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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称革命文艺家的衮衮诸公对叶圣陶和鲁迅等作家作了错误的分析，对他们采取了排斥以至无原则的攻击态度，后来这些人又成了左联的骨干，新中国成立后仍影响文坛，其结果，历史已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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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是冯乃超写的文章，对写了优秀长篇小说《倪焕之》的作者叶圣陶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典型的厌世家。”而对鲁迅则是这样评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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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好在他不效L.Tolstoy变作卑污的说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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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出自创造社李初梨之手。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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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社会上，一定有一些常识的煽动家，向我们发出嘲笑，他们说：你们既口口声声在革命，何以不去直接行动；却来弄这咬文嚼字的文学？我们要看出他的奸诈来；这是他们的退兵计；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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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气势汹汹、蛮不讲理、乱扣帽子的“批评”，甚至成仿吾、冯乃超还在文人聚会的酒桌上，指斥鲁迅私德，“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鲁迅藏同时代人书信》），一贯所向披靡的鲁迅，自然要奋而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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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这年《语丝》第四卷第十一期（1928年3月12日）上，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一文给予创造社冯乃超诸人犀利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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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鲁迅还没被圣化，创造社诸人也还没有执掌文坛生杀予夺的大权，彼此间的争论，可以畅所欲言，无须伪饰。传统士的态度与新文人间的冲突，在任性地展开着。今天，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关于人格，关于襟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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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有“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的文字，看似信手一提，却正是鲁迅的老辣。1926年，创造社曾发出招股简章，筹集办社资金。1927年还专门聘请刘世芳为该社律师。后来当创造社成员不讲策略，以革命者示于社会，受到当局压迫时，刘世芳还曾代表创造社及其出版部，在《新闻报》（1928年6月15日）登报声明曰：“本社纯系新文艺的集合，本出版部亦纯系发行文艺书报的机关，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发生任何关系”，“此后如有污毁本社及本出版部者决依法起诉以受法律之正当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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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文章中特别提到招股本之事，意在讽刺创造社在斗争策略上显得幼稚可笑。极易让人看出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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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战，“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和“醉眼中的朦胧”成了那时论战两方的口头禅，广播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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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的硝烟还在弥漫，《语丝》（1928年4月23日）上突又刊载了一封Y的来信。向鲁迅发出“或者说求救，甚而是警告”，说自己被马路上呐喊的革命吸引，“随了所谓革命的势力，也奔腾澎湃了”，但“‘清党’之声而把我一颗沸腾着的热烈心清去”，“令我茫然”起来，“于是乎吐血，转辗床上不能动已几个月”，“请你指示我所应走的最终的道路”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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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回信了。但答非所问，又纠缠起“坐在玻璃窗下，醉眼朦胧看人生”案，顺势给冯乃超们一击。说：“近大半年来，征之舆论，按之经验，知道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的。”然后又对Y说，“你说我毒害了你了，但这里的批评家，却明明说我的文字是‘非革命’的”，最后劝Y“我也劝你暂时玩玩罢”，我“不但‘歇歇’，而且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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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一看，便知Y的来信，鲁迅之回信，都出自鲁迅之手，为了不断攻击创造社，他一个人演了一出双簧，并不比钱玄同、刘半农在民国七年（1918）玩的《奉答王敬轩先生》的双簧漂亮。当时，胡适当着鲁迅的面，批评过钱玄同、刘半农“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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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这次论战，记忆深刻，感慨良多。四年以后，我们若查1932年10月12日鲁迅日记，还可看到论战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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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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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是自我嘲笑的写照，说自己交了华盖之运，而流年不幸。其背景是，1928年至1929年秋，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发的那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太阳社及创造社以激进的姿态，宣扬文学的本质就是“阶级意欲和经验”的形象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学也就等于无产阶级“意欲和经验”的组织（《苏联“无产阶级文艺派”争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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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的工具，彻底抛弃了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唯我独尊，对广大作家大肆挞伐。他们首先拿鲁迅、茅盾等开刀祭旗，特别对鲁迅进行“总的清算”。认定他的阿Q时代已经过去，其作品已失去“现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想”，认为鲁迅是“封建作孽”“法西斯蒂”“三重三反革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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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扫荡式的“围剿”，精于战斗的鲁迅自然奋而回击，并阐述自己对“革命文学”及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深刻独到的见解。上面被后人定名为《自嘲》的诗，则是以轻松自信的心态，以“横眉冷对千夫指”回顾了那段惨烈的“围剿”，并再次回了太阳社和创造社一鸣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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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诠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时，有多种声音。笔者认为，对“孺子牛”的解释，不应该离开鲁迅写此诗的生活背景。时为1932年10月12日，当时年幼的海婴已病了许久。查鲁迅当时的日记，仅9月鲁迅就带着海婴去日本人开的篠琦医院看病十二次之多，几乎每隔一天去一次。到了10月，去医院达十四次之多。鲁迅借用《左传·哀公六年》的故事。春秋时，齐景公与儿子嬉戏。景公叼着绳子当牛，让儿子牵着走，以逗儿子。遂有“孺子牛”之说。五十一岁的父亲鲁迅，抱着两岁的儿子海婴，常常跑医院看病，那种慈爱眷顾、悲悯“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舐犊之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也不宽恕”，“敢将唾沫吐在少年脸上”的鲁迅，还有温暖慈爱的文化情怀和传统纲常所束缚不住的人性的另一面。而不少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故意拔高，以政治浪漫派的解读，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是甘为人民大众为牛的精神。结果，将一个活生生的情感丰富的鲁迅，变成只有金刚怒目的冷冰冰的一块政治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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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1887—1958），清末秀才，近现代诗人。早年入上海爱国学社，与章太炎等参加同盟会、光复会，曾与陈去病等创办革命文学团队——南社。国民党改组后，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叛变后，遭通缉，流亡日本。后与宋庆龄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20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时，与鲁迅多有往来。鲁迅将《自嘲》抄赠给他，说明他们的友谊深厚。柳亚子与郁达夫关系不错，曾有诗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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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人醇酒近如何？十载狂名换苎萝。最是惊心文字狱，流传一叙已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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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是郁达夫《薇蕨集》在北新书局出版时，书前有一篇《题辞》，内有“百姓是官家的鱼肉”，“于是腹诽者诛，偶语者弃市，不腹诽不偶语者，也一概格杀勿论”等讽喻国民党当局的话，后被抽去。柳亚子写诗赞郁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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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12日，鲁迅真的没有食言，到杭州去“玩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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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携景宋夫人（许广平到上海与鲁迅同居后，人称景宋夫人）从上海乘沪杭火车，由许广平的弟弟许钦文陪同，深夜抵达杭州。下榻西湖畔的清泰第二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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