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063593e+09
1706063593
1706063594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我坐了两个小时车到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和许纪霖先生谈了两个小时，再坐两个小时车回上海市区。摇摇晃晃的车程中，脑海竟闪烁着许纪霖笔下大时代中知识人的形象。而对许纪霖影响至深的王元化先生和张灏先生，我都有幸采访，不免心生感慨。
1706063595
1706063596 许纪霖回忆上世纪80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光，对理想主义依然充满深情。他在1996年以史铁生为例写了《另一种理想主义》一文，后来成了他的一本自选集的书名。他很欣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那种西西弗斯的精神，支持着我的后理想主义，人生是荒谬的，但是人的意义是战胜这种荒谬。不同的时代，我会迷恋不同的思想家，我迷恋过罗尔斯，也迷恋过哈贝马斯。但是精神上，我受加缪的影响最大，他很平和，有一种地中海式的阳光。”
1706063597
1706063598 从80年代开始，许纪霖关注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近年他研究较多的是思想史：“因为内心在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大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不得不回应、思考这些时代的大问题，做得比较多的是思想史。但我真正的想法还是要回到历史，把20世纪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世界能够做出来。我不希望做成史诗性的多卷本，像别尔嘉耶夫写《俄罗斯思想》这本很薄的书，却勾勒了整个19世纪俄罗斯思想，这是我向往的。但是要做好这个东西很难，需要更多地积累人生的感悟，它又和年龄有关。最重要是不要着急，听从内心的召唤去做，不要有功利的念头。”
1706063599
1706063600 在90年代后期，许纪霖多次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他觉得在台湾就好像回到想象中的民国。他说：“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地方有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做出这么辉煌的成绩。这让我们汗颜。北大的遗风现在在北大找不到了，台大还有。这是一种风气，在台湾没有中断。我们被政治运动给断了，老先生曾经一度挣扎，在80年代恢复，结果1994年市场经济一来，又断了。”对很多人看到台湾电视上政客与流氓在打架，许纪霖认为：“了解一个地方不能看电视，电视具有欺骗性，几十个人的游行，可以在镜头里面夸张成好像有几万人。如果仅仅看电视，会觉得台湾乱得不得了，但是实际上所谓的乱也就是政界而已，他们的社会还是很安宁，社会和政治已经分离了。”
1706063601
1706063602 2011年，许纪霖到高雄开会，因为他很喜欢电影《海角七号》，特意去恒春半岛旅行。当许纪霖正在等从恒春回高雄的大巴时，一个黑车司机过来招揽生意，许纪霖说：“谢谢，不要。”过了一会，来了一辆大巴，黑车司机说：“你们要坐的就是这趟车，不要错过。”许纪霖听了很感动：“我们拒绝了他的车，但他好像对乡里乡亲一样，主动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为人善良的本能。我很难想象在大陆会碰上这种事，一般拉生意的巴不得你错过了这趟车，下趟车要过一个小时才来，于是他的生意就做成了。但台湾民众却有一种从民国遗留下来的淳朴传统。”而对于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许纪霖相信会互相影响：“我们相信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只要制度改变了，国民性就会慢慢发生改变。老蒋、小蒋的威权时代伤害了很多人，但是老百姓的风气没有被破坏掉。这种文化能够支撑今天的台湾。制度改革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风气、文化。”
1706063603
1706063604 古人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许纪霖深有体会。以前他只喜欢读书，甚至是一个书痴，并不喜欢东走西走，后来他发现，仅仅读书得到的知识是间接的，到现场以后有一个强烈的感官冲击。“那种冲击是任何知识不能替代的，哪怕看电影、现场直播都不能替代，它有一种氛围，我们称之为一种场，所以现场感是最重要的。”911事件发生时，许纪霖身临其境在美国，现场感促使他深思。“我是一个世界主义者，911当中死去的大部分都是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这是一场人类的悲剧，不是美国的悲剧。后来我到911现场，看到的是一个个人名。纽约消防队半军覆没，死去的人一张张照片放在那里，给我很大的震撼，那是活生生的人。我最欣赏哈贝马斯的那一句话：‘911触动了世俗社会的一根宗教神经。’我们都以为世俗社会来了，物质丰富了，人民都不再关心内心的终极关怀、宗教的问题。恰恰是911提示着人类：我们过于忽视宗教、人的精神的问题，这是亨廷顿说的文明冲突，也在提示着我们要正视文明的问题。”
1706063605
1706063606 许纪霖认为中国从1895年以后的一个多世纪，正经历着一个大时代。研究民国时期的人才辈出，许纪霖说：“同时代人通常看不清楚同时代人，要由下一代人来评说。但是现在是寥若晨星，不可能像民国那样群星璀璨。能够成才，不仅靠自己的天才，还要靠氛围，要有个风气。今天风气坏掉了，天才也被埋没了。所以，第一要改变制度，第二要改变风气，天才自然而然就会成群结队地来。”而对自己亲历的时代，许纪霖感慨：“我们这代人真的很幸运，见证了太多的历史。我1957年出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1989年、90年代，这几个时代变化实在太大，我们竟然成为一个大时代的见证人，甚至后面成为大时代的参与者。一个人活得长有什么意思，如果这个时代很平庸，即使活一百岁，我也觉得很无聊。我活到现在，觉得很满足，经历了一个太大的时代。每隔十年就会有让人想象不到的变化，这让我觉得一生很值。如果我退休以后，做研究不如年轻人了，我一定会写回忆录，把我对亲历的时代的一些事件和我的一些看法写下来。”
1706063607
1706063608 李怀宇：在80年代初期，中国校园里弥漫着理想主义？
1706063609
1706063610 许纪霖：当代中国有两个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一个是王元化，一个是李慎之。讲到王元化先生，我认为，一个人年轻时读的书塑造了一生的人格。王元化先生是19世纪之子，因为他年轻时读的是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文学，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所以他一生注重人的尊严。
1706063611
1706063612 我是1978年“文革”以后第一届通过高考入学的大学生。我们这一届学生，班级里按照年龄排的话，我是倒数第七，大部分都是老三届、红卫兵这一代人，我是红小兵。所以，像我们年轻时读的书都是红色的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就是像塑造我们人格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这些所谓革命的英雄。另外一部分倒是资产阶级的，像19世纪的俄国文学，比如说我们特别迷恋十二月党人，男孩子又特别希望娶到一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因为十二月党人被镇压、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他们的妻子都是一些贵族少妇，为了忠贞的爱情，跟着丈夫去了西伯利亚。哇，我们觉得真的跟女神一样，这才是我们崇拜的。还有一本书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是一本影响了两代人的书，因为它描写的是19世纪法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也是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文革”前的大学生都读过这本书，都深受感染。我们那时候也读这些东西，在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精神谱系和革命的精神谱系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进入了大学以后那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内容变了，不再是为共产主义，而是开始为祖国的强盛、改革开放、自由民主。但是那种精神气质是一致的，所以整个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氛围。
1706063613
1706063614 李怀宇：有些老先生说现在大学的理想主义已经越来越稀薄了，是现实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倒是很怀念以前理想主义的时代。
1706063615
1706063616 许纪霖：我也很怀念。我理想中的大学就是生机勃勃的，不是用李零教授的话说成为养鸡场。如今的学生最关心的都是个人的前途，忧虑多些。不要以为我们那时候前途很灿烂光明，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特别是我是上海人，上海人要离开上海是觉得很难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怕离开上海，虽然他们的水准很高，但是不考大学。而我们考进大学以后，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现实可能就是要分配到外地去，那时候是国家分配到哪儿就去哪儿。教育部来指标，四川三个，陕西五个，组织上派到谁就是谁。我们那一届华东师范大学招的全部是上海人，“文革”当中到外地去的知青回来了，这批人肯定是不能再到外地去的，该到外地去的就是我们这帮年轻的没有成家的学生。如果按照今天的话，我们从大一入学就要愁死了，没前途，到外地去。外地对于上海人而言简直就是像地狱啊，因为上海那时候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们个人前途不是那么美妙，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整个氛围非常好，谁太早地考虑个人的事，谁就被人看不起，就显得特庸俗。大家精神状态都非常好，拼命地读书，谈理想，谈知识，关心国家的前途。我们也搞过竞争的人民代表选举，公共生活很丰富，但是私人生活倒是很单调。现在是倒过来了，私人生活很丰富，娱乐、恋爱，各种各样。我们那时候没那么丰富，但是大学有独特的校园生活。我觉得和80年代比，现在是一个大倒退。
1706063617
1706063618 华东师范大学在中山校区，丽娃河畔。新来的党委书记施平，他当年是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曾经领导过浙大的一二·九运动。老蒋还专门回浙大，因为浙江是他的老本营，老蒋竟然还和施平这个学生领袖当面对话。因为施平是老干部，“文革”以后复出，他到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当了党委书记，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情怀的人。他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非常有理想情怀，丽娃河淤泥本来说让民工来挖，施平说：不要！让大学生锻炼，去挑河泥，把水抽干。挖河泥是很辛苦的工作，我是下过乡的，还承受得起。我们有些没下过乡的同学，整惨了。结果挖下来，要给学生补贴，贴的钱超过给民工的钱。但是这个理想主义的书记觉得这是给学生最好的教育。
1706063619
1706063620 1982年的国庆节，在共青操场，新党委书记夫妻带头让男男女女学生跳集体舞，现在学生对集体舞觉得很老土。1982年，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有一条界线的，那个时候领导是思想解放，风纪开放是走在整个学校前面的。后来我们学校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比如说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是大右派，在复旦待得不愉快，党委书记把他引进到华东师范大学，重用一些右派，让他们担任一些重要的教学研究岗位。我们当时出了一个英雄就是王申酉，比张志新还厉害，张志新只觉得毛主席反刘少奇是不对的。王申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是一套农业社会主义的路线，“四人帮”粉碎以后在华国锋时代枪毙了，因为说他反毛主席。那当然是个大冤案，也是这个书记花了很长时间，最后由中共中央决定，隆重地为王申酉召开一个平反大会。华东师范大学有非常好的思想解放氛围，每天各种各样的讲座不断。
1706063621
1706063622 李怀宇：那时候的老先生还在，你听谁的课印象比较深？
1706063623
1706063624 许纪霖：我在政教系，系主任是冯契先生，是大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徐怀启是中国研究欧洲基督教史的第一人，他是何光沪的老师的老师。何光沪的老师是赵复三先生，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赵复三先生的老师就是徐怀启先生。徐怀启先生也给我们上课，讲西方基督教史。中文系、历史系有很多名家，我们那个时候就去蹭课。老先生那时候还在，我们还是很幸运，能够接上跳过那段，接上了老先生的传统。我说的老先生是说1949年以前培养出来的。我开玩笑说：年轻人永远有一种“弑父情结”，对自己的老师都看不起，试图要打倒他，然后通过打倒他、超越他，来证明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但是通常会崇拜祖父，特别是曾祖父。因为祖父和曾祖父已经去世了，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也不成为前进当中的绊脚石。所以，我们今天很能想象民国，民国范儿就是一种对祖父的想象，把自己和祖父那代联系起来。所以，我觉得很幸运，80年代有这样一个氛围。后来对我个人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陈旭麓先生，一个是王元化先生。他们两个对我有直接的影响，他们也都是从民国走过来的。
1706063625
1706063626 李怀宇：思想界所谓的“南王北李”这个说法，到底有什么出处吗？
1706063627
1706063628 许纪霖：“南王北李”是民间的一种说法，无论是李慎之先生还是王元化先生都不大愿意认可这个说法。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里，这两位实际上是标志性人物，所以称为“南王北李”。
1706063629
1706063630 李怀宇：他们两个人后来私交怎么样？
1706063631
1706063632 许纪霖：他们两个都是启蒙的领袖，但是他们对启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王元化更重理性，他觉得中国不仅需要坚守启蒙还要反思启蒙，而这种反思启蒙是理性的，要充分地意识到启蒙当中的负面，它的阴暗性，然后来发展启蒙。而李慎之先生更多地看到启蒙当中的正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两位老先生，王元化像清代的戴震，义理与考据并重，更强调知识、学理的意义。而李慎之更像王阳明，注重要道德实践，要说真话。我称之为“道相同路相异”。两个人是不同的人格，我和王先生接触更多一点，李先生毕竟在北京，但每次到北京我也会去看他，我同样对他有很高的尊重。两位先生都有各自的魅力。
1706063633
1706063634 李怀宇：你在《读书》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研究黄远生的，当时为什么对这样一个记者出身的人感兴趣？
1706063635
1706063636 许纪霖：我毕业留校，组织上分配我去研究中国民主党派。我对民主党派历史没啥兴趣，我反而对民主党派中的大知识分子有兴趣，所以后来我就转而去阅读民国时代的大知识分子的史料、生平、思想。研究黄远生纯属偶然，这不是我研究的对象，是很偶然读到了《远生遗著》，也很偶然看到他竟然写了一篇《忏悔录》。巴金《随想录》里面讲了要说真话，巴金很真诚地忏悔，所以我发现黄远生竟然写了《忏悔录》，这不就是中国的《忏悔录》吗？巴金之前，中国人也有像卢梭式的《忏悔录》，这让我很感兴趣。那个时候对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感受，因为“文革”当中有太多的人被迫害，就跪下了。等到“文革”结束以后，很多人站起来说：我控诉，都是别人不对。很少有人想想自己是否成为黑暗的帮凶，缺乏这种忏悔。所以，巴金当时是大家都很敬佩的老人，《随想录》里面有一种忏悔之心。我就觉得黄远生那时候就已经在忏悔自己，所以有感而发，这是我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但是恐怕我写的文章刚好契合了80年代，这篇文章如果今天发表的话，我相信没有反响，因为现在知识分子不再思考“我忏悔”，都是“我要”：我要什么或者控诉什么，都是体制不好，自己都是好的，都是被迫的。但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是真诚地忏悔，在反思。那个时候我都不认识《读书》的任何人，虽然是《读书》的读者，自己投稿过去，没想到他们就用了，而且一发不可收，后来就成为《读书》的作者。
1706063637
1706063638 李怀宇：扬之水的《〈读书〉十年》日记，记她在上海的这一部分里面，好几处还写到你。
1706063639
1706063640 许纪霖：这里面我只是参加了几次活动而已。后来陆灏约我写一篇《〈读书〉十年》的评论，我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也是短的随笔，我讲了那个时候的《读书》。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有一个启蒙阵营。虽然那个时候争得也很厉害，但是还有点赤诚相见的味道，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分裂了。随着思想的分裂，现在都是一个个的山头，所以《读书》也好，《二十一世纪》杂志也好，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公共刊物，容纳不同的声音。现在知识分子完全分裂了，各自有各自的刊物，有自己的阵地，有自己的人马，所以今天再要恢复到过去的辉煌，吸纳社会各种不同声音的刊物已经很困难了。
1706063641
1706063642 李怀宇：我访问过范用和沈昌文二位先生，他们讲那时候的《读书》，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时候《读书》的主编都是没有什么文凭出身的，不是大学教授，他们可以把《读书》办得雅俗共赏。而现在刊物上一些大块文章，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 上一页 ]  [ :1.70606359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