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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爱罗先珂在北京生活得并不舒心，先是他不时到女子师范去演讲，到孔德学校报告，到北大三院演说，到政治学校与师生交流，可时间一久，人们听腻了，没有新鲜感了，学世界语的热情就迅速衰退了，也就很少有学校再请这位盲诗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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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爱罗先珂痛心的是，最初在北京大学开世界语课时，北大最大的讲堂，往往挤满了学生和教师，不久听者渐少，改到小课堂，再往后，听者寥寥，有时只有两位。于是他关于俄剧《饥饿王》的讲座，仅讲了个开头，因听众太少而不得已终止了。盲诗人对此深感痛苦，在周氏兄弟家的院落里，就常见爱罗先珂弹着六弦琴，唱着“寂寞，沙漠似的寂寞呀”的歌。这清寂的飘在夜空里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周氏兄弟的心灵，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鲁迅感到诗人的寂寞竟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生命状态如出一辙。鲁迅在1922年发表在上海《妇女杂志》上的《鸭的喜剧》中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鲁迅懂得了流浪诗人，又在《热风·为“俄国歌剧团”》中学着爱罗先珂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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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沙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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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好有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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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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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啊。这时我想：假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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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灵魂其实也正在与“寂寞”抗争，与中国“沙漠式的枯寂”搏杀，他“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华盖集·题记》）。一个荷戟独彷徨的武士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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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并未全部让生活失色，有一天爱罗先珂从街上买回十几个蝌蚪，放进了周作人在院里挖掘的荷花池里。那荷花池长三尺宽二尺，从未长出过荷花，却是蛤蟆的乐园。爱罗先珂早到池前造访成群结队在池中游泳的蝌蚪，有时孩子告诉他，蝌蚪生脚了，他很高兴。人往往就是这样，寂寞和快乐是可同时存在于精神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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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思念家乡的爱罗先珂在赴芬兰参加第十四次万国世界语大会之后，回到了故乡。一个世界主义者，却始终眷恋自己的家乡，这是一种悖论。周作人说，这虽然“似乎是矛盾，却很能使我们感到深厚的人间味”（《爱罗先珂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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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氏兄弟的思念中，爱罗先珂在1922年底重回周家大院。不久即发生了所谓“剧评事件”。北大与燕京女校学生联合演了一出话剧，爱罗先珂热心地去观看了演出，还率直地写了剧评：“在中国，没有好的喜剧……没有喜剧的国度是怎样寂寞的国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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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诗人的剧评，目的或许是批判当时中国社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的恶劣，但对学生的演出求全责备是显而易见的。于是遭到年轻气盛的学生的反感。他们尝试戏剧的热情容不得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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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学生魏建功读了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一文（载1923年1月6日《晨报副刊》）后，有感而发写了篇《不敢盲从》，也发表在几天后的《晨报副刊》上。文章对爱罗先珂在评价学生演剧的某些批评和观念提出反批评，特别对爱氏所云“竭力学优伶”“并不想表现出剧中人来”“似乎以为只要在舞台上，见得像优伶，动得像优伶，用了优伶似的声音，来讲优伶似的话，这便是真的艺术的理想”等，表示不能苟同，而且指出爱氏并没有认真看过整出戏，就发议论不能接受，此外并无放肆的文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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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既然是文艺批评，难免有思想和见识的交锋，这很正常，但鲁迅却拍案而起，在1月17日《晨报副刊》以一篇《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斥魏建功”（鲁迅日记）。该文“特地负责地申明：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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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位1901年出生的年轻学生魏建功的文艺批评，比魏建功大20岁的已是社会名流又是大学老师的鲁迅，用如此极端的言语攻击晚辈，不仅令当时的读者莫名，便是今天来看，也未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须知，被鲁迅吐了一脸唾沫的并无劣迹的年轻学生魏建功，1980年卒，江苏如皋人，为著名的语言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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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同一天的《晨报副刊》上，还载有周作人的一篇《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与鲁迅的吐唾沫相比，周作人的文章有正人君子之风，善意地规劝，颇具亲和力。他谆谆告诫年轻的学子：“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先珂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便当作敌人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人的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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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的20日，鲁迅日记载：“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省三者，就是因带头反对北大收讲义费，对蔡校长不恭，被校方开除的学生冯省三。该生是世界语的拥护者和宣传者。鲁迅认为蔡元培抓住小事大做文章未免不公，愤然写了《即小见大》支持了冯省三。后来冯成了八道湾的常客，鲁迅的日记中无数次提到这个名字。魏建功就没有这种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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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语焉不详，不知究竟谁做的东，但周氏兄弟为爱罗先珂抱打不平，爱罗先珂以示答谢，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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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都面对一群年轻人的隔膜，悲哀自然难免，但把无知、偏激、轻狂的年轻人也当成敌人，未免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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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悲哀，诗人离开了北京，继续去各地漂泊，到了巴黎。周作人在是年4月21日《晨报副刊》上以《再送爱罗先珂君》为其送行。一年后在《苦雨》一文中，周作人又写蛤蟆在雨后的院中出现的情景。关于周作人家的蛤蟆，还有一段小插曲。钱玄同与周作人交好，一日到周宅做客，酒后留言苦雨斋。是夜入室的蛤蟆弄醒钱玄同，胆小的钱竟害怕得高呼救命。周作人见状，写诗取笑曰“相看两不厌，玄同与蛤蟆”。自此始，钱玄同又多了一个“蛤蟆”的绰号，博文苑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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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4年6月21日，周作人收到曾把爱罗先珂引到周家的胡愈之的来信，信中说，爱罗先珂君，从巴黎屡有来信，他穷困潦倒，连三四十个法郎都没有。信中还说，爱罗先珂曾托周作人向北京大学求援，不知办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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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告诉周作人，“上星期我已买了一千二百法郎汇票寄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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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资料证明周氏兄弟也曾伸出援手接济过他们视为友人的盲诗人。那时住在八道湾大宅院的周氏兄弟，是有能力帮助爱罗先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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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从周氏兄弟的文章中看，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大院里，与周氏兄弟关系一直融洽，那为什么爱罗先珂遇到困难时，不向周氏兄弟求援，甚至分手后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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