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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失学，邓晓芒有意识地自学，找到一些流落到社会上的书，潜心攻读。他说：“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教育，把用于那些教育的精力节约下来了。体力劳动就是锻炼身体，闲下来我就看书。”当时马列的书到处都有，邓晓芒就钻研马列。邓晓芒对黑格尔的书读得比较认真，后来又接触到康德的书，做了很多笔记、眉批，觉得哲学能解决很多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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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之后，邓晓芒觉得自己在哲学方面下的功夫最多，决定报考哲学研究生。1978年考研，他考中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但是他父母的右派问题还没解决，政审没有通过。1979年，他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成为西哲名师陈修斋和杨祖陶的研究生。邓晓芒以初中学历直接考上研究生的例子在同代人中并非少数，当年武汉大学的研究生唐翼明、易中天等人也有相似的求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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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邓晓芒看小说、写评论，对哲学的兴趣则渐渐专注于康德和黑格尔。他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主要谈美学：“我觉得康德美学跟我的审美观非常接近，就从这里进入到康德哲学，进入到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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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思想争论的热潮。邓晓芒自称是“旁观者”，但旁观者清：“李泽厚他们争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这些问题，我们都插不上嘴。但是我觉得很荒唐，原先我们被所谓的黑格尔压得透不过气了，就觉得康德的不可知论好像还开放一些。其实他们都是大哲学家，德国人从来没有人说：我们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反正读哲学系，这些都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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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1978年在水电安装公司搞搬运的时候，曾给李泽厚写过一封一万八千字的信，批评他以前的一篇美学文章，李很客气地给他回了信。后来两人还见过面。邓晓芒说：“李泽厚在80年代影响很大。他的书都是经典，都是案头书。《批判哲学的批判》讲康德哲学，哲学系学生都要看的。中文系的和搞美学的都必看《美的历程》。我对《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有很多批判，但是也承认：虽然有一点意识形态，但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得的。李泽厚的文风影响了一大批人。”而对90年代以后的李泽厚，邓晓芒认为他的影响越来越小：“现在大家信息渠道越来越多了，以前就只有他一个窗口，后来大家都能自己获取信息了，所以他的作用就不太明显了。再加上，他还没有完全脱离那个时代给他打下的烙印，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理解已经定型了。当然后来他也想改，年纪大了，恐怕还受一些局限。90年代以后各种各样的美学都出来了，把他撇在一边，也不跟他争。我和易中天倒是还想恢复实践美学，但是认为李泽厚的思路不行，要来个彻底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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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邓晓芒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刘道玉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开放的风气。邓晓芒觉得虽然当年的经济非常贫乏，但大家心情都特别舒畅，有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干出点大事来，都有一种使命感。当时武汉大学的年轻教师住在集体宿舍——所谓的“筒子楼”，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蜂窝煤炉，一炒菜，房子里乌烟瘴气。小孩子还在中间跑，有的还骑辆三轮车在中间拐来拐去，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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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和杨小凯都住在筒子楼，有时在路上办事碰到，顺便聊一聊；偶尔来一个客人，就坐在一起谈谈，正式聊天并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邓晓芒回忆：“杨小凯当时醉心于数量经济学，他数学学得很好，在牢里面跟一些数学家、科学家关在一起，又跟他们学英语，英语也不错。他的眼光就要比我们开放得多了，美国的现代经济学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讨论过一次，就是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到底过时了没有，他认为是完全过时了，在凯恩斯以后就过时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那么说。因为隔了行，他学经济，我搞哲学，有时对不上话，但目标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补起来。我们欠下的太多，在思想文化方面，拼命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后来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推荐了杨小凯。邹至庄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过杨小凯，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话完全有可能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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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也是邓晓芒的“筒子楼友”，家里曾发生过煤气中毒。邓晓芒说：“冬天冷，室内烧煤取暖，窗子都闭着，第二天大家就头疼。我们都发生过，没有那么严重，就觉得头疼，晚上窗子关紧了，要留一点缝。有时候不行了就要送医院。如果完全中毒的话，就必死了。”邓晓芒的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想调他过去当助手。邓晓芒也对厦门大学的海边风景充满了向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厦大，也起了心，说：我们俩一起去。刘道玉校长得知消息后，亲自到邓晓芒家里做工作：厦门大学哪能跟武汉大学相比啊。结果，邓晓芒和易中天都没走成。到了90年代，易中天因夫人不适应武汉的气候，决心转去厦门大学，而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已不是刘道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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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邓晓芒专攻德国哲学，也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致力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面对当下学界的后现代趋势，邓晓芒说：“后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后现代让中国那些不愿意思考的学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尔，我只要看后现代就够了。他们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人家是那样过来的，你那个教育都没受过，连小学都没读，就去发明永动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些人就是在发明永动机，以为后现代就是永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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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晚清民初，西方的哲学通过翻译等各种渠道进入到中国，对中国原来的哲学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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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肯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光有差异，而且整个是颠倒的。所以我认为中西两大文化在目前这个地球上是互为倒影的。西方从希腊开始，到今天的美国一脉相承。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一直没变，包括“文革”，乃至于今天改革开放，都没变。闹得轰轰烈烈，好像也天翻地覆了，其实还没变。西方发展出语言、语法、逻辑、社会制度、体制、思维方式、规范化，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发展了一下，又退回去了，我们最好是不要语言，回到天、回到自然。所以整个中国文化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往回走的，西方的方向是往前走的，是把它形成制度。到今天，西方的制度好，是因为西方重视语言，重视语法。中国人不重视，觉得语言之前的东西像内心的体验，感觉、情感最重要，那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西方哲学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们毕竟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规范化了。这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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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们追溯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不是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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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胡适的作用主要是打开眼界。原来中国式学问的做法是三皇五帝、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一步步讲过来，胡适是有原则的，凡是传说、神话这些不可信的东西一概不取。他截断众流，从有文字记载的正史、信史开始，强调有一种客观性。不要动不动就是道统，从三皇五帝讲起，那就不是学问，那是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讲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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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的道统里好像有一个“帝王师”的情结，像冯友兰的经历就反映了一代读书人典型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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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典型的，很值得研究。冯友兰、郭沫若这些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地激进、多么地革命、多么地坚强、多么地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就是鲁迅。那些人在狂热的时候，鲁迅非常冷静地看出来这些革命者一旦掌了权，我们都没法活了。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像储安平就看出来了。鲁迅是最早看出来的：别看他们现在反专制、反迫害、反独裁，反得多么厉害，他们一旦上台，照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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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鲁迅可能有切肤之痛，他跟左联那些人的关系并没有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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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他体会出他们的那种霸道，那种唯我独“左”，那种意识形态的僵化，觉得那是很可怕的，没有人性、没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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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像胡风、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些关系，暴风骤雨中就显露出人性深处的幽暗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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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对，胡风他们也不是无辜的。尤其像舒芜这些人，当时都各人自保，也耍了不少阴谋，他们跟王实味可能还不一样，王实味是太傻，书呆子一个。胡风他们还是有政治头脑的，就是懂政治。但是没有周扬那样懂，还是太书生气。胡风想玩点政治，哪玩得过那些政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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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哲学里有做“帝王师”的传统，在西方哲学里，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比较专心做学问，好像没有做“帝王师”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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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对，这是他们的传统。像亚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亚历山大的老师，十三岁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亚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诸葛亮，他从来不去辅佐帝王干什么。他反过来要帝王为他服务：你打到哪个地方，把哪个地方的奇珍异兽、植物标本给我带来做研究。亚历山大老老实实地派人千里迢迢从印度、波斯把那些没见过的植物和动物标本送到雅典来，给他的老师做研究。亚里士多德比亚历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一个帝王算什么。康德、黑格尔也是在跟神打交道，才不管当时流行什么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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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后来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辩护士，他要论证普鲁士政府是上帝绝对精神的实现。当然黑格尔有一点帝王师的想法，但是他的前提首先是，整个理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发展出来的。他理想中的其实是立宪君主制，而不是专制君主制，跟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相当接近的。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无条件地为现行政治辩护，他提出现行政治的一个模式，要照这个模式去做就符合绝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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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是不是经济独立或者生活比较宽裕，哲学家就会从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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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他们也不宽裕，像康德成天上那么多课，他每上一次课学生就交给他一点学费。康德长期没有工资，他是编外讲师，有学生来听就有收入，没人来听就没有收入，所以康德一辈子连婚都没有结。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条件。等到他有条件了，他又不想结婚，老了。这完全是一种观念、思维模式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这一生应该怎么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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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上世纪80年代，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对中国的哲学影响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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