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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将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终结了共和国近三十年的梦魇。殊不知，胡适在此六十年前，就曾提出“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光焰不息，胡适的思想与现代中国》）。二者在主旨上何等相似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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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周评论》《京报》等报刊“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积极干预现实政局，“探求事实，不欺阅者”的同时，反动当局也从未停止过对报刊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1916年6月23日，广东的《民主报》发表了《财政厅之更动》的当天，主笔陈耿夫被捕，次日遭枪杀。三个月后，北京新闻交通通讯社，因一篇《呜呼三大借款》通讯，触怒段祺瑞政府，负责人被拘，通讯社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罪被查禁。同一天，刊登此条通讯之《中华新报》《晨钟报》等十数家报纸被封。《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被捕入狱。是年10月，北洋军阀颁布《报纸条例》，加大对新闻和舆论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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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倡导“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发表毛泽东之《民主大联合》，不久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8月，《每周评论》三十七号也遭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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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邵飘萍办的《京报》，因发表抨击北洋军阀对日借款是“祸国阴谋，借债愚策”的文章，被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被迫再度流亡日本避难，报社的编辑潘公弼被抓，在监狱中关押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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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事件，后来邵飘萍对报界闻人包笑天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秘密。”表现了报人的正义和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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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19年4月3日晚，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给集会的北大、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生作报告，讲山东问题。邵飘萍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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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民众存亡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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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才有学生宣言；才有联合各界抗争；才有通电巴黎和会专使拒绝签字；才有通电全国定5月7日为“国耻日”；才有“五四”大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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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往往忽视真正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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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如磐的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了捍卫人权和舆论自由，口诛笔伐，赴汤蹈火。比如，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北京日报》《晨报》等率先报道这一消息，举国舆论哗然，全国各地媒体纷纷报道和发表文章声讨军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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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在全国一片声讨军阀的浪潮中，一贯坚决反对陈独秀推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等，将文化的新旧之争暂放一边，也纷纷站将出来，为陈独秀鸣不平，并具名保他出狱。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知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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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胡适在写给陈独秀的信中，仍念念不忘这动人的洋溢着无比温暖的文化情怀的一幕。胡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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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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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第三章 民国八年（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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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1919），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地催生了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新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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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1919），中国依然是独裁者横行的屠场和炼狱。同时，那些从黑暗中突围出来的知识分子，集体亮相，以启蒙者和革命家的胆魄，继续奋力开启新时代的闸门，一路高歌猛进，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谱写了崭新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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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元旦，天降细雪。陈独秀在这年第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气势磅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给刚来的一年点燃了一簇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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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大力鼓吹“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指出拥护“德先生”，就必须反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拥护“赛先生”，必须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强调只有护拥“德先生”“赛先生”，才能彻底救中国。陈独秀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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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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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陈独秀应邀出席了《新潮》编辑部的座谈会，他听到罗家伦高声朗读了这篇文章。陈独秀很重视与《新青年》《每周评论》联合作战的《新潮》杂志。在会上，看到一张张洋溢锐气的年轻人的面庞，听着他们有独立见解的发言，联系过去读过的他们的文章，陈独秀激动起来，他清了清嗓子说，《新潮》创刊号办得比预料得要好，一是有锐气，与《新青年》一起鼓吹“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提倡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二是文章都以白话体为主，又用了新式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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