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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水浒传》《诗经》《楚辞》的研究，对墨学、老子的研究、对诗的历史沿革与风格流派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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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胡适的号召和开拓，自然少不了响应和追随者。他的北大学生俞平伯、顾颉刚是有幸的，他们研究《红楼梦》的热情缘自胡适的引发，而且一开始就步入胡适开创的正确之路。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关于研究《红楼梦》有四十四封通信，俞与顾又有二十七封相互的通信，先被赵肖甫辑成《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后又有顾的学生王煦华缮清刊于1981年第三辑《红楼梦学刊》，俞平伯还为此写了题词：“此1921年我与顾颉刚兄讨论《石头记》之往还书札，今经整理缮写，将付《红楼梦学刊》发表，忽忽六十年，故人殂谢，追念昔游，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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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适与俞平伯、顾颉刚的通信和俞、顾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师生间、学友间在新红学开创时努力开拓、通力合作的动人情节。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与俞、顾的合作并非是师唱生随，而是都坚持科学的态度。比如俞、顾经研究考证，同意胡适关于高鹗补后四十回的经典意见，但在评价高之续补时，俞平伯贬得多，而顾颉刚则理解高鹗之补“难度很大极不自由”应“原谅高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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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提及的，是俞平伯在旧书摊上购得一部《红楼复梦》，其“凡例”有“前书八十回后立意甚谬”之语，且认为“洵可为高君补书作一旁证也”，支持了胡适关于高鹗续《红楼梦》后四十回之推断。顾颉刚潜心于史学，后对红学有些疏淡。而一直耽迷于红学的俞平伯，成了红学大家，他的《〈红楼梦〉辨》，让他名震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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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研究红学的成功，再次证明胡适科学“整理国故”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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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和自己的身体力行，对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历史证明，否定胡适的科学“整理国故”，往往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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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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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氏兄弟的北京生活中，有一位外国友人不能不提。此人就是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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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早就熟识，但彼此的见面，是由郑振铎和耿济之引荐的。去年的2月24日，北京风沙弥漫，郑、耿两位年轻人把爱罗先珂带到周氏兄弟的寓所。那天，周作人的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郑、耿二君引爱罗先珂来暂住东屋。”从此，爱罗先珂与周氏兄弟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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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是俄国盲诗人，他的经历颇具传奇性。1914年，他只身一人到印度、日本、泰国、缅甸等多国流浪。因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被英国人驱出印度，至日本又因宣传危险思想再次被逐出，后历尽千辛万苦踏上归国之路，却未被准许入境，这才转而来到中国四处漂泊。诗人将迷惘痛苦的心情写进诗里，引起鲁迅的关注，并致信周作人：“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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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周氏兄弟收到了日本朋友的信，请求他们转托胡愈之照顾爱罗先珂。蔡元培得知此事，特聘爱罗先珂到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蔡校长还亲自找到周兄弟，将俄国盲诗人安排住在他们家里，这才有周作人日记中“爱罗先珂君暂住东屋”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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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在周家住下后，除在北大授课，还常到各校用世界语演说，为他当翻译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自学世界语，并开始翻译用世界语写就的作品。他在后来写的《知堂回想录》中说：“世界语这东西是一种理想的产物……人们大抵有种浪漫的思想，梦想世界大同，或者不如说消极的反对民族的隔离，所以有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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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也开始动手翻译爱罗先珂的诗作《池边》《春夜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有时也陪爱罗先珂到北京参观，兼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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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作人写的《泽泻集·爱罗先珂君之二》一文看，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相处得很愉快和谐：“爱罗君寄住在我们家里，两方面都很是随便，觉得没什么窒碍的地方。我们既不把他做宾客看待，他也很自然地和我们相处。过了几时，不知怎的学会侄儿们的称呼，差不多自居于小孩子的辈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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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爱罗先珂在北京生活得并不舒心，先是他不时到女子师范去演讲，到孔德学校报告，到北大三院演说，到政治学校与师生交流，可时间一久，人们听腻了，没有新鲜感了，学世界语的热情就迅速衰退了，也就很少有学校再请这位盲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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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爱罗先珂痛心的是，最初在北京大学开世界语课时，北大最大的讲堂，往往挤满了学生和教师，不久听者渐少，改到小课堂，再往后，听者寥寥，有时只有两位。于是他关于俄剧《饥饿王》的讲座，仅讲了个开头，因听众太少而不得已终止了。盲诗人对此深感痛苦，在周氏兄弟家的院落里，就常见爱罗先珂弹着六弦琴，唱着“寂寞，沙漠似的寂寞呀”的歌。这清寂的飘在夜空里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周氏兄弟的心灵，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鲁迅感到诗人的寂寞竟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生命状态如出一辙。鲁迅在1922年发表在上海《妇女杂志》上的《鸭的喜剧》中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鲁迅懂得了流浪诗人，又在《热风·为“俄国歌剧团”》中学着爱罗先珂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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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沙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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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好有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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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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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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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灵魂其实也正在与“寂寞”抗争，与中国“沙漠式的枯寂”搏杀，他“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华盖集·题记》）。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武士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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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并未全部让生活失色，有一天爱罗先珂从街上买回十几个蝌蚪，放进了周作人在院里挖掘的荷花池里。那荷花池长三尺宽二尺，从未长出过荷花，却是蛤蟆的乐园。爱罗先珂早到池前造访成群结队在池中游泳的蝌蚪，有时孩子告诉他，蝌蚪生脚了，他很高兴。人往往就是这样，寂寞和快乐是可同时存在于精神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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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思念家乡的爱罗先珂在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之后，回到了故乡。一个世界主义者，却始终眷恋自己的家乡，这是一种悖论。周作人说，这虽然“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爱罗先珂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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