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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氏对楚国文化，著述亦多，对楚国传世的名迹“缯书”，亦有不少专著，他对楚缯书中的文字的书写，时有涉笔，曾有论近世书法者云，中国当代能写缯书者，台湾王壮为氏及饶选堂教授，可称并世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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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简牍书法，由昔年出土之流沙坠简，到今日新出土之竹木简，饶氏都有深入研究，临摹汉简的书写，亦时有所作。汉简本是西陲军民人等手笔，而饶氏以文人气韵之笔触，写古人俗书，不入古意而有创意，是他广为人知的一种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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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选堂教授除了对古文字的书写着意研究之外，他早期书法，是植基在唐朝欧阳询及颜真卿两家，尤其于欧书九成宫醴泉铭及颜书麻姑仙坛记下过很深功夫，到现今，他的行楷书，结体近长方形，有轩昂之态，就是受到欧阳询书法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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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碑之外，他对龙门造像、爨宝子、前秦广武将军碑、张猛龙碑、石门铭等魏晋碑刻，也一样下过很大功夫。《饶宗颐翰墨》这本书画册之中，有几幅碑体的字，可以见到他在这方面的造诣，而饶选堂教授的碑体书法，一洗清代写碑体的人那一种狰狞习气，但亦没有赵撝叔之后，写北碑者剧媚之态，他用了行草书笔意来中和碑刻字体的板刻，为写北碑者开一新路。书画册中有一幅北魏《王苌墓志》，可以窥见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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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因吉金栗石的书体盛行，不少书家变得专趋尚古，而少注意及行草书法，但饶教授却力主不偏废任何一时代的有特色作品，故他于明末清初书家的行草书法，绝不因其时代较晚而忽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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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其所著之《论书十要》中，就有一则提及晚明书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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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论明代书法一则云：“明代后期书风丕变，行草变化多辟新境，殊为卓绝，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倘能揣摩功深，于行书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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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对明末清初之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陈老莲、八大山人、王觉斯等人的书法，都着力吸取其变幻多端之结体，神龙夭矫的行气，干湿变动的笔法，这一些都一一融入在他的行草书中，故此他的行草书法，在强烈之自我面貌之中，见到晚明书风的奇气。已故冯康侯老师昔日曾云饶教授所书的行草书，带有黄道周、王觉斯之奇变，又有章草古朴之意，奇正相生，自成面目，确是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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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饶教授又再转向隶书的书写，他本来对汉简书体，浸淫不少年月，而对新近出土的秦汉简帛诸书，更是悉心研究，他以为这些新出土秦汉书法墨迹，“奇古悉如椎画，且皆是笔墨原状，无碑刻折烂，臃肿之失，最堪师法”。他就是在这一些秦汉人真迹中，参以秦汉诸刻，尤其是张迁、华山、乙瑛、孔宙诸碑，求取汉隶之真貌，故此其隶书浑厚古朴，于拙重中取意，又成他近年书法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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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视书法为真乐，以为“尺幅之内，将磅礴万物而为一，其乐不啻逍遥游”。故其书纯为自然流露，自更胜于斤斤于点画筑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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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先生应邀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法国远东学院成立九十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并第一个在会上演讲，介绍牙璋在国内外分布情况，引起考古界同仁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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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第二届赋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先生在会上作了《赋学研究展望》的演讲。对赋学研究论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言志类赋之独立研究、赋音佚书之辑录、赋与图关系之研究、赋之文化史研究、赋与修辞学之研究以及赋学纪事之作等方面进行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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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籍考》经先生修订，并补入新发现资料易名《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篇），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为1963年出版的《词籍考》的修订本，全书共十二卷，分“别集类”、“总集类”、“外编”三部分。先生在《后记》中对该书的修订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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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词籍考》于1963年2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印行。其时新增订本《全宋词》五册与《全金元词》皆未问世。明以前词人别集，勾稽整比，其事维艰，兹编摭拾丛残，条理粗具。今修订再版，益以总集，及外编词评、词乐、词韵之属，以存自唐五代讫于金元词书之全貌，易名为《词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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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万达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先生为该集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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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复旦大学聘请先生为顾问教授。出席在汕头举行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第二届理事会”和“翁万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理事会上作重要演讲，提出潮州可研究的东西很多，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潮州学”，作为研究对象，建立“潮州学”使之成为有系统、有规模的独立学科，倡议在香港举办“国际潮州学研究会”。先生到南澳考察，应邀为岛上清戍台澎故兵忠魂墓的“望鲲亭”题匾名并撰书对联：“环海扬风舳舻千里，归魂瘗旅袍泽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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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州诗社、中国唐代文学会韩愈研究会聘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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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月，《选堂诗词集》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本书为1978年版诗词集的增订版，书中增入了《选堂诗词续集》，即《苞俊集》、《揽辔集》、《黄石集》、《江南春集》、《古村词》、《聊复集》等之结集，以及《词学理论综考序》和新诗《安哥窟哀歌》，增加了钱仲联为全集和续集所作的《序》和罗慷烈作的《选堂近词引》。在《选堂诗词续集序》中，钱仲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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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续集者，先生退居后之所撰也。历览前修，往往窈窕之哀，驰骛之思，易钟于绮岁，而代谢之感，每积于暮年，情以境迁，境以时易。陈芳一老，夔州后诗，“平淡而山高水深”，“不烦绳削而自合”，胜义遂为双井所拈出，此不足与飞扬跋扈辈言也。今选堂先生此集，亦何独不然。文章成就，斧凿痕尽，而大巧出焉。如是则游戏神通，复奚施而不可。今观续集用杜、韩、苏诸大家古体之韵者，固足以觇先生法乳所在，而凡前集所澜翻不穷者，续集复奇外出奇，千江一月，掉臂游行，得大自在。求之并世胜流，斯诚绝尘莫蹑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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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果谓选堂诗以次韵为能事，则读续集中沉沉夥颐之其他古近体诸篇而知其不然。至其中卓异之作，有如《论书次长春真人青天歌韵》七古大篇，正国内画论家所谓徐渭早年作品说之误，斯已足宝矣，复据道藏元混然子之注，以琴律通书道，抉发其奥秘，更非治学博邃如先生者不能，馀子无从措手，自不待言矣。此言其论古卓识，当大笔特书者一也。集中游览之作，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固已诗中有画，而又不域此藩，《揽辔》一集日本纪行之作，往往咏人境庐主人屐齿所未经者。《九州稿》、《北海道稿》，皆足补人境《日本杂事诗》之阙，宁徒补其事而已。其诗之芬芳玄邃，为秋津绝代江山施以粉黛，使人生“此乡不住住何乡”之感，又岂人境之所能匹乎？此言其游览之作，有关扶桑文献之巨，当大笔特书者二也。其余如《黄石集》之域外诗，《江南春集》之禹域周游诗，读斯集者，自当一一寻其幽绪，挹其古馨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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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进者，《古村词》一帙，以白石空灵瘦劲之笔，状瑞士天外之观，追摄神光，缠绵本事，传掩抑之声，赴坠抗之节，缥缈千生，温凉一念。求之近哲，惟吕碧城《晓珠词》能之。而选堂贺新郎用后村韵者，则岸异可与青咒挹拍，又碧城之所未能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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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仲联对先生诗词续集加以赞赏，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先生新增续集之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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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与张树人合编的《广济桥史料汇编》由香港新城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印行，该书收录了先生于1936年所撰的《广济桥志》、张树人于1971年所撰的《湘子桥考》，及其附录《韩湘异闻五则》，后附录茅以升先生的《介绍广济桥》及张树人所编图片及说明。先生为书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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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自少留心乡邦文献，弱冠尝着手辑《韩山志》，访耆老，徵遗文，连类及之，又为广济桥撰志；夫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觏，而广济桥以浮舟作“活动桥”，成为桥梁史上之特例，经茅以升品评，列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尤见特色。维时史料所限，缀记殊艰；又未获见古《三阳志》及郭春震《嘉靖志》，故于宋元建桥颠末，载述莫详。1965年，综辑《潮州志汇编》，方从《永乐大典》“潮”字号录出《三阳志》，惜非完帙，此元代修潮志孤本，乃得重显于世。《三阳志》纂修去宋不远，其中“桥道”一项，记载是桥建置始末尤详，且备录诸家碑记，桥之沿革，赖以有徵。其特重要者，若肇建者州守曾汪之《康济桥记》，知创桥之初，本名“康济”，司其事实为通仕王汲式，始事于乾道七年六月乙酉，落成于九月庚戌，有详确月日可稽；复有张羔之《仰韩阁记》，知淳熙元年知州事常增修浮舟一百零六只，又构仰韩阁于桥岸之右。两《记》皆后此《州志》所刊削不录者，其事向来所未知，复得之于《三阳志》，洵可宝也。张君树人好学能文，据《大典》所记，重撰《湘子桥考》，凡所增益，详覈有据，足补余前志之不逮。君书顷拟重刊，合余前志暨茅以升专文共三篇，汇为一帙，命曰《广济桥史料汇编》，他日欲考是桥史迹，舍此书无从下手，于地方文献或不无小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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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闽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言路”与“戏路”》的演讲。同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山大学召开了《饶宗颐文集》编辑委员会首次会议，为文集的出版作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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