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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清流：那些远去的大师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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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讲过，胡适与郭沫若、郁达夫的关系并不密切。郭沫若、郁达夫少年气盛，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胡适对他们二位在新诗、小说方面的成就是十分赞赏的，当然也曾好心地指出其某些不足，比如曾批评过他们的翻译有待提高。郭、郁二人对此扞格不入。郭沫若著文反击，郁达夫写小说《采石矶》，以清代诗人黄仲则暗喻胡适。1923年5月15日，胡适致信郭、郁说：“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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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爱朋友，爱人以德、以才，有所谓“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之风度。他的一生十分看重自己的清名，从不说空话，更不说假话，凸显了胡适的道德面貌与心灵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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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9月，社会上曾疯传（有些人后来竟写成文章）说，胡适恪守文人道德，牺牲个人幸福，为遵母命，也为一个无辜成为他妻子的村姑江冬秀，不离不弃地与其相守。陈独秀劝胡适离婚，他不听。气得陈独秀大动肝火，拍了桌子，大骂胡适。胡适忙对这一以讹传讹的谣言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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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子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地造此大诳（1921年9月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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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被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的大度真诚打动，三天后，郭沫若复信胡适说，“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郁达夫同日也致信胡适，表示胡适“感人以德”，“服人以理”，“你若能诚恳地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表示愿意与胡适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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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郭沫若、郁达夫对胡适的怨隙暂时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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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郭沫若主动邀胡适吃饭。那天，席上很热闹，作陪的有创造社的田汉、成仿吾，还有诗人徐志摩。席间，郭沫若对胡适“劝酒甚殷勤”，二人杯酒言欢，胡适心情大悦，据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载：“喝得不少，几乎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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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兴所致，胡适不知怎么就提及曾有为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写评的打算，说“曾取《女神》读了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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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曾料到，郭沫若闻此，激动异常，跳将起来，奔到胡适座席抱起胡适，竟亲吻起来，酒宴上的友人先怔了一下，然后鼓掌助之。胡适在当日日记中简记曰：“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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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新诗的“老祖宗”，曾为很多新诗集写过评论或作序。如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汪静之的《蕙的风》及陈梦家的诗集等。但却唯独没有评论过后来被一些文学史称为“最能体现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解放要求的”，“一部充满革命激情和浪漫气质的诗集”《女神》。在胡适的眼中，《女神》“还有不少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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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于1921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除《序诗》外，共收录五十三首诗，三个诗剧，由三辑组成。皆写于1916年至1921年。是郭沫若1914年赴日留学，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作品。1921年2月25日上海《民铎》杂志称其为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感受到“新生的太阳”的“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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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发表时，远没有1920年出版的第一部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的影响巨大。《尝试集》毕竟是中国现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别的不说，只要看看鲁迅、俞平伯、周作人等当时著名的文坛名人都为《尝试集》删过诗这一点，就可以表明当时文学界对这本诗集的重视和支持，当然，从另一方面讲，《尝试集》的确有不成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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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集》之后是俞平伯的新诗集《冬夜》《西还》《忆》的出版，接着是1922年康白情的《草儿》诗集的出版，他们都被写进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予以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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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出版后，只有创造社的郁达夫著文《〈女神〉之生日》，高调评价说《女神》始，我国的新诗才“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剩下的有关《女神》的评论，多是郭沫若自己写的，如1922年8月4日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题为《论国内的诗坛及我对创作上的态度》一文。郭沫若说，《女神》充满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和自我改造的思索，而且极力想通过“小我”反映“大我”，通过“个人的苦闷”以及“反射出”“社会的苦闷”和“全人类的苦闷来”。这或许是当年郭沫若的个人创作体验，其间或确有极具价值的东西，但文坛反映的清寂，不能不让郭沫若心怀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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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忐忑中，突然听到新文学大师胡适要评论自己的《女神》，郭沫若不能不大喜过望。以郭沫若的性情，马上忘情地去拥吻胡适，是最自然的举动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这么一吻，也非常清楚地表明，胡适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无人比肩，无人撼动。胡适与郭沫若各自在文化历史里的真实显像，本来已十分清晰，但多少年了，特别是1949年之后，从《尝试集》与《女神》长短的评议，到胡适与郭沫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争论，却被颠倒，甚至延续到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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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1952年写的《〈金文丛考〉弁言》一文中，公开自己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胡适在中国学术坫坛的盟主与宗师地位，但他在英文上的欠缺而闹了笑话。想不到胡适早年间批评郭、郁那句“不通英文”的话，竟成谶语，让郭沫若又一次丢了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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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因意识形态的需要，国内掀起一场波及全国的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与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在延安谈话的精神大相径庭。当时毛泽东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了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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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被委以批判胡适的最高指挥官。但郭沫若毕竟是个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学者，他内心太知道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杰出贡献和影响了，推倒胡适谈何容易。所以在批胡适的浪潮里，他不由自主地说出胡适是“当今孔子”和“圣人”这类的评价，当然这称谓也有讥讽的意味。自他给胡适的那一吻时，胡适的地位早已深深地镌刻在郭沫若的心底。郭沫若对胡适几次挑起论难，又在批胡运动中用不大中用的长枪短炮进行攻击，绝不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胡适致郭沫若、郁达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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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高压下，郭沫若批判胡适，或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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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形态和感情世界真是美妙而多姿。1923年远离红尘、鳏居两年的蔡元培，在经历了奔波和追寻后，第三次走入婚姻的殿堂，而周作人、胡适、汪静之、徐志摩也都陷入了感情的旋涡。正是：“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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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第二任妻子黄仲玉，不幸于1921年1月2日病逝于北京法国医院。在瑞士日内瓦公干的蔡元培得唁电悲恸欲绝，伏案含泪写下一篇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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