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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二：“看地底下”的“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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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破除民族“自欺力”。但又不能导致民族“自信力”的丧失，走向民族虚无主义。这个问题也是鲁迅提出的，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却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鲁迅最后告诫我们：“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104]其实这也是我所遇到的问题。这方面的发现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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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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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先是对现有的“正史”叙述的质疑：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翻遍为北大一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正是这唤起了我的历史记忆——1957年我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是历史的在场者与幸存者；同时激发了我的研究激情。于是，就有了《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一书对原始材料——当年的“右派”大字报的重新发掘，与初步的研究成果：《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重读北大及外校“右派”的言论》。文章以大量的史实说明：1957年在以北大为中心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所发生的是一场民间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学生们自觉地高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旗帜，猛烈批判各种社会弊端。并且使“五四”精神获得了新的时代内容，形成了所谓“右派”精神传统，这就是“不懈地探索，勇敢地捍卫真理与正义，始终坚守思想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说真话，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的精神”。由此而得出结论：“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与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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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1957年“右派”遗产的发掘，所引起的是内心的强烈自责。我沉痛地写道：“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包括我自己）失职、失责了！”“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过来人、学者的耻辱啊！”以后，又给自己与中国的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建立起‘1957年学’，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105]从此，这一任务就成了精神的债务，至今也还在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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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民间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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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这一课题的是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上所发表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它却唤起了我和我的贵州朋友的历史记忆：因为“文革”后期，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思想群体，正是朱学勤所说的“民间思想村落”。这样的记忆与现实的思考产生了《民间思想的坚守》一文。文章论述了“民间思想村落”出现的背景，以及所意识到的历史使命：“在‘文革’的后期，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再也不能不面对现实了，当理想的面纱脱落，露出狰狞面目时，怀疑开始并且逐日增长了。于是，体制之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就由少数先驱者发展到相当的范围”，民间思想村落也就应运而生。而且这些人的聚合“是有着自觉的历史意识的，他们的民间思考也是有着明确的方向的，即是为必然（也必须）到来的中国思想与社会的历史性大变动做思想的准备，铸造新的理论武器”。“这其实正是在历史大变动的前夕，先进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但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正在作为被‘全面专政’的对象，而受到全面的打击，而在残酷的迫害下，特别是长期的‘思想改造’的结果，知识分子自身也正处于整体性的萎缩状态，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都不可能自觉地担负起实际上已经成熟的这样的历史使命。”这就使得民间思想村落的主体部分都是当时的知识青年，学历最高的也只是高中毕业生，也就是我所说的“半大孩子”。“在知识分子被迫整体缺席的情况下，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年轻人毅然挑起重担，以体制外的民间独立思考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这无论如何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的。但提出的理论任务本身与担当者的实际理论能力的巨大差异，也同时决定了‘文革’后期的这一次‘民间思想村落’的思考，‘只能是一种不足月的精神分娩，一次走不到头的精神漂流’，‘他们思考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价值意义’”，这同时也使得以后终于发生的改革开放运动“先天地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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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我来说，“文革”后期自己参与其间的思想村落的重新发掘，也同样引发了自省与自责：因为在这样的民间村落里，我这样的50年代的大学生，是处于老师的地位的，而当时我的思想状况却是：尽管经过“文革”的教训，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却没有从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所形成的思想状态中根本解放出来，自我思想的局限也影响了周围年轻的朋友，就大大限制了整个思想村落思考的深度，这是我一直深感内疚与歉意的。[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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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重新发掘，也打开了对“文革”认识的一个新的思路，至少是提醒注意：“文革”的遗产并非一片废墟，“文革”中的民间思考就是一个被遮蔽、遗忘的思想资源与精神资源。当然，“文革”的复杂性，决定了这样的资源的开掘与研究的难度更大，但也因此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将是我下一步研究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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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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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引发思考的是，不仅是昨天、更是今天的民间思想者的意义，以及我和他们的关系。我并不想美化民间思想者，但我仍然要强调“民间思想者的存在本身，对中国的现在与未来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的不可忽视与抹杀的价值”，而现在的问题正在于他们至今还是一个不被承认的群体。事实上，一个民族思想学术的发展，尽管一般说来，是以学院的专业研究作为主力，同时又必须以民间的业余的研究作为基础与后盾，而二者的界限又不是绝对的，是可以（必须）互相交流与转换的。而我自己则一再谈道：“我的学术研究是不能离开我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精神兄弟的，他们对我的意义不仅是一种精神的支持与监督，他们既是我的写作也即精神对话的主要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思想、灵感的一个来源，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心灵感应’。”[107]我极其珍视，并且竭力地保持与这些民间思想者的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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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自己所做的以上工作，称为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并有这样的阐述：鲁迅在20世纪初，殚精竭虑地“为中国在20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为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旗帜。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108]——下文将会谈到，世纪之交我又回到鲁迅这一命题上来，曾对“精神界之战士”做过这样的解说：“‘精神界之战士’首先具有‘摩罗’也即‘恶魔’的特点，鲁迅有一个概括，说：‘恶魔者，说真理者也’”，他们“正是鲁迅所期待的首先‘立’起来的‘人’，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有信仰，自觉地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有自由创造精神和想象力，更有强大的主体独立意志，‘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同时又‘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他们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反抗’，是批判的战斗的知识分子，而且……这种批判是广泛与彻底的，有一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劲头。二是注重行动，即所谓‘指归在动作’，是具有很强的实践精神的知识分子。”[109]但鲁迅对精神界战士的呼唤，在20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于是，他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的被惩罚、被改造，以至导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110]无论是1957年的右派学生，还是“文革”中的民间思想者，无不具有精神界战士的精神与品格，这是鲁迅所说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111]，精神的火种永远不会熄灭：鲁迅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经过50年代与60年代两代青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在中国的民间得以承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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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更关注的是，这样的精神谱系在现实中国的年青一代中的承续。坦白地说，我曾经感到失望与忧虑。这是有根据的：90年代以来，大学生们曾有过一段沉寂，以后商品经济的浪潮的冲击，又产生了精神的困惑。记得在90年代初给大学生讲鲁迅时，就引发了激烈的论争，表面上是争论“鲁迅应该进博物馆，还是依然存在于我们生活中”，背后却是每个人的人生选择：是选择生命之重，还是生命之轻？[112]但到1997年我在讲“话说周氏兄弟”的选修课时，却意外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情况几近于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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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份由北大学生社团时事社所写的题为《寻找真北大的声音》的宣言：“一群依旧充满理想，一群依旧心忧天下，一群有着热血和责任感的青年聚首一起”，“他们试图以自己的行动宣称北大的精神不会消灭”，“批判地叛逆地永远抗争，积极地建设地不断开拓，这才是北大的真精神。而时事社正是以这种中国从来罕有的精神品质为社团灵魂，并努力将这种精神散播开来”。[113]这显然是对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之战士”传统的自觉承续。也在这一阶段，我接触到了一些北大与校外的学生、青年写作者，对这一代人的精神历程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就有了这样的判断与分析：“有那样一批年轻人在80年代至90年代末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这世纪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114]有如沙漠中发现了绿洲，我内心的喜悦是可以想见的，或许也因此多多少少将年轻人理想化，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弱点，我自己尤其如此，但当年轻人开始走出迷惘，走自己的路时，为他们呐喊，给予鼓励与支持，却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历史中间物”的应有之义。于是，我先后写了《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学生——余杰〈火与冰〉序》、《“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摩罗〈耻辱者手记〉序》、《喜读〈新青年文丛〉》等文，在青少年中引起很大反响，但也遭到了许多指责，我却至今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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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四 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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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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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五年级老师征求“我长大了做什么”的签名，我填的就是当老师：这是年轻时候的第一个梦。到了中学，就想当作家，而且是儿童文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教师梦的一个延伸。[115]就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而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但很快就发现自己没有文学创作的才能，于是转而想当学者。1957年鸣放期间，公开宣称同意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并宣布自己向往的就是“一间屋，一支笔，一本书”的书斋生活，却因此番言论戴上了“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没有被打成右派，已是万幸。大学毕业时，欲读研究生而不准，理由是“你的书已经读得太多，因此变蠢了，应该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改造”。于是，又阴差阳错，当上了教师，先后在贵州安顺卫生学校与师范学校教语文，一教就是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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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8年成了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的研究生，学者道路终于在我的面前敞开。但我却发生了犹豫。原因是我骨子里的堂吉诃德气，使我迷恋行动，有一种当一名“战士”的内在冲动。那时中国正处在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选择。在做研究生的第一年里，我一直在“当学者”与“当战士”（直接投身于当时正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这两条道路中徘徊，矛盾，斗争，苦闷。但最终还是走上了学者之路，并且越来越沉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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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院派的价值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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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矛盾并未解决，而且转化为一个“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这也是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有过这样的观点：“政治”就是“官本位”的“权力政治”，从政，或政治关怀，现实关怀，最多也是一个“时段性角色行为规范”，而不具有“终极性普世价值”；而唯有学术才具有终极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长久的独立价值”，唯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的学者才能真正实现“个人本位”的普世价值，“以学为本”才是真正的“传道”，等等。[116]这实际上是一种价值观的颠倒，即以“为隐而隐，为学术而学术”为“元价值”，以经世致用、政治关怀、现实关怀为“无价值”。这样的颠倒的价值观（“学术至上”）与所要颠倒的价值观（“政治至上”），其内在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是将“政治”与“学术”决然对立，并将某一种选择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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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种将学院派的选择绝对化的倾向，我当然不能认同，但却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因为，在中国，学院派的追求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实践，即使是论者所说的“学术本位”的呼吁盛行一时的90年代，也很快为商业化的浪潮所淹没，“纯学术”甚至也成为一种包装，在这样一个表演型的“假学者”横行于世的时代，一个“不读书”的时代，真正的学者坚守学术本位，不为政治与商业的诱惑所动，保持学术的独立，淡泊明志，一头钻进象牙塔，埋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研究，也是需要勇气，而且是值得尊重的。因此，当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学院派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以至否定的时候，我倒是愿意为真正的学院派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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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同样看到了学院派的危机。在我看来，除外在的学术环境实际上不利于学院派的发展之外，危机更来自学院派不能清醒地意识自身的有限性，对可能出现的陷阱缺乏必要的警觉。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表示了这样的“忧虑”：“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退回学院’却意味着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把学术研究变成纯粹的技术操作，成为证明某种西方流行理论的有效性的智力游戏，从而失去内在的生命底蕴与活力。”[117]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则谈到，某种程度上，这正是“现代学术”自身的危机：“当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趋向职业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可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专业行为，这一方面促成了研究的精密化、科学化，但同时也可能（自然不是必然）使研究成为纯粹的‘学术操练’……这样的‘无魂的研究’是手段变成目的所结出的苦果”；“当现代学术研究与现代文化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研究工作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商业性的行为，这一方面为研究成果的传播，社会接受与向实践的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并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推动力，但它同时也孕育着学术研究完全商品化的危险，人们同样将手段变成目的……（造成了）‘泡沫学术’与‘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118]学院派的学术不能回避的还有与体制的关系，在学术研究越来越体制化的情况下，一方面学院里的学者有可能在我所说的“新的科举制度”（它有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评价标准与烦琐的操作程序）的控制下，失去独立自主性，同时也会有少数的学院派学者在新的权力关系网络中成为“学霸”。在一篇关于大学教育的文章里，我还谈到，有“一些学者，他自己的学术可能做得不错，却为一己的学术思路所拘，从而对不同于己的新的学术追求失去了判断力，常常因其存在某种不足和缺憾而予以简单的否定，而任何一个新的创造，在其草创阶段，总是毛毛糙糙，显示出某种不成熟性的”，这样的学者或许还没有达到“学霸”的程度，但却也会因将自己的研究观念、方法绝对化而有意无意地压抑了学术的创造力。[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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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我的问题，或者说，是我在走上学术道路时，所面临的问题：怎样既不重踏政治至上，学术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的覆辙，又能够避免淡化历史与现实问题，而失去学术活力的危机？也就是如何在学术与现实、政治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经过此后二十年的思考与实践，在世纪末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我这样谈到了自己的认识：“（我）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生活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在我的理解中，这包括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充分重视中国本土的经验。二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产生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但思考与研究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应该是学理的，更带根本性与超越性的，以实现现实关怀与超越性关怀的有机结合。三是要处理好当下性与历史性的关系，既要对当事人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境与历史语境下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又要正视与揭示这些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这后果是历史当事人所不可能预知，而又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当下现实。”[120]——这也算是我的学术研究经验的一个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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