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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说乱跑，万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我不算老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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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胡适收到了老友汤尔和的一封信，说现在到京参加“善后会议”的代表“谁不是牛头马面？会议如果开成，必系一批护兵马弁，左携鸦片烟具，右挟姘头而上会场。以兄之翩翩，如何能与此辈并坐……浮俗诋毁，固不值一哂，但吾辈举止似应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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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尔和代表许多知识分子向他进言忠告，正如胡适自己在日记中所说：“此信全是爱惜羽毛之意。”并说，此次参会，与自己素来主张接近；不愿学时髦谈“国民会议”；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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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不少朋友支持胡适出席“善后会议”，但都劝他参加时谨慎为要。如陶行知、任叔永、汪孟邹等。其中汪孟邹致胡适的信，最有代表性：“此事关系吾兄前途的确极为重大。他们恐属有意的利用吾兄，切勿无意的受他们利用。出席之日，务望独立发挥自由言论，千万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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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汪孟邹说，随此信尚附有陈独秀的一封信，可惜至今尚未证明确有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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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于是年2月1日，大雪之后的一个星期天，在新华门内的中南海召开。开幕式在囚禁光绪帝的瀛台对面的一个大殿里举行。赵尔巽任主席，段祺瑞、龚心湛分别代表执政府和内阁致颂词。与会者八十六人，梁启超等人拒绝到会，比原定出席人数少了一半，不足法定人数，故正式会议推迟到10日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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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认真为会议准备了《国民会议组织法》提案，与孙中山的国民党正在筹备的“国民会议促成会”遥相呼应。但会上未予认真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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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下旬，冯玉祥、孙岳等在河南又开战，江浙局面也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善后会议”并无调解的威权。失望的胡适于2月24日，起草了给赵尔巽的一封信，与会议代表马君武联名具签，信中说：“若本会议不能作局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表示“我们只好不出席了”。3月4日，胡适直接给段祺瑞致函，声明辞去善后会议会员身份。3月6日，《晨报》登出此消息，胡适参会风波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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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适参会期间，国民党的“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通知胡适，该会已推选他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和参加“善后会议”一样，大凡以和平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会议，他都不妨咬牙跳进去，为国家、民生大局尽一点儿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但那时特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与行为思维，常常把这样的人视为另类和异己加以无情挞伐。胡适便是其中最不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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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第二年由易培基主持着手组织了“故宫博物院”。不知怎么，在整理皇宫文物时，发现了一张胡适给溥仪的名片，上面有胡适的笔迹：“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不久，在7月31日，又在养心殿发现了一份清廷内阁大臣金梁谋划复辟的奏折。奏折上劝溥仪注意延揽社会人才，并为溥仪推荐了一些“贤才”，其中就有胡适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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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易培基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镶在镜框里，挂在故宫展览，以示胡适与溥仪相互勾搭的劣迹；二是在7月31日发现金梁密谋复辟的奏折后，即刻将此材料以故宫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的名义透露给新闻界。于是胡适再次成为新闻热点。以“上海学生联合会”“反清大同盟”署名的不少社会团体，再次公开攻击胡适。温和点儿的，要胡适痛改前非、悬崖勒马；激烈点儿的，声称要将胡适也驱逐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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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今天抖落了历史尘埃，看清真相后，只能付之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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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3月12日上午9时30分逝世的，国民党组成治丧处，李大钊任秘书股中文主稿。19日，由协和医院做防腐手术后，入水晶棺在中央公园拜殿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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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盛大国葬后，灵柩运到南京。又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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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久违的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作为国民党革命元勋，官方自然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让他题诗作赋，他信手一挥，写出一副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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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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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见章太炎这般嘲讽革命党人的腐化变质，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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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北京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游行大会，并赴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抗议，警局出去干涉，殴伤、拘捕学生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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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北京学生四千余人罢课游行，赴执政府请愿，要求免去章士钊教育总长职务，废止出版法，释放被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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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据鲁迅日记载，这一日天气晴朗。由鹿钟麟出面调停北京学潮，释放了被捕学生，章士钊愤然辞职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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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今天，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召开了全体紧急会议，决定将校长杨荫榆驱逐出校，并出版了《驱杨运动特刊》，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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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事实，不得不说，女师大风潮推波助澜者，是鲁迅。1925年6月3日北京女子师范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发表的《学生自治会教育部呈文》就是鲁迅的手笔。其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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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为校长溺职滥罚，全校冤愤，恳请迅速撤换，以安学校事。窃杨荫榆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贻害学子……自拥虚号，专恋脩金，校务遂愈形败坏，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不料“五七”国耻在校内讲演时，忽又覥然临席，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幸经教员阻止，始免流血之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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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学生代笔，被陈西滢视为“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代评论》）的证据，是否妥当且不论，其呈文对校长杨荫榆所陈罪状，却与已成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在四十多年后所写的有关杨荫榆的回忆大相径庭，许广平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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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只能从周氏兄弟的笔下，了解杨荫榆。即是学潮的双方，却未见杨荫榆的辩词。但即便从鲁迅写的《流言和谎言》（刊于1925年8月7日《莽原》）中，所能窥见杨的被鲁迅筛汰后所剩不多的辩词里，仍依稀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文中有杨荫榆关于被开除六位学生在生活“不便”的解释：“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又有“警士进校”的说明，“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杨荫榆表示：自己“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共鉴”，“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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