁迅常来此处，自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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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和居当年还有一项方便顾主的业务：可以派伙计提着食盒把菜肴送到主顾的住处，即送外卖。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有时客人来了，临时添菜，就叫广和居送来。周作人1917年到北京后，陪同鲁迅在绍兴会馆住过两年，他在《补树书屋旧事·茶饭》中对此略有记载：“饭托会馆长班代办，菜就叫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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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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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虽然对广和居的盘碗略有微词，“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饭总是行了，擦过了脸，又接连谈他们的天，直到半夜，佣工在煤球炉上预备足了开水，便径自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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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和居的高档菜也有烩海参、烩鱼翅、糟熘鱼片、炒虾仁等，但却不是20世纪初和周氏兄弟一样的“北漂”一族所敢问津的。广和居同时经营着一些熘丸子、炒肉片之类廉价的家常菜，正是这些家常菜，留住了外省青年的胃。多年之后，广和居竟然要沾这些民国外省青年的光，需要仰仗他们的声名才能更好地发展——很多人，包括很多日本人，去北京寻访广和居，都是因为“它是鲁迅当年吃过饭的地方”。历史常常包含着意味深长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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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2至1924年，鲁迅12年间在广和居吃饭共有68次见于记载，其中1912年24次，1913年20次，1914年4次，1915年8次，1916年6次，1917年2次，1918年0次，1919年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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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一家移住北京城北八道湾11号后，因路途遥远，鲁迅从此基本就不去广和居了，至其1926年离开北京前，只去过两次。一次为1923年4月16日参加张凤举送爱罗先珂归国的宴会；一次是1924年6月30日访孙伏园时，与孙伏园、钱玄同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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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鲁迅在广和居吃饭不会仅限于上述68次记载，只是由于作者失记，笔者目前可资依据的，只能是这68次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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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68次饭局，或鲁迅做东，或朋友做东，或AA制。“甚醉”者一次，“颇醉”者一次，“小醉”者一次。鲁迅与季巿（许寿裳）一起吃饭30次，与钱稻孙一起吃饭14次，与许铭伯（许寿裳的长兄）一起吃饭13次，显示出了与这3人非同一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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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京城士大夫聚会，大型的文酒之会一般都在法源寺，日常聚会则喜欢选择广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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