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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金耀基先生的《海德堡语丝》里写到韦伯，说韦伯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他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个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绝望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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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如果是一个正常、开放的舆论环境，一个学者有能力两边都做。像美国的乔姆斯基，是MIT的教授，是极好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个积极的公共领域发言者。但是，在中国就有一个麻烦，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比较多，社会话题需要人去讲，所以一个人一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以后，很难安下心来再做自己的专业，也很难选择可以讲的话题。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好像都很难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专业研究，而且，他的专业研究好像跟公共话题有点脱节。我觉得两者还是有关联比较好，这样，你说话的可信度就更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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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但是慢慢地，好像中国学界很多人都有这种界线，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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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现在中国的舆论环境是这样的，压力很大。一个人一旦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所有的人都要求他不断地发言：医患关系你也得讲，税收问题你也得讲，治安问题你也得讲。我们看，有多少人什么都懂啊？可一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报社、电视台会着急忙慌地对他进行访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你对那个问题怎么看？我也曾碰到这种事情，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不懂。比如说，你要我讲税收问题，我就真不懂。经济现在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这个问题我也不懂，因为我不能凭感觉，我拿不出证据来。所以，我希望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有自己的专业背景在支持他的公共话题，而专业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应该有对公共话题的关切能力。现在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太公共了，有些专业知识分子又太专业了。这个是在象牙塔里，那个是在广场上，为什么象牙塔里的人不能伸出头去看看广场，广场的人为什么不能够静下心来回到象牙塔去坐一坐呢？所以，有时候我真佩服余英时先生，他那么大年纪，一旦要研究学术，就坐在那里进入思考和写作，定力好极了。可是，他也经常发言，谈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问题。我跟他聊天，就觉得他的重心当然是在学术研究，可是像他那样在这么多关注目光下的学者，仍然能静下心来坐在树林里深思和写作，这是真了不起的。可是，我们很多朋友一旦破门而出，就不再回到那门里头去了，好像学术生涯就到此为止了。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成天在广场，所以还是借着学术研究说两句话，比较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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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求学至今，你所经历的时代，是不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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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我是1950年生的，“文革”的时候我已经成人了，已经十六岁了。这六十多年，我当过知青，当过工人，也当过学生和教师，走过很多地方，也到过不少国家，看到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得非常快。在眼花缭乱的变化中间，我的所见所闻、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对我理解中国现状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有人要说“文革”还有可取的地方，我绝不会接受的，这是因为我在“文革”那十年里面，经历过很可怕的岁月，从很多历史资料里面，我也认识到那个时代是很可怕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能够活生生地跟自己的生活经验脱节，把那一段原本是亲历的历史变成一个抽象的文本，会说“文革”时代人人平等，道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我绝不能赞成。又比如说，我也经历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确实，市场化速度加快了，带来很多问题。但我绝不会认为问题都要归咎于这个市场化进程，不会认为全球化就是一个坏东西，因为我们能体会到中国的变化，改革、开放、全球化，你不能够完全否定变化的意义。现在时髦的是，对全球化、现代性进行批判，好像万恶之源就在这里，那我不赞成，因为我亲历历史，见过沧桑。我理解全球化带来很多新问题，但我要强调全球化也是一个文明过程，尽管它会损伤文化遗存，但你必须得接受它，在接受适应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特别的文化传统。所以，对于历史的理解，我们在这时代有很多经验，我们不可能隔断或者舍弃这个经验，这种经验很重要。比如我跟美国学者讨论当代中国，美国学者因为远离中国，这六十年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些资料、一些文献而已，跟我们的看法就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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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这种亲身经历会不会投注到你自己的研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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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肯定会有，即使再理性也避免不了。比如说，我在苗族地区生活过，我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了解。我在贵州生活了十七年，那个地方不是中心，改土归流虽然很久了，但文化与中原相比仍然有特别的地方，所以我对民族、边缘、特殊性会有关心。我对边缘的关心也会带到我的研究里面。我对主流文化传统的修正性叙述，也跟我长期在边缘生活有关。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研究思想史的人，很多人都强调儒家这个脉络，儒家变成了中国思想史的绝对主流，可是我不会这样看，一方面缘于我对佛教、道教做过研究，另一方面缘于我在贵州苗族地区生活过很长时间。我知道，儒家传统并不是笼罩一切的。高行健写《灵山》，把边缘的、民族的、佛教、道教的东西写进去，重新展示一个另类中国文化图像，我很能理解他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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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学者如果身处在大变动的时代，将切身经历甚至是切肤之痛写入自己的研究里面，往往另有一番深刻的见解。我最近在看萨义德的回忆录《格格不入》，他远离自己的祖国，到了美国就有所谓“格格不入”的感觉，他在美国独特的心灵体验，使得他的研究跟别人的论述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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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当然，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他有一个想象的历史中的祖国，有一个现实的非常艰难的巴勒斯坦国，但是他又生活在支持犹太人的美国，还在主流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的心灵中当然有很多纠缠的问题。所以，他的《东方主义》这本书，实际上跟他个人的处境、个人的关怀都有很大关系。如果他不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可能不会意识到那种强势文化对异文化的塑造、扭曲和想象是多么厉害。同样的道理，现在好几个中国人熟悉的后现代理论家，都来自印度、伊朗，比如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这种经验使他们特别容易亲近后殖民理论，跟他们的经验、跟他们对“根”的想象有很大关系。个人经验当然会带到学术里面去，所以，我从来不说人文学术是人文科学，而是说人文学科，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是有各自立场、有文化背景、有观察角度的。尽管我们强调应该有普遍共识，有世界性的共同知识，应该有一个共通的学术尺度和价值标准，彼此能够沟通，但是，我们也不否认这种个别经验有时候是很有用的，正是因为众声喧哗，才能够很好地构成一个人文学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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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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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周振鹤 求真是学术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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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周振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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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生于厦门。1958至1963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矿冶系；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著有《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西汉政区地理》、《体国经野之道》、《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长水声闻》、《随无涯之旅》、《余事若觉》、《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等，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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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周振鹤教授有几万册藏书。他有一套房子不住人，专门放书，在复旦大学的研究室也是到处都放着书。“读书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就跟我喜欢买书是一种行为艺术一样。”他说，“很多人说：你这些书看得完吗？其实书是肯定看不完的，但是你看着喜欢，就想买，买了即使看一点都是好的，以后你可能想起其他事，用心查这些东西，就会记得在哪一本书看到过，再拿来对照一下。一个人一辈子如果不读书，好像生活不完整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过去，要吃饭、睡觉、工作，还得有其他的消遣，读书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到现在还是喜欢读纸质的书，电子版的书只用来查，不用来读。读书是好玩的事，做学问也是，你要不觉得好玩，就没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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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周振鹤在厦门鼓浪屿出生。他的母亲是厦门人，父亲是无锡人。在中学时，周振鹤每天上午上完课，下午的课很少，中午在学校里吃完饭就把作业做完，到一点多钟就玩去了，或者捧着一本小说看。到中学结束时，他已将中外的重要古典名著都差不多看了。周振鹤说：“中学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现在的中学生没有时间看书，不停在做那些没完没了的题目，并不是为了提升智力，而是为了竞争，为了考进好的学校。所以中国的学生跟外国的学生是相反的，外国的高中可能很轻松，到大学是拼命的。中国高中是拼命的，到大学里头就睡觉。我觉得这种教育完全是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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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振鹤参加高考时，正值反右之后，父亲已被划为右派，而且成分不好，因此只能被录取在比较艰苦的矿冶系采矿专业（实际上是采煤专业）。当时并不依高考成绩定录取，而是根据所毕业中学上报的适宜录取（其中还分宜录取机密专业或一般专业分档）、不宜录取的学生名单来决定取舍。其时又逢“大跃进”，福建省历来是输出考生到全国重点大学的生源大省，但当年却留住了许多考生，准备开办一所工科大学。学生招了，但学校还没有影子，所以将这些学生寄读于厦门大学。此前，周振鹤一直对建筑感兴趣，觉得好的建筑就跟好的乐曲一样，能够让人荡气回肠。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年半后，矿冶系合进新办的福州大学，他就到福州大学又读了三年半。厦门大学有好几位老师给周振鹤留下深刻的印象：物理学的老师很幽默，到学期结束时说：大家可以对我的课提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包括老师脖子很长也可以说。有一次周振鹤到图书馆去借书，看到这位物理老师在借外文书，一看却是马克·吐温的原版小说。又有一位俄文老师原来是教英文的，周振鹤到他家去拜访过，看到他家里有一整套第十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便问老师希腊文明史上犬儒学派是什么意思。老师就把《大英百科全书》拿一册下来，边看边将答案告诉了周振鹤。这些小事都让他印象极为深刻。在厦大，他的基础课学得很扎实，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的老师都是很强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在理科基础知识方面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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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周振鹤在福州大学毕业，先在湖南马田煤矿待了八年，后到岳阳地区煤矿待了七年。整整十五年里，周振鹤碰到过很多矿难，抬过好几次死人出井，也献过好几次血，因为他的血型是AB型，比较少，需要这个血型就常找他。其实在煤矿里，周振鹤保持了中学与大学时的兴趣，热衷于文史读物，漫无目的地看过许多书。他对外语尤感兴趣，不满足于学校单一的俄语教学，就自学英语和日语。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可能一辈子就在矿山里做助理工程师，再升工程师，或许有可能做到高级工程师，最后退休赋闲。在岳阳地区煤矿，知识青年招工进来了一位女青年，给周振鹤画工程图，后来两人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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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度过了人生当中相对没有亮点的十五年。“工程上有问题的时候找我去解决，没有问题时我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创造性的工作并不多。我觉得对这种生活好像不满足，人到这个世界上一辈子好像也不能白过，总要做一点什么事。先后在两个煤矿里一共待了十五年，证明做不出什么事来，就只能过过日子而已。”1978年，大约是4月份的某一天，三十七岁的周振鹤和太太到一个粮店去买米，看到桌子上的报纸登有关于招考研究生年龄放宽到四十岁的消息，一下子动心了。太太非常支持他去报考。他的父亲经历过反右运动，觉得考文科有点危险，而历史地理专业带有一点自然科学的性质，又是文史类，又跟政治远离，建议他挑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当然，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报考这个专业需要考试的专业课是中国通史、中国地理与古汉语，这三门于他有较大的胜算，否则以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肯定无法与他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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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鹤准备报考时，矿上领导怕他走后没有人来填这个萝卜坑，不让他报考。直到报名的最后期限到了，周振鹤想出一句话：“我是念工科的人，去考文史也未必考得过。”领导听了觉得有道理，终于盖章、签字，岳阳地区的报名截止期已经超过两天了，幸亏招生办还没有把情况汇总到长沙去，报上了名。考完以后，周振鹤一直没有接到复试通知。正感无望之时，突然来了复旦大学的通知，矿上领导悟到大势已去，这个周某人可能会跑掉了，只好赶快打报告要上面再派一个技术人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