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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张爱玲可以提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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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知不知道张爱玲其人，二人是否谋过面，都不得而知。但从张爱玲的《私语》里，却可知道张爱玲甚为仰慕林语堂。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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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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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有点戏谑味道，但她想过林语堂式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她认为林语堂为改变她的生活提示了一条可资借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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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因创办《论语》《人间世》等杂志，又写“性灵”“幽默”文章而名声远播。《吾国吾民》在美国大获成功，更使林语堂声名如日中天。对当时十六七岁的憎恶旧式家庭想过自由生活的张爱玲来说，具有绅士、名流派头的林语堂，成为她偶像式的人物，就不足为怪了。张爱玲正是生活在上海“高等华人”生活圈子里，其母也是知书达理的妇女，姑姑也是知识分子。她家交往的人，都是林语堂的忠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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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玛丽亚女校读书，而林语堂也曾在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学校就读过，而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她的同学中，有很多也是“学叔”林语堂的崇拜者。张爱玲努力读书，后考取英国名牌大学伦敦大学，可惜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转至香港大学。这时她与林语堂办的《西风》建立了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她的处女作《天才梦》，在林语堂主编的《西风》上发表，并获征文名誉奖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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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回到上海后，开始卖文生涯。在上海英文版《二十世纪》上，学林语堂轻松风趣的文风，以英文写了介绍中国人生活的文章后，“备受称赞”，后几乎每期《二十世纪》都有张爱玲的文章。《二十世纪》主编梅涅特，看了张爱玲的作品，极为赏识，向读者郑重推荐。梅涅特深谙中国文化，很推崇林语堂的作品。令他特别高兴的是，他又发现了一个像林语堂又与之相异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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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已踏上了林语堂的成功之路。但张爱玲毕竟不是林语堂，特别是她的小说《秧歌》发表之后，她的思想、信念、趣味已褪去了林语堂的色彩，完全成了张爱玲自己的了。林语堂在她的心目中，也日渐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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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成为沦陷的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光芒盖住了上海所有的作家。巧得很，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如同他的《吾国吾民》，再次在大洋彼岸引起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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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发现张爱玲对《京华烟云》发表过读后感，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才华横溢充满丰盈感性，创造自己小说世界的小说家张爱玲，不会对林语堂过于理性的小说，给予好评的。但张爱玲小说《秧歌》在美国出版后遭到冷遇时，林语堂的《朱门》仍大红大紫。张爱玲当时已在美定居，她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写过，她请朋友打听胡适情况，朋友告诉她：“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从语气中，可以感觉到，她中学时代对林语堂的敬意，已荡然无存了。但林语堂对世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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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赛珍珠的盛情邀请下，林语堂举家赴美，从事写作。他的民族情感从未改变。他除了译介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还用英语创作了《瞬间京华》（中译《京华烟云》）《红牡丹》《唐人街》等多部长篇小说。成为西方世界出版文学作品最重要、最多的中国作家。作品销于世界，却轰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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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林语堂定居台湾。他在厦门鼓浪屿的故居如今还在，笔者于乙未年春再次拜谒时，已破败寂寥得惨不忍睹，他亲手写的“立人斋”匾额，还挂在门堂，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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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私人语境中的鲁迅，“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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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历史面貌，是很难还原的。他们的生命留存，一般只是靠文字来完成，然后便照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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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形象被正襟危坐化、神圣化，是他死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那些过多的陈述“是与心性疏离的，和鲁迅生命的热度也是远的”。如学者孙郁所说：“我们看鲁迅文章与学者研究鲁迅的文章，有时候就觉得彼此隔膜，似乎此鲁迅非彼鲁迅。”语多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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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语境里的鲁迅，大都是自觉的，毫无党派之见，故能现鲁迅部分真容。如与鲁迅时近时疏，最后分手的林语堂，在《八十自叙》就有一段关于早期鲁迅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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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一样，声音过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辞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得哄然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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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说，“鲁迅是中国惟一的美少年”（《我记忆中的鲁迅》）。而陈源却说，鲁迅有绍兴师爷气，下笔则钩稽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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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说，鲁迅“治学最为严谨”，“绝无好名之心”，“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但他“多疑”“轻信”“迁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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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时与鲁迅同时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学者的话汇总起来，或可看到一个真实、真性情的鲁迅，一个不是政治语境里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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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时，其襟抱、心性、文风，正是他性格的本色，文字犀利，有深切的内觉在。应该说，已经很有色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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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的生活到处都有政治，鲁迅不可避免地处于政治之中。创造社、太阳社诸公喜欢用革命，当然也是利用政治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而鲁迅内心的宁静，是被政治和流血的现实弄得躁动起来的。有时有些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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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创造社的嫡系期刊《文化批判》创刊号和2月号上连续刊登《艺术与社会生活》和《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两篇文艺批评。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中国革命实践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前面讲过，创造社成员自己并没弄懂马克思主义，且又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在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中劣迹昭彰，影响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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