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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人的命运的体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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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单位所有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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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对知识分子采取一个“包下来”的政策。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安排在某一个单位里，都有工作。这项政策在当时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都饥寒交迫，无法维持生活。成为国家单位里的人后，衣食住行，子女教育，一切都有了保障。但谁也没有注意到这项政策背后所隐藏的更深远的影响，这便是“单位所有制”对于人的决定性影响。“单位领导认定你是反革命，要批判你，你只能检讨，否则就被开除。开除之后，你便一无所有，没有容身之处。即使有硬骨头，说什么‘我不怕’，但你可以做伯夷，你的妻儿呢？因此知识分子别无选择。这种单位所有制形成的是一种更严重的并且是无法摆脱的管制关系。”[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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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中划分右派的标准中，更有“攻击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成员，诬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者即为右派的明确规定。处于最底层的右派则要承受领导与左派积极分子的双重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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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时制度性歧视的追问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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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时期规定，凡有海外关系，或直系亲属被杀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人，即使不逮捕，也要在单位内处于领导控制与群众监督之下。这里却将控制和监督扩大到“有海外关系者”与“直系亲属被杀者”，剥夺其在要害部门工作的权利，则显然是一个制度性歧视。此后，血统论愈演愈烈，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用人制度上的阶级路线。建立“非农业户口”与“农业户口”的身份制，也是一种按出身划分的制度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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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文化文学体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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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彩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我第一次以“计划化控制”概括当代中国的文学体制，并作了这样的分析：“1945年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文艺界党的领导周扬的一篇题为《关于政策与文艺》的文章，强调‘在新社会制度下，现实的运动已不再是一个盲目的、无法控制的、不知所终的运动，而变成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工作过程’，这里也自然包括文艺运动在内。”“由于逐渐实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国策，文学艺术也被视为‘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进而提出了‘文学艺术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与监督下’的要求，文学艺术创作问题列入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级党组织的议事日程，也成为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纳入了‘计划化’的轨道。从全局性的文艺方针，文艺政策，到具体的创作题材的比重，以至作家的创作方式、创作方法……都有明确的规定，逐渐形成了一些创作模式，有形无形地影响、制约着作家的创作。由于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以及一切传播媒介也都无一例外地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这样，就形成了文艺作品从生产（作家创作）到消费（读者接受）的计划网络，实现了全面的计划化控制。”[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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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又通过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个案研究，对这样的计划化文学体制作了更具体深入的分析：“尽管‘文学作品’还保留着某种‘商品’的外壳（仍要通过‘卖’与‘买’的商业行为发行），但‘文学市场’的需求已不再成为文学生产（写作）、流通（销售）的驱动力，而代之以‘政治’的需求，‘文学市场’的悄然隐退意味着文学艺术的生产与传播机制的根本变化，从此纳入党所领导的国家计划轨道，也即纳入体制化的秩序之中，‘文艺成为政治的工具，党的机器中的螺丝钉’才真正得到了体制上的保证。”文章还特地提到了文学期刊、媒体、文学批评与文学批判运动的特殊功能：它是对计划体制的必要补充，除了严格的审查制度，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一旦发现著作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而这样的要求又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就可以通过批判（包括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来进行纠正，“其目标与任务非常明确，即是要加强‘文艺战线上的计划性、组织性、纪律性’，以实现‘更强有力的思想上组织上的集中与统一’，‘把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反动的，甚至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驱逐出文艺战线之外’”，这就在“实际上宣布要建立一个独断话语权的文学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权力结合为一体的文学（这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特征），也一定要求文学话语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统一”。[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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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群众专政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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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的命运及其背后的社会体制的整体运动》一文里，有过这样的描述与分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阶级斗争，参加者以千人、万人、数十万人、数百万人计的群众斗争大会遍布中国每一个角落，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无一处不是斗争的场所。”这样的全民性的斗争会，其革命警惕性之高，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凡是敌人，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暗藏反革命的阴谋；更进一步，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所有的小事，都可能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这样的心理、氛围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普遍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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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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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五四”时期鲁迅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命题的一个继续。因此，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成为我的追问与审视的基础与起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接着鲁迅的命题往下说，是又一个对鲁迅与自我的双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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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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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基本判断，他在1918年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时，这样说道：“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91]本来人类在追求生存过程中，特别是在灾荒中，在战争中，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中，都有食人的记载。但中国特色在于，一是数量大，持续时间长；二是多为习得性食人，即“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义旗帜下的食人”，在中国，“‘食人’是与‘忠’、‘孝’这样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的”。[92]而且这样的食人还延续到现代，鲁迅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93]形成了民族的嗜杀性，对人的个体生命的极度漠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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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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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检讨政治浪漫主义与经济浪漫主义时，对“做梦”现象已有讨论，这里从国民性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即这样一种全民性的做梦现象，也是有国民性基础的。我曾这样描述“革命狂欢节”：“这首先是语言的迷信，语言的狂欢”，全民写诗，全民狂发豪言壮语，“这种狂热的语言可以称为群众的‘高调逻辑’，对人们有催眠作用。这里还包含‘从众心理’，在群体中，在语言魔力的召唤下，人变得大胆了，勇敢了，富有幻想，无所顾忌了。‘从众心理’有保护作用，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不负责，这实质上是用精神、语言的魔力将人的本性迷惑。”所谓“大批判，大辩论”就是对不同意见者施行语言专政。“但没有人会对此有任何的反省，因为每个人都处在高度兴奋的狂热中，都有一种莫名的神圣感，仿佛自己在创造历史，为‘真理’而战。”我对此作了这样的分析：“过去的中国，一般认为中国人是一个讲中庸之道的民族，不容易狂热，中国人像热水瓶，是一个温和的民族。但是在本世纪，这个民族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一种狂热当中，这种狂热在中国传统中并不多见，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国民性。原因就在于本世纪中国始终处于想赶上、超过西方先进国家的民族渴望中，或者说，我们民族始终处于一种被包围的状态，被围状态形成突围心理，所谓高速度、好大喜功都是由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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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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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另一个重要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96]这就是说，中国的语言是可以游离于想与做之外的，有自由流动的特征，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在中国“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那样的”。[97]而我想追问的是，这样的语言的游戏性与大一统的权力结构的关系。“当一个人处于权力者的地位（这里不仅仅指最高统治者，每个等级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力者的一面）时，他的语言形态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权力与语言的合一，形成语言的霸权”，而其极端形态就是“指鹿为马”，这是“权力意志发展到极端而形成的（语言）游戏”。“奴隶经常的语言形态是沉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他们要生存又不能完全不说话，所以要追求生存的艺术，养生保命的办法，这时语言的意义就是如何养生保命。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迎合，但这是被迫迎合，与奴才的主动迎合性质不同。正因为如此，奴隶必然也是不信的，他们的迎合固然有自我保存、自我求生存的性质，也未尝不可说是一种愚君政策”，还有一种就是“强迫说话”，“既无说话的权利，也无不说话的权利”，强迫表态就“必然带有表演特点，必然说假话，这是一种奉旨表演”。而奴才则是“主动、自觉地充当做戏的虚无党”。奴才的语言艺术就是鲁迅所说的“二丑”艺术。这是一种双重表演：既演给现在的主人看，又是给现在的主人的对立面看，因为他们可能成为他的新主人。“又要对现在的主人表示忠诚，又要与现在的主人保持一定距离”，“他的特殊表演技巧就是折衷主义的语言方式”，“似是而非，左右逢源，这是富有弹性的语言，也是游戏语言的最大特点”。[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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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还有一个重要论断：“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99]所谓“看客”是包含两种身份的：既看别人，又被别人看；既看戏，又演戏，这“构成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而在看的过程中，既把别人的真实痛苦，变成自己娱乐的材料，从中获得快感，也转移了自己的痛苦，同时又“把启蒙者看成演员”，“把（启蒙者）庄严、神圣的死戏剧化、游戏化”，将一切真实的努力、奋斗的意义全部消解：这都显示了中国国民性的残酷与麻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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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主与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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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重大发现：人们通常说中国人有奴性，鲁迅却发现中国人的“奴性”不是单独地存在，它是和他的“主（子）性”同时存在的：“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这自然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关：鲁迅曾引用《左传》的话，说中国的大一统统治的最大特点，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每一个人对上面的人来说，他是奴才，对下面这层的人来说，他是主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双重地位，由此造成了中国人性（国民性）中的“奴性”与“主（子）性”的并行与相互转化。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并不是要使人改变自己的奴隶地位，不过是争一把椅子，也即争夺谁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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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权力在整个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主奴转化完全决定于权：“有权就是主人，没权就是奴才。”因此，在中国很容易产生“权力崇拜”，产生“权力至上”的观念。“文革”在思想上对中国人民毒害最深，而且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思想与行动的，有两个观点，一个是“有权就有一切”，一个是“只要目的是崇高的，就可以无所不为”，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可以做。这已经成为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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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怨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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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鲁迅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正“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102]而这样的怨愤在中国却是愈演愈烈，发展成一种怨恨。于是，又有了这样的检讨：“‘怨恨’确实已经注入了中国国民的血液之中。几十年的反复折腾，不断地‘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鲁迅语），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成功与失败、整人与被人整……中轮回，就造成了对他人、对社会的极度的怨恨，毒化了整个民族的心灵。——我们在反省极权体制对人的心灵的影响时，注意了‘奴化’这一面，却忽略了‘毒化’，其实，这也许是更为深刻的。这个民族已经不懂得爱，不知道对生命（人的生命、大自然的生命）的敬畏，而是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地怨恨、践踏、破坏、毁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问题是不仅是掌权者、胜利者如此，就是受迫害者、失败者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全民族的怨恨、破坏、腐败与专制，这是极为可怕的，是中国式的极权结出的最大恶果，要真正从我们民族心灵中消解这种渗入骨髓的怨毒，恐怕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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