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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重光葵的态度复杂一些。一方面，他是日本的外交官，政治上自然以维护日本扩张主义为主。但另一方面，他在对华策略上追随的是当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主张协调外交，反对采用武力强权的粗暴行径。“一·二八”战前，重光也曾试图阻止用蛮干方式解决问题，而战争就在他被召回日本期间发生了。王锡荣先生撰文认为：“虽然他战后也参加了‘祝捷大会’并被炸断腿，但是在1933年，从他作为日本外务省次官，为三义塚题诗的态度中，却可以看到他对日方挑起这场战争有所保留的态度。”（王锡荣《那些与鲁迅交往的日本人》，《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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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特别是鲁迅与日本人杯盏间的交往，是鲁迅文学辐射力和自身影响力的组成部分。这些交往，给鲁迅带来过欢悦，也带来过困惑与隔膜。诚如王锡荣先生所言：“这些既是鲁迅生活的一部分，又给鲁迅带来了很多羁绊与灾难，鲁迅与日本人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但鲁迅始终是鲁迅，他始终以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方式，回答人们的一切理解与不理解，友好与猜疑，甚至攻击和污蔑。有人说鲁迅如果活到1937年以后，他可能躲不过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了解了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史，我想足以打破那些隔膜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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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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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公宴太虚和尚——只是平平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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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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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厦门南普陀寺“无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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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太虚大师、鲁迅、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僧俗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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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21日鲁迅日记云：“晚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亦以柬来邀，赴之，坐众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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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饭局的重要性在于，由于鲁迅的记述，民国四大高僧（另三位是虚云、印光、弘一）之一的太虚和尚形象饱满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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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和尚（1889—1947），俗姓吕，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近代著名高僧，佛教改革运动中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被目为佛教新派代表人物，曾任中国佛教总会会长等职。民国初年，先后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任《佛教月刊》总编辑，倡导“佛教复兴运动”，改革旧的僧团制度。民国三年（1914）转入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两年潜修佛学，印光法师特来为他封关，他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日有常课，法学精进。出关后即赴中国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创设“觉社”。太虚和尚创刊的《海潮音》目前仍在台湾发行，为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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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太虚和尚38岁，应汪大燮、熊希龄等发起的北京讲经会之请，在北平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四十二章经》。又应京中教育界所组的佛学研究会之请，讲《佛法概论》。是年8月20日赴新加坡弘化，10月18日回国过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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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太虚和尚在厦门的情况，一位当年在闽南佛学院求学的学生林子青曾作《太虚法师初到厦门之回忆》（《内明》1987年第185期）。据林先生回忆，1926年秋天，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法师得到太虚和尚归国要途经厦门的消息后，立刻和当时南普陀寺方丈兼闽南佛学院创办人会泉法师商量，迎接太虚法师。他们组织了以闽南佛学院的师生和南普陀寺的全体僧众为主力，加上厦门大学少数师生，以及厦、鼓各佛教团体、居士、寺庙僧众，组成的庞大的欢迎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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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德加大轮经过厦门，南普陀寺的会泉、转逢、常惺诸法师和厦门名医王极邦居士等登轮迎接太虚法师。太虚法师先上鼓浪屿日光岩休息，然后乘事先租好的一艘小型电船到厦门市区。10月20日早上秋高气爽，厦门万人空巷，鲜花被抢购一空，人人争睹这位“生佛”的风采，道路拥塞。欢迎太虚法师的行列，以漳州南山学校的军乐队为先导，一路由居士散花，鞭炮声震撼着厦门大地。“只见法师身穿一件黄色僧袍（海青），看来只有四十上下，步履安详，露着微笑，向周围群众合十致意。他眼上架着近视镜，嘴上留着八字胡，从容不迫地走上岸来。预先布置在岸边的鞭炮齐响，把码头上的欢迎气氛推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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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1889—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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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普陀寺背山面海，巍巍五老峰壁立千仞，其下是七堂伽蓝，参差错落，自然形成一座鹭岛名山。清初靖海将军施琅自台湾班师，重修普照寺，供奉观音菩萨，改称南普陀寺。乾隆时某名士曾题一联云：“沧海临门，风引慈航个个；层峦倚壁，泉飞法雨丝丝。”很像一幅美丽的南宗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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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入寺时，钟鼓齐鸣，香烟缭绕。他在庄严雄伟的大殿礼佛后，接受学僧大众的敬礼，然后被安排在南普陀寺西北角最幽静的一间关房中。这间关房清净庄严，两年后弘一法师到南普陀寺来，也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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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和尚到达厦门，这在当时是很引人瞩目的大事。1926年10月20日，鲁迅致信许广平，自然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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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于是佛化青年会提议，拟令童子军捧鲜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华”之意。但此议竟未实行，否则和尚化为潘妃，倒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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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佛化青年会”全称“闽南佛化青年会”。潘妃是南齐东昏侯的妃子，东昏侯为讨潘妃欢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齐本纪》）。鲁迅用这个典故一方面是讲笑话和许广平逗乐，一方面也延续他对厦门的种种不屑，当然也不排除他在自己喜爱的女人面前炫耀学识的可能，倒也并没有对太虚和尚不恭的意思。从林子青先生的回忆看，童子军捧鲜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华”之意的提议并不是“竟未实行”，而是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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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0月20日下午所写之信，信于次日即21日上午发出后，“不料下午就接到请柬，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并邀我作陪，自然也还有别的人。我决计不去，而本校的职员硬要我去，说否则他们将以为本校看不起他们。个人的行动，会涉及全校，真是窘极了，我只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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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南普陀寺柬邀厦门商学各界领袖，在南普陀大殿举行欢迎大会，大会由常惺法师主持，厦门商会会长代表各界致欢迎辞。欢迎辞是当时闽南佛学院副院长觉三法师执笔，内有“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天帝洒扫，玉宇无尘”等句。继请太虚法师讲话，由厦门大学哲学系学生林藜光译成闽南语。欢迎大会之后，在南普陀“无我”堂举行隆重的宴会。从各类记录看，鲁迅并未参加当天的欢迎大会，只是参加了宴会。其他应邀参加者有厦大校长林文庆，教授孙贵定、沈士远、庄泽宣、顾颉刚、陈定谟、罗常培、缪子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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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素宴，鲁迅在10月21日灯下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他首先谈及对太虚的印象：“罗庸说太虚‘如初日芙蓉’，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只是平平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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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庸（1900—1950），字膺中，北京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当时任北京大学讲师，并在女师大兼课，一生潜心佛学，造诣精深，1925年曾从太虚游，编订了太虚大师的演讲录《四十二章经讲录》（太虚于1926年6月在北平社稷坛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