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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跟学生接触，新一代人对哲学有兴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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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有啊。中国虽然高校扩招，应该说负面因素大于正面因素，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各种人网罗进来以后，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有些人被排除在高校之外，但是你把他拉进来，他就有一个基础，各种各样的人就可以接受教育。像我的课堂上有很多都不是学哲学的，有的学理工的，有的学财会的，各种各样的，而且还有一些外校的，他们就有机会来听课。而且本来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听了以后，突然对哲学感兴趣了，这种人还不少。当然哲学这个东西，你要让很多人都感兴趣，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哲学就是少数人感兴趣。问题就是这些感兴趣的人，能理解到什么程度，他们将来能不能成就一番事业，这个就很难说。但是有一个基础，就是有一批人感兴趣，这里头才能产生出人才。如果周围都没有，那就很难。反正我在高校每一次讲课、讲座人都非常多，感兴趣的很多。能看得出来他们多少听懂了一些，而且欣赏的人也有。我讲的那些内容很多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年轻人就喜欢听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老生常谈，他才不去呢，而是要听一些异见。所以，有些学生在讲座以后也跟我说：我十几年的教育，被你一个晚上的讲座全部摧毁了。我说：这是好事，一个人一辈子必须要有一次，把自己以前所受的教育全部颠倒过来检查一遍。这是我的一个宗旨，经常在课堂上、讲座里面谈到的反思。你以为是你的观点，其实根本不是你的，人家放进你的脑子里去的，你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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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三十几年来天翻地覆大变动的时代，中国能产生哲学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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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应该可以，这就是一个产生哲学家和文学家的时代。但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出来，我想一来跟几十年来的教育有关，没有自由思考的习惯。再一个，跟我们传统文化肯定也有关系，我们传统文化在哲学方面基本上都是解读前人的观点，而没有人来创造自己的观点，没人离经叛道。西方的哲学那么多大哲，都是离经叛道的，像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都是批判前人来创建自己的观点。中国首先抱定一个观念：我是儒家的，也有批判，就批其他的，批道家，批杨朱，批墨子，但是有一个前提，我是儒家的，我是道统、正统。没有说我开辟天地，我批我的老师，我就成了道统。所以中国虽然处在一个应该出大哲学家的时代，但是没有出。文学可能更有希望一些，哲学基本上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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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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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未来就很难预料了，因为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传统的东西有影响，但是不是绝对的？我们也可以吸收西方的传统，也可以成为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人类的一分子，也可以开风气之先。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可能成功。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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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全球化的时代，像经济学、政治学发展得非常快，研究哲学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小众、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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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现在是有相反的趋势，就是哲学家越来越关注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越来越关注生活的问题。所谓后现代就是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力图解构以往的象牙之塔，把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主体主义解构，要融化在现实生活之中，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传统和规律，这些都要打破。甚至哲学都不应该有，像海德格尔、德里达都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他们说：我是思想家，不是哲学家，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人的处境，人如何生活。所以他们反倒跟现实结合得越来越紧。最近几十年来基本上不再有哲学家了，西方都是思想家。哈贝马斯也算是一个哲学家，但是他越来越不像哲学家，像一个政治学家。有的像经济学家，有的像文化学家，有的像美学家、艺术评论家，都是这样一些人。谈以往的那种哲学话题的人不再有了，现在谁还谈存在和非存在的问题？后现代以来的新趋势，自然就把那些架空了，为什么说理解黑格尔的那一代人已经死光了，就是把那些东西都推得远远的了。我们现在把哲学降到人间，把它变成一种思想，不要再讲哲学，我们就谈思想。海德格尔就谈诗歌，思想和诗歌是一回事；谈艺术，这是现代的趋势。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哲学本身远离了人间、远离了世俗，实际上是世俗把哲学推得远远的。当然，这些人都是受过哲学训练的，都是看过康德、黑格尔的著作，而且读得很透的。海德格尔大量地注释康德和黑格尔，德里达也大量地诠释黑格尔，他们都是有哲学的。但是他们自己搞懂了以后，就把哲学放到一边，来专门谈思想问题，谈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们没有他们那种训练，直接拿过他们的话题，免不了像小孩子接大人的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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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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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王学泰 中国历史上有独特的江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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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王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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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华夏饮食文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中国饮食文化史》、《发现另一个中国》、《“水浒”识小录》、《监狱琐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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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曾被学界中人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王学泰的著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有深刻的研究，如今他对“游民”有所反思，改称为“江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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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生历程，王学泰自认坎坷，他著有《坎坷半生唯嗜书》。“我1978年平反，从监狱里出来已经三十六岁了。一算，正是坎坷半生。”他曾在监狱里面待了三年半，后来以《监狱琐记》回忆狱中酸甜苦辣。“我主要是写人生和现实生活的荒诞，不愿意写太多的痛苦。监狱里能没痛苦吗？民国初年招狱卒，其公布的条件是：第一，道德方面得要有好的操守；第二，长得像个样子；第三，要有一定的家业。最后一条非常重要，因为看守对于犯人是有‘合法伤害权’的，当时主持狱政的人设想，如果做看守的人纯粹是为了谋生，就可以借职务之便以谋取钱财。在监狱生活中我接触到许多底层社会人，对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有所了解，这有助于理解《水浒传》，因为这部小说中也写了不少底层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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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浒”识小录》一书中，王学泰以独特的视角读《水浒传》，觉得研究《水浒传》比研究《红楼梦》更重要。他说：“我所有研究的东西都有现实生活中的感受。鲁迅说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读《水浒》和《三国》？因为社会上有水浒气和三国气的缘故。我和何满子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并请教他什么是‘水浒气’、‘三国气’，他说这是指整个社会的黑暗面。我认为‘三国气’和‘水浒气’更多的是指痞子气、流氓气和游民气，就是指一切都是暴力说了算。现实生活当中，我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也经历过这些事。”王学泰相信只有公民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一提到公民社会有些人首先想到的是一些公民社团组织，如非政府组织、私人志愿者组织、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宗教组织、环保组织、专业协会等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是否具有基本的公民素质，公民社会是由具有基本公民素质的人们组成的。如果民众不具备基本公民素质，哪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社团组织’及‘非政府组织’，也不一定是公民社会。公民素质的基础是公民自觉。公民自觉不只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并从中培育公德心，从而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秩序。从公民社会的组成来看，每个人应该是合格的公民；从它的规范治理来说，应该是法治社会；从它的组成人员的权利角度来看，应该是个民主社会。这才是正常社会。不走老路也好，不走邪路也好，还能想象出一个比这个更正常的社会吗？我觉得所谓的要走正路就是建立一个公民社会、法治社会、民主社会。我们岁数大了，希望将来子孙生活在一个平静的社会中。中国过去很长时期的社会发展还没走上正轨，所谓‘正轨’就是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水浒传》反映的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在皇权专制社会是不可避免的，那时是一治一乱，长治久安只是一个幻想。现代文明社会，人们更应理性，懂得自己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在哪里，政治运作中文明博弈逐渐地会被全社会接受，因此持久的暴力和大动乱也许会避免。但世态是社会合力演变的结果，佛家讲究‘业’，恩格斯讲究‘各种合力’，有的事真是不可思议，也是个人难以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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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兴趣广泛，著作博杂。他研究中国诗歌，写过《中国古典诗歌要籍丛谈》。他还对幽默感兴趣，写过《幽默中的人世百态》、《中国人的幽默》。“如果我有空余时间，明年写一本《中国笑话史》。我对笑话的流传、中国人为什么笑非常有兴趣，因为从笑话中也能探索人性的问题。柏拉图说笑是一种不高尚的感情。笑话人家有小小的倒霉之类，像下大雪老头老太太滑一个跟头，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笑，第二反应才是过去把人家拉起来。没经过大脑的生理反应肯定就是笑。当然大的灾难不可能笑，因为恐怖控制了一切。对人有小小的不幸可能会笑，因为别人的不幸反衬了自己的优越。笑话许多根于歧视。中国人的歧视无处不在：官员歧视老百姓，老百姓也歧视官员；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乡下人也歧视城里人；有学问的歧视没学问的，没学问的也笑话有学问的。从笑话中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但现在人很难笑起来了。最能点燃中国人笑点的：一个是‘性’，一个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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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王学泰喜欢读日记，现在读《顾颉刚日记》。他有不少发现：“从早期可以看出文人学者的生活，真是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他既能搞学问，又能搞社会关系，扩大自己和自己主张学术观点的影响，跟坐冷板凳的书呆子不同。顾颉刚脑筋特活，文笔特快，收入也特好。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今天在这教书，明天在那教书，三天两头遛弯儿。这儿也请他，那儿也请他。《顾颉刚日记》中记得最多的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写信，每天要写十几封信，给俞平伯、叶圣陶那些老同学、老朋友，不说天天有信吧，但是三五天他就要写一封信。另外一件事就是吃饭，一天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个饭局，也跟现在一些特红的人似的，这是文人习俗。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事情就是他和谭惕吾（中国第一名女右派）的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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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阅世后，王学泰感觉中国就在历史轮回当中。“可能这与我们老读史书有关。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历史终结’，我们小时候虽然没这词（其实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就是历史的终结，旧社会是‘历史’，新社会才是‘时间’），但我早就有历史终结的概念。我上初中时就想：这才几年就建成社会主义了，再几年就实现共产主义，天下大同了，全国人民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历史终结了，今后也没有朝代了。以前的阶级社会不过是人类社会短短的序幕而已。”王学泰的新作名为《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他却说：“我们从历史学什么也没学到，只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我老了，才知道不要笑话古人，现代人未必比古人聪明。我所有的研究都不免带有我个人情绪化的色彩，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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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风起云涌，晚年生活则平淡如水。王学泰写过《中国饮食文化史》，有人把他当作美食家。如今他的妻子吃全素，他也跟着吃素。他说：“我吃得特简单，现在还以素食为主，一天就吃一顿饭。早上起来吃了一个花卷，一碗豆腐脑，晚上有可能吃个苹果就睡觉了。我并不是美食家，也更不敢像苏东坡以‘老饕’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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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研究了《水浒传》中的人物出身，《“水浒”识小录》对梁山人物的身份有新的思考，推翻了学界的一些传统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