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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对，看了很多。金庸的看得最多，古龙的也看过不少。金庸的有一段时间看到没法再看，因为看的遍数太多了，一打开来看到这句话就知道下面是哪一句话，就没法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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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为什么喜欢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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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纯粹消遣，武侠小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看武侠小说是你觉得烦躁的时候忘记生活的一个方法。特别是198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就是不想说话、不想写文章，什么也不想做，那么忘掉现实的方法就是读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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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文学史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有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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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有一定的地位，但不会很高。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发现生活和给人以压力感的东西。而消遣性、娱乐性的东西，不会给人带来很多压力，纯粹作为文学的创造性的表达，武侠小说也不会很高。有些学者对金庸的小说评价过度，让人觉得智力好像受了情绪的影响。而且武侠小说从写作过程来说就是一个娱乐性的东西，像金庸这样的作者，也不是对人生、对社会有很大的承担欲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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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金庸的小说，但是喜欢读和从一个理性的立场去评价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两回事情。喜欢读，是因为它好玩，很活泼；特别是在经历过长期的沉闷之后，武侠小说进入内地社会，几乎就是一个大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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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金庸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小说，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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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他改过的东西，我没对照过。邓小平说他喜欢看金庸小说，看的时候是很好的休息，看完了就什么都忘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看完了就忘掉了，它会追着你，它会让你整天不得安宁。因为它是在发掘生活，在质疑生活，在揭示人的不安，那么，它会充满这种不安的情绪，不会让你看完了就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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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曾经一度到日本去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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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对。在1996至1997年，我在日本九州大学教过一年的书，不过是用中文教的。我学日文时有一个非常狭隘的想法，就是日本方面的中国学资料很多。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学了半年的日语就开始翻译，效果还不错，于是我就认为我已经懂日文了，从此就没有学好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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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翻译过吉川幸次郎的书，对他研究得比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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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也谈不上研究，我比较喜欢他的东西。当时在日本学界，有几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其中一种类型的人物是有传统的汉学修养，能够以接近中国人的方式理解中国的学问，这是一种比较老派的人。当然，同时他们也有一些西洋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吉川幸次郎在日本学者当中是一个思路比较开阔而中国学问基础比较扎实的人，他也是一个对中国比较有感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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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问，他们的视角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会产生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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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从中日学术关系史来说，当中国学术转向现代方向时，起初几乎是每一个部分都受日本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学术实际上是在一个西方学术的理论框架当中形成的，而在亚洲首先接触和理解这个西方框架的是日本人，首先也是他们运用西方框架来解释东方历史，中国人就通过日本这个中介去掌握西方学术或者说现代学术。如果要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特别是研究它的起源部分，日本的影响不可忽视。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有些学者有很强大的创造性，像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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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就你所知，中国文学在西方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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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这个话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就我浅薄的知识来说，中国在西方比较有影响、能够获得有一定深度的理解的东西，恐怕是老子。《道德经》是被西方人格外注意的，而且确实获得一定的理解。然后也许是诗歌。西方一部分人接触到中国诗歌以后，会发现中国诗歌具有跟西方诗歌完全不同的表达方法，这令他们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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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课，每年都有外国学生，我还是很关注西方人怎么认识中国的东西，像《红楼梦》。但总体来说，对中国文学能够系统地理解的西方人非常少。比如说理解《道德经》的话，西方人会注意到里面一些便于发挥的格言，或者跟西方文化本身可以沟通的东西。而一个西方人如果汉语学到一定的水平，他很快会被中国诗歌吸引。因为中国古代人的创造力和才华投入在诗歌当中的特别多，产生的东西非常漂亮。如果试图把中国的诗词翻译成英文或者法文，就没有韵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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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有很多学者研究像莎士比亚这么伟大的作家，但是中国的经典到了西方恐怕没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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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没有。懂得中国东西的人数量非常少。第一个是所谓世界性的问题，相对而言，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化更具有世界性。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化母体的力量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现实影响力。中国现在的影响力不断地提高，会导致懂汉语的人多起来。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会提高，必然带来懂汉语的人的数量提高，那么输入、谈论和欣赏的程度会增加。但是，西方人以固执的理解方式来理解中国的时候，像黑格尔评价孔子，再通过评价孔子来评价中国思想，一方面很傲慢，另外一方面确实格格不入。因为孔子看起来很平淡的生活智慧里面所包含的哲理性，整体上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也没有费力来理解过。如果文化母体本身增强了，会导致交流的密度增加，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东西，就是传输的频率增加，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增加，那么理解也会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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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热情，跟西方了解中国的热情好像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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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那当然。客观现实是世界有一个现代化进程。这不仅仅是包括工业、科学技术，还包括文化。这个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启动的，中国是被带动的，这导致所谓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力。现在的科学系统，包括人文科学系统，是一个西方系统。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整个是西方系统，必然就会导致我们现在是接受西方的东西，在西方的学术系统下生活。打开教育部的各种学科的分类，博士点建立的各个学科，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西方系统。这当然会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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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有一个世界性的现代科学系统，有没有可能因为中国文化力量的参与，使这个现代的人文学科系统发生某种意义上的改变？目前还做不到，当然也许仍然可以做出一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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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带博士生，会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整个现代的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是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学科系统的。它的基本系统、基本价值观、核心观念是从西方形成的。那么，它每一个新的研究点也是首先在西方出现。目前我们很难摆脱这个东西，所以它导致在中国要获得一个学术成就，实际上取决于跟进西方学术的速度，这个速度传得越来越快。比如说，托多罗夫1969年提出叙事学的观念，陈平原大概在1986年左右写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学，这个速度就是相当快的。作为一个博士生来说，要取得学术成就、学术突破，其实要靠两点：第一，密切地关注西方学术的变化，因为所谓学术的更新，首先在欧美形成；第二，熟悉中国的传统，在使用西方学术的变化时可以不勉强、不生硬地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找到比较好的契合点。如果谁有很大的理想，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去看待现代学术，能够从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去发现问题或者说凌驾于它之上去发现问题，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学者。我们会等待这样的学者的出现，但是目前条件还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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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牵扯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整个所谓现代的西方学术是随着西方哲学的改变而改变，核心的问题还是哲学。而中国现在几乎是没有哲学，一个没有哲学的文化要凌驾于西方哲学之上去创造新的学术研究点，难度实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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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古代的老庄、孔孟算不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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