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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快,而且现在生活里面稀奇古怪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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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各种冲突,观念的冲突、内心冲突、人际关系的冲突、家庭解体……能写的东西太多了。但是人们都瞧不起这些,觉得写这些东西太掉格,非要搞些高深莫测的东西。中国作家不老实,写作不是为不吐不快,而是成为搏出位的一种手段,这就搞不出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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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从读研究生到现在一直都在高校里面,从70年代末恢复高考,到现在三十多年的时间,中国高校的高速发展,恐怕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难以想象的。你亲历其中,想必感触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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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对。我觉得这不是在办教育,是在办意识形态,所以能搞成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规模,如果说办教育的话,绝对搞不了这么大的规模。动不动就来盖大房子,圈一大片地,把整个城市都包围在校区之内。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正常的,都是官学,这不是办教育。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过,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结出这么个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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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这么快的发展,能否真正培养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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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规模越大,质量越下降,容易培养出来一批狂热分子、“愤青”,没有自己的头脑,就是一种既定的东西在灵魂里面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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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跟学生接触,新一代人对哲学有兴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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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有啊。中国虽然高校扩招,应该说负面因素大于正面因素,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各种人网罗进来以后,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有些人被排除在高校之外,但是你把他拉进来,他就有一个基础,各种各样的人就可以接受教育。像我的课堂上有很多都不是学哲学的,有的学理工的,有的学财会的,各种各样的,而且还有一些外校的,他们就有机会来听课。而且本来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听了以后,突然对哲学感兴趣了,这种人还不少。当然哲学这个东西,你要让很多人都感兴趣,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哲学就是少数人感兴趣。问题就是这些感兴趣的人,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他们将来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个就很难说。但是有一个基础,就是有一批人感兴趣,这里头才能产生出人才。如果周围都没有,那就很难。反正我在高校每一次讲课、讲座人都非常多,感兴趣的很多。能看得出来他们多少听懂了一些,而且欣赏的人也有。我讲的那些内容很多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年轻人就喜欢听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老生常谈,他才不去呢,而是要听一些异见。所以,有些学生在讲座以后也跟我说:我十几年的教育,被你一个晚上的讲座全部摧毁了。我说:这是好事,一个人一辈子必须要有一次,把自己以前所受的教育全部颠倒过来检查一遍。这是我的一个宗旨,经常在课堂上、讲座里面谈到的反思。你以为是你的观点,其实根本不是你的,人家放进你的脑子里去的,你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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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三十几年来天翻地覆大变动的时代,中国能产生哲学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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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应该可以,这就是一个产生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时代。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出来,我想一来跟几十年来的教育有关,没有自由思考的习惯。再一个,跟我们传统文化肯定也有关系,我们传统文化在哲学方面基本上都是解读前人的观点,而没有人来创造自己的观点,没人离经叛道。西方的哲学那么多大哲,都是离经叛道的,像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都是批判前人来创建自己的观点。中国首先抱定一个观念:我是儒家的,也有批判,就批其他的,批道家,批杨朱,批墨子,但是有一个前提,我是儒家的,我是道统、正统。没有说我开辟天地,我批我的老师,我就成了道统。所以中国虽然处在一个应该出大哲学家的时代,但是没有出。文学可能更有希望一些,哲学基本上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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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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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未来就很难预料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影响,但是不是绝对的?我们也可以吸收西方的传统,也可以成为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人类的一分子,也可以开风气之先。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可能成功。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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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全球化的时代,像经济学、政治学发展得非常快,研究哲学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小众、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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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现在是有相反的趋势,就是哲学家越来越关注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越来越关注生活的问题。所谓后现代就是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力图解构以往的象牙之塔,把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主体主义解构,要融化在现实生活之中,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传统和规律,这些都要打破。甚至哲学都不应该有,像海德格尔、德里达都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他们说:我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人的处境,人如何生活。所以他们反倒跟现实结合得越来越紧。最近几十年来基本上不再有哲学家了,西方都是思想家。哈贝马斯也算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越来越不像哲学家,像一个政治学家。有的像经济学家,有的像文化学家,有的像美学家、艺术评论家,都是这样一些人。谈以往的那种哲学话题的人不再有了,现在谁还谈存在和非存在的问题?后现代以来的新趋势,自然就把那些架空了,为什么说理解黑格尔的那一代人已经死光了,就是把那些东西都推得远远的了。我们现在把哲学降到人间,把它变成一种思想,不要再讲哲学,我们就谈思想。海德格尔就谈诗歌,思想和诗歌是一回事;谈艺术,这是现代的趋势。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哲学本身远离了人间、远离了世俗,实际上是世俗把哲学推得远远的。当然,这些人都是受过哲学训练的,都是看过康德、黑格尔的著作,而且读得很透的。海德格尔大量地注释康德和黑格尔,德里达也大量地诠释黑格尔,他们都是有哲学的。但是他们自己搞懂了以后,就把哲学放到一边,来专门谈思想问题,谈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们没有他们那种训练,直接拿过他们的话题,免不了像小孩子接大人的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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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王学泰 中国历史上有独特的江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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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王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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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华夏饮食文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饮食文化史》、《发现另一个中国》、《“水浒”识小录》、《监狱琐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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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曾被学界中人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王学泰的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有深刻的研究,如今他对“游民”有所反思,改称为“江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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