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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书法还是要讲究传统。中国还有一个文人字的传统。我很喜欢一些学者写的字，比如以前复旦大学有一些教授写的字，像朱东润先生、王蘧常先生当然是以学问为主，但他们平时写的书法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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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汝奭：王蘧常小章草，小字好，大字不好，像描出来一样，板板的，没意思。小行书，小章草，写封信或者写个题跋，确实很好。朱东润的字很好，行书很不错，可惜流传得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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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像沈从文，写小说、做学问很好，他写章草很好。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业余写的字，画的画都很有味道。你觉得自己是文人字还是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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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汝奭：我不是什么书家，我也不要当什么书家，我就是这么个人。我觉得首先是做人，然后是做学问，我在书法上有所追求，追求更高的境界。我的小字，人家细看，说：你这是二王的。对，我这是有二王的气势，我既有他们的挺拔，我还有恣肆纵放的地方，再小我也有大气象。我觉得我是突破古人的。文徵明八十二岁写出《归去来兮辞》，没有多高，四百多字，十九行。我这五千多字是直的，一行二百多字。我老师说：世之所贵，必贵其难。我岁数活得比较长，老天给我时间了。至少这方面，我可以对古人说：你们没有达到的，我达到了。我既有秀润，又有娴雅，又有挺拔，又有纵放，还有恣肆。我小字还是规矩严谨得很，点画上没有一点交代不清楚的地方，那就是我要达到的一个境界。古人没有做到的，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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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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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董健 思考当代知识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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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董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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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生，山东寿光人。1956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次年转入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合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合编）、《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田汉传》、《文学与历史》、《戏剧艺术十五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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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南京大学三年级学生温方伊在创作话剧《蒋公的面子》时，专门去访问前副校长董健先生。董健建议戏中融入“钱学森之问”，探索当代知识者追求独立、自由的思想。《蒋公的面子》果然一鸣惊人，董健看后有长篇感想发表：“用这样一个戏来回忆南大校史，确实做到了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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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亲历过南京大学建国后的风云变幻。回顾学思历程，他说：“我受的高等教育是残缺的，读书太少，思力薄弱，被煮成了一碗‘夹生饭’。如今在余年残照之中，只有三个字：读、思、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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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董健考大学时，俄文热超过现在的英文热，当时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董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俄语学院。读完一年级后，发现中苏关系开始变冷，学俄文的人找不到工作，董健转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董健深受俄国文艺思想的影响，他画了一张别林斯基的头像，挂在宿舍床头。他回忆：“俄国19世纪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影响很大。另外，我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受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也很深，现在尽管我已经很厌恶那种东西，但往往还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文风、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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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董健成为陈中凡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66年初，南京大学搬到乡下一个农场去办学。当时匡亚明校长正在试验“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匡亚明对董健颇信任，把他调到学校里编小报《劳动与学习》。不久“文革”爆发，董健是地主家庭出身，过去走“白专”道路，写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文章，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中凡的研究生，因此就靠边站了。到了“文革”后期，江苏省革委会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把董健调到写作班子的文艺组。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贺敬之到江苏约稿，要求写作班子写一篇批判田汉的“人性论”的文章。文艺组成员忙了将近一年，把田汉的书都调出来细细翻阅，终于写成一篇大文章，由董健和作家滕凤章送到北京去找贺敬之。结果文章过不了关，一句话都登不出来。而董健读遍有关田汉的资料，阴错阳差地为后来写《田汉传》一书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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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经历了愚昧、迷乱而又荒诞的“过渡期”后，在1978年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学术发展期。过去缺了的课要补。“我在80年代开始恶补。这个恶补是伤身体的，太累了，是短期地补。我写《田汉传》，田汉讲他在日本读过的书，我就赶紧拿来读。他读西方的戏剧、小说、理论那么多，我都来不及读，但是完全不读，是没法写的。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特别厉害。”董健说，“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很有成就的学者。当一个好的过渡性人物，能够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记忆和体验不打折扣地说出来，讲点真话就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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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时代，董健迎来了学术的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两个领域，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他是教授、博导，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树人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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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董健眼睛不好，生活还能自理，但读书很困难，写作也受影响。他关注和研究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我们进入老年期，要活得健康、活得明白、活得愉快。活得明白特别重要，必须深刻反思我们这一生做过的蠢事、错事，把历史和现实看得更明白一点。”董健还想写一些学术文章，比如有一个题目是《从〈红旗谱〉到〈白鹿原〉》：“从红到白，这一段当代文学史还没有人说得清楚。两本书都是写中国农村的那个时代，价值观和艺术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当代文学还没有完成从《红旗谱》到《白鹿原》式的蜕变。《白鹿原》是一个特例，我更看重它对中国那一段时期农村的描写的真实性，《红旗谱》是反过来。哪个更接近真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管文艺的周扬等人把《红旗谱》捧为写中国农民的第一部好作品，以为它写出了真正的现代的革命的农民，说朱老忠是现代新农民之代表。我自己也写过文章吹捧这个观点。后来王彬彬写过一篇比较激烈的文章《〈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我基本上认同王彬彬对《红旗谱》的否定，朱老忠的形象绝不是中国农民的典型，这是用意识形态来伪造一个农民的形象。中国农民受了压迫就造反，当了皇帝以后再压迫人，然后有人再造反。这是鲁迅讲过多次的中国农民的循环圈。而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特点是结束一个皇帝的统治，建立一个使统治权受到监督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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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人生的曲折经历，董健热切地呼唤现代意识与启蒙理性。“现在好多问题最后都归结到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要经过一个启蒙期。启蒙就是确立以自由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把人从前现代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民主、法制下发展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就是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作恶，只有受到监督以后，才能为善。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不管曲折多大，这一转型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理性、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矛盾，尽可能减少暴力。这已经被世界历史证明，谁也改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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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文革”期间，你在江苏写作班子文艺组接受批判田汉的任务，看了许多田汉的资料，为后来写《田汉传》做了准备，这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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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当时是接受《人民日报》的任务，要写一篇批判田汉的大文章。那时一般人看不到田汉的资料，我们这个组却能把南京图书馆所有田汉的资料都拿出来查阅。我不仅看，还喜欢做笔记，把每个剧本哪一年写的、主要剧情等都考证一番。我做了好几本笔记。那篇批田汉的大文章写完了，也没发出去，我们编写组也解散了，可是我的笔记、卡片一大堆都带回家。到了“文革”结束，要为田汉平反的时候还得拿这些材料来看。后来我写《田汉传》，就用上了这些材料。本是为了打倒田汉结果却为田汉立了传。历史就是这样荒诞而又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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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关于《田汉传》，宋词先生跟我讲过一段吴祖光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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