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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剑桥的大部分房子都是几百年以前建的，有些即使是新的，材质看起来也跟老建筑比较协调。陆建德说：“在20世纪60年代，剑桥大学历史系造了一个图书馆，完全用几何图形，是玻璃加红砖，当时引起争议。我们关于现代化建设有一些预设的概念，纽约的摩天大楼成了每个人心中现代化的象征。到了欧洲才知道，有历史的城市首先必须保护传统建筑。像剑桥、牛津，有的路很窄，墙上会有一些汽车剐蹭的痕迹。路面还可能是石块铺就的，不平整。人们喜欢用自行车，停放时往往靠在墙上，墙有点磨损，处处是历史的斑痕，回想起来感觉是很温暖的。”也有些中国学生对古老的建筑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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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冲击是如何去学会一套新的说话方式。陆建德回忆：“我们总是以为中国人说话曲来拐去，洋人说话直来直去，实际上是倒过来。外国人开讨论会，如果有人提出批评意见，会很委婉，你如果不敏感的话还不知道提出来的问题可能是颠覆性的。我们喜欢对错这样的概念。”陆建德到导师家去开讨论会，茶几上放满了红酒，大家以酒为伴，要插话不容易。他说：“人文学科的学生出去读书可能跟工科学生差别很大。后者的研究很快就走上正轨了，因为在实验室里学的东西差不多，但是人文学科表述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是另一种话语系统。当时国内信息还不大灵通，熟悉那套话语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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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英国文学批评家F．R．Leavis（利维斯）的。“他对诗、小说的分析非常细腻，又有一种道德的关怀，但不是道学家的关怀，跟我们文学中的直接说出来的伦理传统不一样，他更关注小说里的角色怎么看自己，怎么看自己和周边人的关系，是不是有无我的习惯。我们重视名义，好坏是预先设定的，史籍里‘进谗’的必是坏人，观察道德内涵的切入点差别很大。这是比较文学的教益。中国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说是相信‘性善’的，‘好人’都特别自信，贾宝玉生下来嘴里含着一块玉，说明他很纯洁，自己是光亮的一点，周围是黑暗的。问题总是很多，但是自己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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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陆建德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他发现出国的时候正好是一个大的变动阶段，自己虽没有直接参与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活动，但是远距离观察，感受可能跟国内的人不一样。“那时候的文化界，一方面很活跃，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充满了躁动不安的情绪，对新的东西有一种特殊的迷恋。举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好像一艘船，帆张满了，要乘风破浪，但是船身又太轻。中国思想界要张帆远航，自身缺少一种比较平稳的定力。后来90年代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我认为这些变化也是中国知识界成熟的一部分，形成不同观点是完全正常的。任何简单化的思维、寻求灵丹妙药的冲动，都要不得，我们自己要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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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到剑桥大学留学之前，已对莎士比亚以来的英国文学读得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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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这倒谈不上，一直到现在依然很不够。在读大学之前，我已经读了一点英国文学，包括莎士比亚，主要读翻译。家里的原文剧本也读过一些，读得结结巴巴，语言关没过。“文革”期间读书是好高骛远的，马马虎虎，只图速度。还读过不少英国小说家高尔斯华绥的翻译作品，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英国对他的评价较低。读得多的还有萧伯纳、哈代、狄更斯等等。到复旦后读书才变得细致了，首先得感谢精读老师。图书馆借书限制极少，外国老师也很愿意借书给我们，比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些书是带着扭曲的心理去看的，劳伦斯小说中的性描写激起很大兴趣，记得那本平装本的有些地方屡屡被人翻阅，书页的边缘有点发黑了。后来又看些很可疑的当代美国小说，应该列入黄书的范围。不过很快回到正路。读《一九八四》是非常让人不愉快的，书里有一个超级思维能手，他有犹太人的名字——果尔德施坦因，他大篇地讲无理之理，当时勉强读下去，并未觉得讽刺得巧妙。《动物庄园》里的马让人特别难过，奥威尔用拟人的笔法来写这匹马的遭遇，勤勤恳恳但是最终还是受欺负、虐待。当时中国人对动物的关心是不够的，我小时候的同伴们都会有一些虐待小动物的劣迹，看到任何鸟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把它打下来，缺少最基本的温情和爱心。我这一辈的中国青少年的心是很坚硬的，身上好像有一层厚厚的铠甲，有些词（如“爱”、“同情”）在我们的心灵上没有印记。我们熟悉仇恨愤激的话语，所以鲁迅在“文革”中还是沉溺于暴力的造反派们的英雄。这是一种损伤。把这层铠甲戳破，激活身上比较温暖、柔弱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拉扯得太远了。复旦读的书还是比较多的，历史、哲学的书也读，这得益于孙骊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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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伯林（Isaiah Berlin）在英国的学术界影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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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我有时候号称是伯林专家，不好意思。我在80年代就关注他，博士论文的前言还引用他关于浪漫主义的论述。伯林在英美的影响较大，英国人对他态度有点复杂。牛津的沃尔夫森学院（Wolfson College）成立于70年代初，专招研究生，与剑桥达尔文学院结为姐妹学院，首任院长就是伯林。两个学院经常有交流活动，我曾经代表达尔文学院到牛津去跟沃尔夫森学院的学生比桥牌。伯林很长时间当那个学院的院长。沃尔夫森学院不是那种光芒四射的老学院，成立时没有各种各样的资助。伯林因为有犹太背景，跟美国的政界关系紧密，拉赞助的渠道比较多。他对启蒙主义的批判，对浪漫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缘起的分析都是蛮有趣的。只有了解他的犹太复国理想，才能发现他的所谓自由主义充满矛盾。他分析19世纪俄罗斯激进知识分子说话不负责任的原因，很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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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有意思的是伯林写托尔斯泰，后来变成了狐狸与刺猬的形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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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狐狸是多变，刺猬是不变，他大致上比较两类人物，在知识界影响比较大。但是我相信他50年代时的名气来自冷战。他写的文章英国味道少一些，俄国味道重一些。他喜欢排比句，行文好像是波涛滚滚，有一种巨大的修辞力量，跟地道英国文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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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发现英国学界传统的风气跟当今美国学界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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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美国学术界的竞争特别厉害。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其实挺好的，他们没出过什么书，也不是博士，头衔就是“Mr.”，某某先生。现在这一类人物已经少了或者不大有了，我在剑桥的时候还有几位这样的“先生”，在美国大学看不到，他们是多面手（叫作“generalist”），教书范围广。现在这种人好像已经比较少了。当然述而不作不一定就是优点，可能是牛津、剑桥容易出自视很高的懒人，在学院里做所谓的院士（Fellow）就进入了英国的特权阶层。记得老师中单身的比例较高，大学毕竟是从修道院发展过来的，但愿鲁迅先生不要像批判“寡妇”那样笑话这些独身主义者。无法想象20年代的欧美社会能原谅《寡妇主义》那样的文章。有一位华生先生，书倒是写得很多，单身，从他圣约翰学院古色古香的房间里经常飘出钢琴声。19世纪中后期，剑桥外围开始出现一些住宅，是给那些结了婚的院士住的，结婚的人后来比例越来越高。英国学者一般不大喜欢参加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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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人物像傅斯年等人，后来成为非常重要的学者，或者是重要的学术管理人才。为什么几十年后在运动中出来的人在学术文化上特别突出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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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学生领袖傅斯年很快就反思了，他认识到学生还是应该厚积实力，就叫学生好好念书。五四运动时间短暂，即使参加，学业上损失不大。罗家伦五四后去美国留学，得益很大。他也是学生领袖转为学术管理人才的例子。五四那一辈人有一些东西是现在永远难以企及的。比如说像鲁迅的古文，现在的大学教授远远不及。到了20年代中期，北京女师大不断闹学潮，少数学生心思静不下来。其实学生不应该干预校长的任命，不应该打派仗。对年轻人而言，权力大了，自以为什么都敢做，未必是好事。许广平是学生领袖，但是毕业后到广东女子学校当教师，开不了国文方面的专业课，为什么？应该追究段祺瑞、章士钊的责任吗？驱赶校长，无非是做红卫兵的先驱。后来好像没有再出傅斯年、罗家伦那样的人物，可能也不能这样说。胡乔木是30年代初期的学运领袖，改革开放后是第一任中国社科院的院长，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学术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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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在台北访问白先勇先生，白先生讲到1949年以后大陆政治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台湾相对来讲传统文化还是没有断，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冲击，反而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一些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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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五四的源流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方面是文化激进主义，要全面否定中国文化，因此“文化大革命”也是文化激进主义的再次爆发。但是民国期间有一种自我平衡的机制，有一些人是保守的，比如林琴南公开抵制新文化运动。他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编了很多古文集子，卖得都很好。再加上胡适他们很快又开始整理国故。我们跟台湾相比，文化断裂要严重一些。“文革”十年学术刊物停刊，大学基本停办，真是难以想象。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文化自大，自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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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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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在80年代，思想界有很多人是欢迎市场经济的，但是这跟叶公好龙一样，市场经济真的来了，人们又不愿做出牺牲。在80年代初期，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毕业生都非常好分配。到了80年代末，这些学科不像原来吃香了，而经济学界的人变成了天之骄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跟市场经济有关系的。市场经济不一定慈眉善目，它从打开的窗户探头进来，眼神里可能还有凶光，对原来欢迎它的人尤其是普通百姓也不一定客气，这样会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动荡不安。经过一个调适过程人们也许习惯了，但是钟摆运动总是不好的。中国学术界的毛病也暴露出来了，有些人太热爱包治百病的药。中国的计划实际上是做得不够的，看看我们的城市规划、地下管道即可知道，太没有章法了，混乱失序的例子太多。1992年，《经济学人》有一篇文章就对中国知识界提出批评，说现在计划更重要了，在金融、生态安全等很多方面需要有政府的参与，但是中国有些学人普遍认为市场能够解决一切。《经济学人》从来不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它的批评就更有分量。我们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明白很多事情不能光靠市场，尤其是对世界了解多一点的话，会看到中国的计划很多方面远不及欧美好。90年代的学术界非常推崇哈耶克，但是在西方的社会现实中，福利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成了基本人权，哈耶克的理论不可能付诸实践。当然国内学术思想界在90年代也呈现出多元的格局，对市场的危险性也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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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莫言讲到，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大胆的创作风格，但是在没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作品并不算畅销。现在很多人都不看长篇小说或者文学作品，反而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的初期，小说家、诗人的位置显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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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大家要开开心心接受不太重要的位置。不久前看了高行健的《灵山》，小说讲的是历史现实生活中的高行健去内地采风。我注意到一个事实：那时候没有身份证，他每到一个地方联系住宿，拿出来给人看的证件总是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上面有钢印，而不是工作证。这一招非常管用。那个时候的女孩子还特别脆弱，看到带着钢印的作协会员证就容易发晕。看得出来作家、诗人地位之高，后来发生一些正常的变化，应该是欢迎的。会计师、网络写手、物流经理都很重要，为什么只有诗人作家独占风光？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新的开放的空间里面，开开心心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学会像美国诗人惠特曼那样唱出欢乐之歌，歌唱各行各业的人。90年代学术机构有些人下海了，那就让他们去。留在这些机构的人不为其他所吸引，也很好，他们说自己也做不了其他的事。莫言因为诺贝尔奖而受关注，也留下了一点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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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变成一个狂欢的盛宴，为什么中国人这种诺贝尔情结一直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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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英国有一位专门翻译中国文学的女士，叫蓝诗玲，她讲过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用的英文是“complex”，听着就特别不舒服，会联想到恋母情结、恋父情结、自卑情结，都是不大正常的。我是希望中国作家和整个社会都能够坦然面对诺奖，莫言本人还是超脱的，但是社会的反应恰恰说明原来确实有一种焦虑，也可以说是一种情结，这次突然爆发出来。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莫言是很好的作家。全国的狂欢暴露了我们渴望承认的一种焦虑。我相信慢慢地中国还会有其他一些人得诺贝尔奖，我们的心态就会变得平和一些，我真希望这一天早早到来。外文所一位同事到英国去采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找到她住的区域，问路时问人家知不知道莱辛的家，路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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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得诺贝尔奖不会像我们这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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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美国人好多年没得到了，其实好作家是多的，他们不会抱怨吧。英国21世纪以来有三位得过，奈保尔，哈罗德·品特和莱辛。我想英国当代还有不少好的作家，绝对不在莱辛之下。莫言得奖后，我也希望读者更加关注其他中国作家的创作，把注意点集中在莫言身上是不健康的。大家拼命在买莫言的书，而没考虑到莫言是有着一个群体支撑着的，这个群体互相借力，里面好几位作家的书都值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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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莫言没得奖之前有点悲观，文学作品不畅销，读的人不多，现在变成一个手艺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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