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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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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讲过,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关系并不密切。郭沫若、郁达夫少年气盛,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胡适对他们二位在新诗、小说方面的成就是十分赞赏的,当然也曾好心地指出其某些不足,比如曾批评过他们的翻译有待提高。郭、郁二人对此扞格不入。郭沫若著文反击,郁达夫写小说《采石矶》,以清代诗人黄仲则暗喻胡适。1923年5月15日,胡适致信郭、郁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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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爱朋友,爱人以德、以才,有所谓“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之风度。他的一生十分看重自己的清名,从不说空话,更不说假话,凸显了胡适的道德面貌与心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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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9月,社会上曾疯传(有些人后来竟写成文章)说,胡适恪守文人道德,牺牲个人幸福,为遵母命,也为一个无辜成为他妻子的村姑江冬秀,不离不弃地与其相守。陈独秀劝胡适离婚,他不听。气得陈独秀大动肝火,拍了桌子,大骂胡适。胡适忙对这一以讹传讹的谣言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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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子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地造此大诳(1921年9月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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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的大度真诚打动,三天后,郭沫若复信胡适说,“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郁达夫同日也致信胡适,表示胡适“感人以德”,“服人以理”,“你若能诚恳地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表示愿意与胡适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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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郭沫若、郁达夫对胡适的怨隙暂时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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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郭沫若主动邀胡适吃饭。那天,席上很热闹,作陪的有创造社的田汉、成仿吾,还有诗人徐志摩。席间,郭沫若对胡适“劝酒甚殷勤”,二人杯酒言欢,胡适心情大悦,据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载:“喝得不少,几乎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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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兴所致,胡适不知怎么就提及曾有为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写评的打算,说“曾取《女神》读了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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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曾料到,郭沫若闻此,激动异常,跳将起来,奔到胡适座席抱起胡适,竟亲吻起来,酒宴上的友人先怔了一下,然后鼓掌助之。胡适在当日日记中简记曰:“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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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新诗的“老祖宗”,曾为很多新诗集写过评论或作序。如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及陈梦家的诗集等。但却唯独没有评论过后来被一些文学史称为“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女神》。在胡适的眼中,《女神》“还有不少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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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除《序诗》外,共收录五十三首诗,三个诗剧,由三辑组成。皆写于1916年至1921年。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作品。1921年2月25日上海《民铎》杂志称其为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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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发表时,远没有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的影响巨大。《尝试集》毕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别的不说,只要看看鲁迅、俞平伯、周作人等当时著名的文坛名人都为《尝试集》删过诗这一点,就可以表明当时文学界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和支持,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尝试集》的确有不成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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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集》之后是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西还》《忆》的出版,接着是1922年康白情的《草儿》诗集的出版,他们都被写进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予以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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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出版后,只有创造社的郁达夫著文《〈女神〉之生日》,高调评价说《女神》始,我国的新诗才“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剩下的有关《女神》的评论,多是郭沫若自己写的,如1922年8月4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题为《论国内的诗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一文。郭沫若说,《女神》充满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和自我改造的思索,而且极力想通过“小我”反映“大我”,通过“个人的苦闷”以及“反射出”“社会的苦闷”和“全人类的苦闷来”。这或许是当年郭沫若的个人创作体验,其间或确有极具价值的东西,但文坛反映的清寂,不能不让郭沫若心怀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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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忐忑中,突然听到新文学大师胡适要评论自己的《女神》,郭沫若不能不大喜过望。以郭沫若的性情,马上忘情地去拥吻胡适,是最自然的举动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这么一吻,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胡适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无人比肩,无人撼动。胡适与郭沫若各自在文化历史里的真实显像,本来已十分清晰,但多少年了,特别是1949年之后,从《尝试集》与《女神》长短的评议,到胡适与郭沫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争论,却被颠倒,甚至延续到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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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1952年写的《〈金文丛考〉弁言》一文中,公开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胡适在中国学术坫坛的盟主与宗师地位,但他在英文上的欠缺而闹了笑话。想不到胡适早年间批评郭、郁那句“不通英文”的话,竟成谶语,让郭沫若又一次丢了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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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因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内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与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谈话的精神大相径庭。当时毛泽东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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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被委以批判胡适的最高指挥官。但郭沫若毕竟是个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学者,他内心太知道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贡献和影响了,推倒胡适谈何容易。所以在批胡适的浪潮里,他不由自主地说出胡适是“当今孔子”和“圣人”这类的评价,当然这称谓也有讥讽的意味。自他给胡适的那一吻时,胡适的地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郭沫若的心底。郭沫若对胡适几次挑起论难,又在批胡运动中用不大中用的长枪短炮进行攻击,绝不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胡适致郭沫若、郁达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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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高压下,郭沫若批判胡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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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形态和感情世界真是美妙而多姿。1923年远离红尘、鳏居两年的蔡元培,在经历了奔波和追寻后,第三次走入婚姻的殿堂,而周作人、胡适、汪静之、徐志摩也都陷入了感情的旋涡。正是:“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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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第二任妻子黄仲玉,不幸于1921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法国医院。在瑞士日内瓦公干的蔡元培得唁电悲恸欲绝,伏案含泪写下一篇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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