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63662
李怀宇：不过，我常常觉得历史里面有很多幻象，现在民国范儿里面有太多理想和想象的成分，如同我们现在看《世说新语》，觉得六朝人物很风流潇洒，但读正史会发现，很多风流潇洒的人物也有很龌龊的一面。
1706063663
1706063664
许纪霖：一个时代永远有龌龊的人物，也有高风亮节的人物，所以我们从来不以一个时代的低标准来衡量一个时代。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些肮脏、平庸的小人，没有一个时代那么纯洁。但是一个时代伟大不伟大就看它的精英，它能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英雄豪杰、正人君子，那是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低度，但是，每个时代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评价标准。第二个标准，我称之为风气。每个时代都有坏人，但不是每个时代的坏人都能当道，都能神气活现的。所以一个好的时代，哪怕是坏人都不得不伪装成君子，哪怕他是伪君子；因为他知道君子才受人尊重，小人是不受尊重的，所以他即使是小人，表面还要伪装成君子，这叫伪君子。一个好的时代，是君子当道的时代，正派人当道的时代。一个坏的时代，小人当道，风气很坏，而且小人都趾高气扬，以小人为荣。所以，从这点来说，民国的坏人，也和今天一样坏，但是，民国曾经有过的君子今天已经稀有了。民国的风气，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和民国的差别。今天有些左派很虚伪，明明把儿子、老婆送到美国去，还口口声声说要反美，现在这种人太多了。
1706063665
1706063666
李怀宇：在911事件之后，你对新天下主义或者世界主义思考比较深？
1706063667
1706063668
许纪霖：说实话，要回到少年时代，我们受到的教育不要以为是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是受到世界主义的教育。那时候毛主席一直教导我们，只有最后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毛泽东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所以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被解放。虽然这有点荒谬，但我们这代人永远不以中华的崛起为满足，我们永远关怀着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这是我们这代人根深蒂固的情结，这个情结与儒家的天下主义一脉相承。所以我现在特别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谓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是个文明大国，文明意味着什么？文明是天下，是全人类的普世关怀，只有小国才整天念念唠唠地说：这是我们的特殊性，这是我们的国情。中国天生就是一个大国，按照中国的人口、地域、文明的历史和人类其他国家的期待，它需要有天下的眼光。在这个意义上说，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把中国的价值放在世界的高度来衡量。过去的儒家讲天下，是指儒家文明为标准的天下，现在要有一种“新天下主义”，意味着普世文明是新的天下。不要以为欧洲人、美国人才代表普世文明，今天的普世文明不是哪家可以垄断，而是由不同的国家、民族，通过对话和竞争共同参与和建构。以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应该积极地加入到普世文明的建构当中。中国要对人类有特殊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仅是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真正的贡献是成为世界的思想工厂，我们对世界普世文明有自己的贡献，这才叫大贡献。所以，我这两年一直讲，中国现在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到文明的崛起，文明的崛起就意味着中国有一套价值观以及相应的建制，这套价值观和建制不是建立在与当今世界上的普世文明对抗的基础上，而是与普世文明能够接轨的，但同时又能对普世文明作出自己贡献的。也就是说，要将中国的特殊文化和特殊道路提升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一方面将普遍性内化为我们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将我们的特殊性当中发展出新的普遍性，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世界使命。
1706063669
1706063670
李怀宇：1901年，梁启超就提出，上世史是中国之中国，中世史是亚洲之中国，近世史是世界之中国。当年视野之开阔让人不得不感佩。
1706063671
1706063672
许纪霖：中国既然是一个大国，所做的事情就不能仅仅限于中国特色、中国国情，要以普世文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儒家从来都是以普世主义的眼光来思考，那是一种人类的智慧，而不仅是民族的智慧。
1706063673
1706063674
李怀宇：我们从外部来看，美国的学术界像史华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有没有一些新的眼光可以启发我们现在的学术思考？
1706063675
1706063676
许纪霖：张灏先生一直说，美国人都把史华慈看小了，以为他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实际上史华慈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大家。他最早是研究欧洲文明，偶然的机会才转向研究东亚中国文明，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研究有比较文明的眼光，他对中国文明的很多思考也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来评估的。很有趣的，很多人去寻找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史华慈更多地来看东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他始终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西方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东方主义者。为什么中国在文化上走不到世界的巅峰，最大的问题是，近代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这个眼界越来越小，眼界小是因为胸怀小，老是看到眼皮底下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再像古人那样放在世界的眼光里面来看中国。如果你能够从人类，从普遍人性，从全球的目光来思考问题的话，那就会获得其他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文化人的共鸣。
1706063677
1706063678
李怀宇：你2001年去哈佛大学，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会不会慢慢有些变化？
1706063679
1706063680
许纪霖：哈佛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学，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什么样的学者都有，哈佛真的可以被称为世界学术的麦加圣地。如果是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是很了解中国的；但是非中国研究的学者，之前不怎么关心中国，2008年之后越来越重视中国。十年前整个世界还在唱衰中国，觉得中国总有一天要崩溃。但十年以后又倒过来了，到处是唱盛中国，老外比国人对中国的未来要乐观。然而，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不上印度的学者。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语言的隔阂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胸怀太狭窄，我们无法在人类普遍层次上思考问题，通常只是考虑中国的问题。
1706063681
1706063682
李怀宇：你的研究里面，跟张灏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张灏先生特别强调“幽暗意识”。
1706063683
1706063684
许纪霖：如果说在人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么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张灏先生。张灏先生受到史华慈先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得其真传的弟子。我对史华慈先生所代表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充满敬意，心向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时候，史华慈先生刚刚过世，但我从张灏先生那里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对复杂性的思考，对人的幽暗意识的思考，对历史当中多歧性的思考。张灏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题，比如幽暗意识、双重权威、两种秩序的危机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学者喜欢做开天辟地的研究，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受到人家启发，注释都是一手文献，什么思想都是他首家独创的。实际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辈和同代人的启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积累智慧，最后慢慢攀登到某个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认同哪一个家法，就按照这个家法做下去，同时又把其他一些传统结合进来，有继承又有变异，这就叫创新。这几年，我们国家老是提倡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才能真正地创新。1957年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我们今天在重复当年的狂妄和无知。
1706063685
1706063686
李怀宇：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你认为新天下主义的思想在今天能否发扬光大？
1706063687
1706063688
许纪霖：我觉得近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胸怀小了。天下主义的胸怀开始消解，就关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地盘。中国现在走向了世界，但是精神世界在萎缩。年轻一代人学问做得很精致，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比老一代人做得要精致。但是越来越陷入雕虫小技，背后缺乏大关怀、大视野。如果这批人就是未来的精英的话，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格局很小的国家。一帮眼界狭窄的技术官僚，再加上一批同样崇尚技术的工匠来治理一个大国。这还算是文明大国吗？这是我很忧虑的。如今的学生接受的教育从小学、中学时代格局就很小，应试教育尤为如此，完全工具化、实用化，这是一个时代的病症。中国文明可能就会在这种小格局的功利主义氛围之中慢慢萎缩，精神死亡。死亡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文化了，照样有消费主义文化、有网络文化、有乐乐呵呵的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背后已经没有文明，没有那种超越的关怀，没有深刻的人类意识。这些我们过去引以为豪的轴心文明，没有了。所以，王元化先生晚年非常悲观的，他说到了21世纪可能就是一个文明死亡的时代。他痛心疾首地说，一想到人类文明将亡在我们这代人，就悲从中来。元化先生的苦楚与陈寅恪当年的痛苦有一脉相承之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曾经如此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乐名遂。”虽然时代在变化，文化也在变化，但作为从古老文明走来的一代人，总是觉得若有所失，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1706063689
1706063690
1706063691
1706063692
1706063693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72]
1706063694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 哲学就是生活
1706063695
1706063696
1706063697
1706063698
1706063699
1706063700
1706063701
1706063702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
1706063703
1706063704
1948年生，湖南长沙人。初中毕业后当过十年知青、五年民工和搬运工，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09年转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著有《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康德哲学诸问题》、《人之镜》、《灵魂之旅》等，译著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1706063705
1706063706
1706063707
1706063708
1706063709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邓晓芒长期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至今仍住在武汉大学的教师住宅区里。环顾当今学界，他感慨中国学者的使命意识太差：“大部分中国学者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在国内学术界排名第几，在哪个领域有没有话语权，开会的时候抢不抢得到话筒，都关心话语权的问题。话语就是权力，所以基本上都在争权夺利，学术政治化，学者一个个像政客一样。我们这些人被边缘化了，我也不在中心。”
1706063710
1706063711
邓晓芒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妹妹邓小华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残雪。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致使邓晓芒1964年初中毕业后无法读高中，从此在僻远的乡村干农活。他在乡下转了几个地方，一共当了十年知青。病退回城后当民工，修马路，打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