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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把酒言欢，实际上是不可能绕过蔡公辞职和发表不合作宣言这一话题的。老实的李大钊率先谈到此事。陈独秀听后，把一肚子不满说了出来：蔡翰林的这套辞职老办法，用了多次，收效甚微。至于他的不合作宣言，过于天真，依靠几位清流的消极拆台办法，就能打倒黑暗政府？痴人说梦罢了。革命的事业必须依靠民众，把眼光只盯着少数精英而忽视广大民众运动，是老蔡们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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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说罢，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稿说：“我准备在《向导》周刊发表这篇评论，你先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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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看完题为“评蔡校长宣言”的评论，心里有些不悦。陈独秀虽说思想深刻，言辞犀利但总是简单粗暴地对待朋友。他在此文中言辞过火，攻击一生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进步文人蔡元培，这无异于为黑暗政治帮忙。他在文中还呼吁人们要像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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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脸上终于露出了为蔡元培不平之气和对陈独秀偏激的愤怒，这让陈独秀很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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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语气很沉重地告诉陈独秀：作为一位愤世忧世、疾恶如仇的知识分子蔡校长，他一身的不降志、不辱身的品格，一生对腐败政治的不懈攻击，始终代表着中国知识界的道义和良知。你夸大了蔡校长不合作主张的消极作用。劳工阶级的罢工，就是一种不合作的表现。难道连罢工你也不赞成吗？请你不要忘记，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能公开活动，没有蔡校长的支持，是不可能的。李大钊甚至想说，没有蔡、胡的鼎力相救，你能走出监狱，从事革命活动吗？他怕过于刺激陈独秀而忍住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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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最后说，正是依靠蔡校长的人格力量，他正秘密组织张国焘到京汉铁路发动大罢工，与学潮和罢工运动结合，拉开与反动政府搏杀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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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个争强好胜、永不服输的人，他对李大钊的劝诫不置可否，还是发表了《评蔡校长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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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到了陈独秀这篇评论，愤然站出来，在《努力周刊》上发文，点名嘲讽了陈独秀：“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绝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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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二七惨案”发生，曹锟、张作霖贿选丑闻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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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清明后的冰凉的海风吹拂下，率子女乘“新铭”号海轮，向大洋远处的欧洲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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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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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9年底，胡适就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高调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中国学术文化界逐渐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整理国故”的热潮，“研究国故的人整日的摇旗呐喊，金鼓震天”（陈西滢语），形象地反映了“整理国故”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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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的口号，由首举义旗、鼓吹新文化运动号角的领袖胡适提出，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历史证明，正是胡适赋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任务和力图正确处理破与立、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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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新潮》社，在1919年上半年就提出过整理国故的任务。其成员毛子水曾在《新潮》著文，《国故和科学精神》主编傅斯年写了“附识”，反对腐朽观念的“保存国粹”，提出用“科学精神”“科学的主义与方法”整理国故。对此，作为导师与顾问的胡适甚为赞赏，当然，他也批评了他们文中的“功利观念”，并告诫弟子“真理无所谓大小，学问是平等的”。他特意写了两篇文章《论国故学——答毛子水》和《整理国故与打鬼》，再论“整理国故”的科学性与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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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用明白晓畅的文字报告出来，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见，有脑筋的都可以明白。这是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救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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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3月16日，北大出版委员会决定出四种季刊：《国学季刊》《文艺季刊》《自然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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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国学季刊》的邀集人。在他的组织下，五天后成立《国学季刊》编辑部，由他任主任编辑，大家推举他撰写“发刊宣言”。编辑有胡适、钱玄同、周作人、沈兼士、马幼渔、李大钊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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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胡适撰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作为卷首文章在《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刊出。胡适在此开宗明义地宣称：古学不会沦亡，古学经过科学地“整理”与“甄选”，必将有“更好无数倍”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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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故季刊》给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的，不仅是内容，在形式上也是一场实在的革命。在版式上率先采用由左向右横排，文章使用新的标点符号，对当时的出版、印刷界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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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再次提一下本书第一卷关于胡适与李大钊所谓“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之争的真相。“整理国故”，即为“研究问题”的具体内容。李大钊不仅一直积极参与而且从未再与胡适探讨关于“问题与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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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提出的科学“整理国故”的主张，对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的文化思想史产生了富有建设性的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这种根本性的影响，更为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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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适率先实践了自己提出的主张，亲自挂帅从宏观和微观开展“整理国故”的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和卓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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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以《〈红楼梦〉考证》敲响了旧红学的丧钟，宣告了新红学的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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