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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第二年由易培基主持着手组织了“故宫博物院”。不知怎么,在整理皇宫文物时,发现了一张胡适给溥仪的名片,上面有胡适的笔迹:“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不久,在7月31日,又在养心殿发现了一份清廷内阁大臣金梁谋划复辟的奏折。奏折上劝溥仪注意延揽社会人才,并为溥仪推荐了一些“贤才”,其中就有胡适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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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易培基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镶在镜框里,挂在故宫展览,以示胡适与溥仪相互勾搭的劣迹;二是在7月31日发现金梁密谋复辟的奏折后,即刻将此材料以故宫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的名义透露给新闻界。于是胡适再次成为新闻热点。以“上海学生联合会”“反清大同盟”署名的不少社会团体,再次公开攻击胡适。温和点儿的,要胡适痛改前非、悬崖勒马;激烈点儿的,声称要将胡适也驱逐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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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今天抖落了历史尘埃,看清真相后,只能付之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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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3月12日上午9时30分逝世的,国民党组成治丧处,李大钊任秘书股中文主稿。19日,由协和医院做防腐手术后,入水晶棺在中央公园拜殿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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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盛大国葬后,灵柩运到南京。又在中山陵举行奉安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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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久违的章太炎专程来到南京吊唁。作为国民党革命元勋,官方自然为他接风洗尘。席间有人让他题诗作赋,他信手一挥,写出一副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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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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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见章太炎这般嘲讽革命党人的腐化变质,面面相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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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北京学生举行国耻纪念游行大会,并赴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抗议,警局出去干涉,殴伤、拘捕学生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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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北京学生四千余人罢课游行,赴执政府请愿,要求免去章士钊教育总长职务,废止出版法,释放被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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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据鲁迅日记载,这一日天气晴朗。由鹿钟麟出面调停北京学潮,释放了被捕学生,章士钊愤然辞职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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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今天,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召开了全体紧急会议,决定将校长杨荫榆驱逐出校,并出版了《驱杨运动特刊》,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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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事实,不得不说,女师大风潮推波助澜者,是鲁迅。1925年6月3日北京女子师范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驱杨运动特刊》发表的《学生自治会教育部呈文》就是鲁迅的手笔。其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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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为校长溺职滥罚,全校冤愤,恳请迅速撤换,以安学校事。窃杨荫榆到校一载,毫无设施,本属尸位素餐,贻害学子……自拥虚号,专恋脩金,校务遂愈形败坏,其无耻之行为,为生等久所不齿……不料“五七”国耻在校内讲演时,忽又覥然临席,生等婉劝退去,即老羞成怒,大呼警察,幸经教员阻止,始免流血之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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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学生代笔,被陈西滢视为“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代评论》)的证据,是否妥当且不论,其呈文对校长杨荫榆所陈罪状,却与已成为鲁迅遗孀的许广平在四十多年后所写的有关杨荫榆的回忆大相径庭,许广平说:“关于她的德政零碎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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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只能从周氏兄弟的笔下,了解杨荫榆。即是学潮的双方,却未见杨荫榆的辩词。但即便从鲁迅写的《流言和谎言》(刊于1925年8月7日《莽原》)中,所能窥见杨的被鲁迅筛汰后所剩不多的辩词里,仍依稀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文中有杨荫榆关于被开除六位学生在生活“不便”的解释:“本校原望该生等及早觉悟,自动出校并不愿其在校受生活上种种之不便也。”又有“警士进校”的说明,“荫榆于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学生肆行滋扰……故不能不请求警署拨派巡警保护”,“不料该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谩骂极端侮辱……幸先经内右二区派拨警士在校防护”。杨荫榆表示:自己“始终以培植人才恪尽职守为素志……服务情形为国人共鉴”,“所以勉力维持至于今日者非贪恋个人之地位为彻底整饬学风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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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榆的自辩,曾得到陈西滢等人的声援。与许广平的评价也互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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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去历史尘埃,一个真实的杨荫榆愈来愈清晰。杨荫榆(1884—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和美国。年轻时她勇敢地挣脱了父母包办的荒唐婚姻,走上了一条留学、从事教育之路。191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东京女高师毕业后,归国执教,次年北上,任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学兼讲习科主任,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并得到同学的拥戴。当然受过西方教育的杨荫榆,没有冲破旧教育的窠臼,对女学生参加政治活动多有干涉,1925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女师大后,南下苏州,继续从事教学工作,任东吴大学教授等职。1938年1月,日寇侵占苏州,杨荫榆多次到日本军官那里,责备日军奸淫抢掠,要求退还抢掠的财物,她还在自家隐藏年轻女子,免遭日军蹂躏。1月1日,日兵将杨荫榆哄到桥上,先击一枪,再推入河中,见其尚可游动,又补射几枪,直到河水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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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亲可敬的知识女性已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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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大风潮最早见于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的日记:“女师旧生田、罗二女生来访,为女师大事也。”其实,1924年2月自杨荫榆出任女师大校长后,因管理严格就引起学生不满。11月,杨荫榆勒令三名思想激进的学生退学,更激发了学生的愤慨,女师大风潮由此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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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18日,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召开全体学生会议,不承认杨荫榆为校长。24日,四名学生代表至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杨荫榆。接着学生自治会又在《京报》接连发表两篇《驱杨宣言》。4月,新上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名表态支持杨荫榆。4月9日,杨荫榆宣布校“评议会”决定,将许广平、刘和珍等六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开除学籍,并封闭了学生自治会。本日全体学生也决定驱逐杨荫榆出校,以示抗议。27日,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讲师联名在《京报》发表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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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鲁迅写《忽然想到·七》(连载于《京报副刊》5月12、18、19日),表示对该校学生的同情和支持。13日,又写《忽然想到·八》,嘲讽章士钊在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因纪念“五七国耻”而与巡警发生冲突后的态度。鲁迅批判的正是他曾经的老朋友。生于1881年,与鲁迅同庚的章士钊,是一位传奇人物。晚清时他就与革命党人鼓吹革命,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涉案三人中,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也死于牢中,唯章士钊侥幸脱逃。后在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风云中,总能看到章士钊或高大或猥琐的身影。1914年他在日本创办《甲寅周刊》,议论时政,抨击时弊,为世人瞩目。1919年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他在上海竟慷慨解囊,资助毛泽东几万大洋用于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之需。再往后,他出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卷入1925年北平学潮。30年代,他以大律师的身份出现在上海滩,与杜月笙等闻人交往甚密。1932年,在国民党控诉陈独秀犯“危害民国罪”的案件中,章士钊挺身而出,主动担任前共产党领袖的辩护律师。1949年3月,以国民党代表之名,与邵力子、张治中三人赴北京与共产党举行“国共和谈”,被誉为“和平老人”。1949年之后,因章士钊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无党无派,在大陆成了特别人物。章士钊一生作为社会贤达的名声太重,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学人的一面。他的奇书《柳文指要》,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出版于文化界万马齐喑的“文革”间,冲破黑暗的文化禁锢,实在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柳文指要》是章士钊以六七十年的积累,在晚年写出的研究柳宗元的古典文学学术巨著,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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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章士钊在1971年出版的《柳文指要》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千九百二十五年,吾掌教育部,以政策遭世诽谤,曾引柳子厚《车说》,与人论难,时贤亦多反驳,今请略去事迹,申述理论,以附于本编,凡以明柳志云。”并附录了1925年他在《甲寅周刊》上所写的《说车军》等文。他并不认可周氏兄弟的“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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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女师大讲师的鲁迅在3月30日致信许广平时,曾对女师大风潮有冷静理性的分析,他说:“近来的事件,内容大抵复杂,实不以学校为然。据我看来,女学生还算好的,大约因为和外面的社会不大接触之故罢,所以还不过谈衣饰宴会之类。至于别的地方,怪状更是层出不穷,东南大学事件就是其一。”从此信可以看出:鲁迅对女师大的封闭管理并无强烈的反感;他对学生的极端行为并不赞成。所谓“东南大学事件”,指的是1925年1月也就是在许广平带头驱杨的同时,东南大学新校长就职时被学生打伤并送出学校的非理性的悲剧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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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对女师大风潮,起初也是抱“平息”立场。因为两个来访的女师大学生,自称是风潮的中立派,说只要换校长,风潮即可停止,特请在年轻人心中很有影响的周作人代为斡旋。周作人果真当即找到教育部次长马叙伦,转告此事。后因教育部由章士钊主政,调解之事,只能作罢。当女师大开除了六位学生,周作人虽表示不满,但他于1925年8月3日在《京报副刊》上著文《女师大改革论》,劝告被开除的六位学生,说学校当局固然可恶,而“同学的义愤也不可久持”,不如“决然舍去”,何苦“做了群众运动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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