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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读了一年半，“文革”中乱糟糟地又过了两年，然后是“上山下乡”，骆玉明去了崇明的新海农场种地。劳累是难免的，而更严重的是世界的不可理解使人心愈发茫然。骆玉明回忆：“研究自传的人会说，人们对生活的记忆，往往会把某些细节象征化，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点。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这种心理现象，但确实有一个记忆对我来说非常深刻。”他有一段时期因为害怕说梦话会泄露什么，曾经找机会独自住到一个孤零零的草棚里。有一天下大雨，站在门口四下望去，雨像帘幕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开来，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了。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一种不知道的力量放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完全生活在一团迷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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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深深地体会到现实的荒诞，逐渐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有可能走出这一荒诞的笼罩。多年后他读到顾准的作品，为其思想的穿透力所震撼。“我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了不起。有人认为放在世界学术的平台上，顾准的水平也很有限，因为他所思考的问题很多西方人都想过了，但不能这样来看。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在那种封闭状态和蒙昧力量的钳制下，他以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强烈的激情穿透历史，其思想的深刻性是极其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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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当然不能和顾准去比，但是，我们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拼命找书读，暗下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试图走出历史蒙昧的意图，至少和顾准是相通的。”骆玉明这样说。他在乡下待了六年多，有机会就找书读。公开可以读的有鲁迅和马克思。这些读物，无论读得懂还是读不懂，对激发思考、培育逻辑思维都有很大的作用。读其他的书，都只能是“地下”状态。完全没有选择的条件，没有任何规则，抓到什么是什么，今天读到一半丢下的东西和明天捡起来的东西，相隔天遥地远。但这也带来一定的好处，骆玉明说：“我觉得自己有个长处，就是能够把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而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无法依赖他人，也就更容易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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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后期，一度政策松动，个别高校试招了有限的研究生。骆玉明初中没读完，1975年连推荐带“考”成了工农兵研究生——说“考”，是要求在限定的时间里交出两篇文章。骆玉明交了一篇带有杂文气息的大批判，另一篇则是带有文言气息的游记《鼋头渚记》——算不算文言现在也不知道了。也许当时年轻人中鲜有能写近似文言文者，骆玉明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的生源混杂，但没有读过高中的只有骆玉明一人，他说：“那是混乱中的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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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高校试招研究生，主要为了缓解科技方面的危机，文科只是捎带的。而骆玉明他们刚进复旦大学不久，“批邓”就来了，政治形势变得混乱，所谓“研究生”更没有人管。在骆玉明看来，这种研究生是“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目的，实际上那两年也是没有任何人管的”。幸亏当时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先生是一位严谨而忠厚的学者，他每隔一段时间还尽量找几位研究生谈谈，适当予以指点。这种谈话和指点不是严格的课程，常是随机而发，因材施教，点到为止，但对骆玉明走上学术道路，仍是重要的开端。由于没有课程设置，各人全凭自己的兴趣读书，骆玉明将二十四史一本一本地翻过，仔细看过的并不多。不过这也算是很有系统的阅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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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骆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这种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学历，既不被承认也不被否认，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怪物。但好在复旦的风气还算开明，只要事情做得下来，学历之类也不太当真。事实上，骆玉明留校以后作为“青年教师”的若干年中，一直颇受器重，有些老师甚至对他夸赞过当。最初，朱东润先生还没有恢复系主任职务，教研室就请他“老带新”，做骆玉明的指导教师。朱先生在《诗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指导骆玉明，开始就是读《诗经》，这是一门严格的课程。几年前，骆玉明应出版社之邀为朱先生的名作《诗三百篇探故》写前言，对老师的学术成就作了系统的评价，同时回忆了随朱先生读书的往事。他笑着说：“要是老夫子看到我给他写序，不知道会怎么说。”另外，骆玉明还为朱东润先生写过一篇传记性的文章，题目《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横》用了杜甫的两句诗。朱门弟子满天下，不少人对这篇文章有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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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朱东润先生重新担任系主任职务，骆玉明转由章培恒先生指导，同时他也担任章先生的助教，开始了长久的相处。1979年，骆玉明开始登上讲台教书，他的很多学生都比他岁数大。他说：“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出去重新读研究生再回过来当教师，一种是离开教学到机关去做干部。我大概是极少数的既没有去读研究生也没有离开教学工作的人，因为‘文革’过后师资紧张，而我当时教书反响很好。”骆玉明似乎总是走着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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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朱东润与章培恒两位先生，骆玉明觉得他们很不相同。朱先生呢，“他人生观念是儒家的，但是思维方式是西方的；他非常严肃，又十分宽厚。《论语》里面讲孔子所谓‘威而不猛’，就是很庄重又很和蔼那样类型的人”。而章先生呢，“虽然一般情形下也是注重礼仪，有旧式文化人的气质，但个性强烈，好好恶恶，颇有鲁迅的味道”。而在思维方式上，他们两位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怀疑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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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跟随过几位著名学者，受到他们的指引，但骆玉明的散漫无拘，似乎并不像其中任何一位。“我尊敬自己的老师，但根本上我还是胡乱读书，胡思乱想。”他说，“我也跟复旦的多数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专业放在前面，我则无所谓专业。我只是一个字面意上的‘读书人’，也就是读书本身于我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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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与章培恒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2011年，由骆玉明单独撰写《简明中国文学史》被译为英文，由欧洲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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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为什么跟章培恒先生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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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私交的关系吧，我有一段时间跟章培恒先生关系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对很多问题思考的方法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他很喜欢鲁迅，我也喜欢鲁迅；章先生比较喜欢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我也曾经比较费劲地读过一些马恩的东西。马恩的逻辑是钻破“文革”时代没有逻辑的迷雾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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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对文学史的问题思考很久，他也发现我们这些年轻人对以前的文学史很不满意，因此希望我和他一起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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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章培恒先生谈《中国文学史》时，表示这书是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来谈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是对中国原来的文学史模式的一种突破，不再像原来从阶级斗争、从文学的政治性这些东西来谈，所以这是一种新的视角。增订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谈怎样逐渐向人性解放目标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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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我和章先生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不过我们可以找到近似的表述方式。章先生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现实来看历史。赞扬个性解放和个体精神，对中国来说首先是最大的现实要求，它也是跟社会蒙昧力量的最大冲突。而这一理论，他认为基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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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修养方面不能够跟章先生比。我觉得文学史首先需要设定一种历史模式，这里面一个基本的理论核心，就是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人的自我实现的历史，这个自我实现是通过个人的自由来达成的。试图用这种历史本质来描述人类的精神文化史，也就构成一个文学演化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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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觉得中国文学里面的个性解放，从古到今会慢慢放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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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如果说不把它当作一个绝对的标志，那么大体上可以看到：人在生活当中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情感世界，扩大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这种要求相关的社会条件也会不断增长。最初被表达出来的可能只是一部分人的要求，比如讲魏晋文化，是一种纯粹贵族的东西，到唐以后，个人的精神意志和情感欲望的满足，这种要求会延展到社会的中下层。当然要把这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核心线索来看，会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处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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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为什么当代文学的读者会出现越来越少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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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恐怕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也越来越小。艺术是人们自我表现的途径，是生命创造力的表达。那么，从古代社会来说，音乐、绘画、雕塑之类，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技艺，传播范围又很受限制，所以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而文学创造，特别像诗词之类，使用的材料很简单，传播起来却很方便。所以人要把他的创造性体现出来，会比较多地体现在语言中。而语言本身，也就在艺术化的运用中变得越来越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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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内容本来就丰富，人的创造力的表达途径也很多，做生意成功也是创造力的表达。即使在艺术范围内，比语言更方便、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也很多，像影视，像流行歌曲，都是。语言的创造变得既不方便也不重要，同时，语言所内含的智慧和活力也随之降低。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渐渐变得只能理解直接、粗野、夸大的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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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上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笼罩也导致整个社会的活跃性下降。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成长，首先是需要人的创造力和才华。政治压力导致社会本身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总量是降低的，大量的人是没有创造性的，创造力在教育的过程中被消灭了，这必然会导致文学委顿。80年代以后，社会变得活跃起来，文学的活力也得到恢复。但是，意识形态没有放弃干涉的意志，同时，随着多数人的生活越来越急促、粗糙和庸俗化，文学的生存空间还是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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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对当代小说研究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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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谈不上研究，但是还看过一些，像王安忆、莫言、叶兆言、贾平凹等等。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努力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思想解放，意识形态的控制降低，人的创造的活力就会增大。至于现在的作品最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者评价，那可能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在努力的，比如说我看王安忆的作品，我觉得她就很努力，她总是忠诚于自己对文学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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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对武侠小说非常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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