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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到中山大学任教，是已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邀请的。许寿裳19日到广州，在旅馆中住了一夜，第二天鲁迅从香港演讲回来后，即安排了这次饭局，同时迎他往中山大学的旧式建筑“大钟楼”同住一室。许寿裳在该校讲授教育学和西洋史。在与鲁迅再度共事的这段时间里，如前所述，他们和许广平常一起下馆子、喝茶、看电影，豪兴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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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鲁迅住在中山大学来客频繁，影响工作，故在校外觅房。3月29日偕许寿裳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并分一间房子给许广平居住，以便做助手的工作和代为料理生活事务。白云楼“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鲁迅和许寿裳都“以为课余有读书的环境了”。他们一直同住到6月5日许寿裳离开广州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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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说：“我对于广州的印象，因为是初到，一切觉得都很新鲜，便问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现在成为革命的后方了，这不免是灰色的。我听了很受感动。”（《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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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一生相交的朋友中，许寿裳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和同事，前者比后者小2岁，两人相识相交长达35年，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先是许寿裳介绍鲁迅先后到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教育部工作，又同时因女师大风潮被教育部免职，后来是鲁迅介绍许寿裳到中山大学任教。二人谁也无法离开谁。他们的关系，“平时有似兄弟怡怡，十分友爱。偶或意见不合，鲁迅就会当面力争，而许先生不以为忤，仍友好如故，有时彼此作绍兴土音说话，说到会心处会大笑”（许广平语）。鲁迅与许寿裳亲如兄弟，同仇敌忾，无患得患失之心。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无论多忙，看到许先生来，也必放下，好像把话匣子打开，滔滔不绝，间以开怀大笑，旁观者亦觉其恰意无穷的了。在谈话之间，许先生方面，因所处的环境比较平稳，没什么起伏，往往几句话就说完了。而鲁迅先生却是倾吐的，像水闸，打开了，一时收不住；又像汽水，塞去了，无法止得住；更像是久居山林了，忽然遇到可以谈话的人，就不由自己似的。在许先生的同情、慰藉、正义的共鸣之下，鲁迅先生不管是受多大的创伤，得到许先生的谈话之后，像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心境，忽然平静宁帖起来了。”这其中有同乡之情，有同窗之谊，更有兄弟之情。许广平叹曰：“求之古人，亦不多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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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推入血泊。很快，广州也陷入白色恐怖。15日，蒋介石命令在广州实行戒严，由钱大钧任“戒严司令”，调遣军队向共产党各机关进攻，屠杀共产党员、工人、进步青年三千多人，中山大学许多革命师生亦被捕、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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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离开笼罩着‘铁窗斧钺风味’的军阀统治的北方，奔向南方，万不料落入了更坏的处境，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下又有‘缧绁之忧’了。”（［俄］波兹德涅耶娃著《鲁迅评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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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鲁迅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许寿裳是追随鲁迅到广州的，见此情形，为支持鲁迅，也跟着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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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先生的行为，让我们想起了古代的义士。此前在北京，鲁迅被章士钊非法撤职，许寿裳就和齐寿山毅然辞去教育部的工作以示抗议。这次在中山大学，又以辞职的形式声援鲁迅。“与鲁迅同进退，正是凛然大义所在的又一次表示。”（许广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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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后，许寿裳由于在北平公务繁忙，不能赴上海奔鲁迅之丧，禁不住失声恸哭。据他后来说：“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许寿裳在唁电中说：“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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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赠许寿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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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曾说过：“我和鲁迅生平有35年的交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关怀，不异于骨肉。他在我的印象中，最初的而且至今还历历如在目前的，乃是40余年前，他剪掉辫子后的喜悦的表情；最后的而且永远引起我的悲痛的，乃是10年前，他去世两个月前，依依惜别之情。35年之间，有20年是晨夕相见的。每次相见，他总是名言百出，机智疾流，使我得一种愉快的经验，恍如坐在春风之中。这种愉快的经验，追忆起来，实在是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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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许寿裳交往至此，在现代文学史上，绝无相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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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19日，许寿裳在日记中写道：“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弥深怆恸。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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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回头看1927年2月20日的这次饭局，就会更加深切地理解弥漫在饭局之间的怡怡兄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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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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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陶乐春的午宴——持酒一瓶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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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8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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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陶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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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许广平、国木田及其夫人、金子、宇留川、内山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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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2日鲁迅日记云：“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国木田君及其夫人、金子、宇留川、内山君，持酒一瓶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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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饭局做东的郁达夫（1896—1945），原名文，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前期主要成员之一。1923年秋至1925年初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鲁迅同事。1925年、1926年在武昌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任教，其间返京度假时都往访鲁迅。1926年底在上海负责创造社出版部工作。1928至1929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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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次饭局，同日郁达夫日记载：“中午在陶乐春请客，到了鲁迅及景宋女士，与日本的本间久雄氏、金子光晴氏、国木田虎雄氏与宇留河氏。午膳毕后，又请他们去逛了一趟半淞园。回来在小有天吃晚饭，到日本人五十多人，总算是极一时之盛了，闹到晚上的12点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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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夫妇这天在陶乐春设午宴，是为了欢迎来华访问的日本文化人，其中有诗人金子光晴、画家宇留河太吕、中国文学研究者国木田虎雄等人。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饭后，鲁迅将一瓶没喝完的酒带回家去。大约郁达夫忙着接待日本朋友，饭后又去逛上海城南“剪取吴淞半江水”的半淞园，无法携带这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