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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盐枭的宣传，是“你们盐枭身体是很强的，胆力是很大的，团体是很固的，武艺是很精的。……你们盐枭中有名的是张士诚、刘铭传两个大人。张士诚……起兵泰州，不久即住苏州……好不快哉！刘铭传先前也是私盐贩子……后来清廷皇帝封他为一等子爵，岂不胜于卖私盐万万倍么？”（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小报只一小张，无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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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梦》在《俄事警闻》中连登数日（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此文未署名，黄世晖撰《蔡孑民先生传略》，证明为蔡先生所作。他梦想要：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也鼓吹“废财产、撤婚姻”的社会主义。他要学德、法、英三国语言，要进德国高等工业学校，兼研究哲学。“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这种梦想，蔡先生在一九〇七年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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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事警闻》只出了七十三日，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改为《警钟日报》，编纂方法一仍其旧，观点亦大致相同，谓“俄人不畏官军而畏马贼，马贼者，民族之代表也”。稍后增加全国会党活动的消息，尤注意广西的大官与巨匪，另加刺客论，鼓励游侠，提倡中国之武士道。目清朝官厅为盗贼政府，言论日趋激昂，“排满”革命日益明显。结果，一九〇五年三月，《警钟日报》被迫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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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日报》“本来就是蔡先生革命运动的刊物。译登俄国虚无党的历史，为国人种下革命思想”。这是当时在报馆任职的先师马鉴（季明）先生说的。他又描写只有蔡先生做独角戏，“天气非常寒冷，并无火炉，每晚总须写两篇文章。那时蔡先生右手冻疮溃裂，套了一只半截露指的手套，冷冰冰地继续工作，不避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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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〇四年七月二十日，登广告：“蔡孑民敬白：孑民近担任爱国女学校事务，故《警钟》社编辑之役，已由汪允宗君主任。”在辞职以前，六月十九日，有一篇社论《论会党有益于国》。略云：“或者不察，谓会党为乱民之事。”社论说：“有会党而乱，不如无会党而治。”会党“可以提倡民权，可以暗杀其君相，离间其臣民。……但使会党种子愈布愈多，终必有达其目的之一日。呜呼，观乎欧洲变法诸国，何一非由会党造其首基哉！……而俄国之虚无党，自学生、工人、军士，以至各种社会，几乎弥漫全国，波澜屡动。其未至于成功者直待时耳！环顾祖国会党，如中国之红灯、白莲、哥老、安清之类，其有如是之激昂而敏活者乎？吾方旦暮望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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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会党有益于国》的社论，多半是演独角戏的主编蔡孑民先生写的，从此我们可提出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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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曾否加入秘密会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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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对秘密会党下一定义。会党原始是少数志同道合之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联结为党，有入党盟誓或仪式，严守秘密，不示他人，故称为秘密会党，一称秘密社会。社乃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祭祀土神之所，即现代之土地祠，含有神秘之意，神秘是秘密社会常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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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定义可以成立，可进而考察蔡先生所加入的团体。上述爱国学社为革命总机关，卸了《警钟日报》的主编之后，蔡先生为爱国女学堂校长，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以便担任侦探与暗杀工作。他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蔡先生在爱国女学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惜其效果未易速成，但爱国女校仍为秘密革命机关。对辛亥革命有相当贡献的光复会，起初就设在此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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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是在一九〇三年前后，肇始于东京，由军国民教育会流衍而成，初名暗杀团。一九〇四年九月，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探知龚宝铨（章炳麟女婿）之暗杀团来沪，他乃自动要求加入。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曰光复会，并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秘密结纳各地会党，壁垒为之一新。章炳麟、陶成章、徐锡麟、吴春旸、熊成基、吴樾、秋瑾等相继入会，极力联络江浙会党，从事革命。光复会总部以办学为名来掩护革命运动，徐锡麟初办大通学堂，蔡先生常去讲演。因筹款困难，其弟元康来绍兴时，曾主张抢劫钱庄的运款来办学，陶成章反对，未实行。到各处奔跑，去运动会党，非蔡元培先生所长，而陶成章、徐锡麟等优于为之。如一九〇五年二月，锡麟自东阳至缙云，昼行百里，夜止丛社，多交其地奇才力士。此种艰苦，非文质彬彬之蔡翰林所能受，他长于劳心，但不惯于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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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后，九月八日，以光复会会员吴春旸之推荐，派蔡元培为上海同盟分会会长，从事于更切实有效的“反满”工作，秘密赁屋，学制炸弹。与其事者，必须采取传统秘密会社仪式，以免泄露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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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会时，设皇帝位，写誓书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知发者为吴（樾）君，则弹必出自杨（笃生）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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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引文是蔡先生口述，黄世晖笔记，并为“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之《革命之倡导与发展》所采用，似足为据。其守秘之严，“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此外尚有三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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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光复会的干部人才，如徐锡麟、秋瑾、敖嘉熊等，多为秘密社会分子，光复会的誓词为：“黄河溯源浙江潮，卫我中华汉族豪。莫使满族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其他誓词不备引，与旧式会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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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史编纂处，由校长蔡元培兼处长，地理教授张相文为副主任。为编《国史前编》，蔡、张两氏联名致孙中山先生函，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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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何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纂诸君，共同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之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会党，效司马温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此之难也。唯兹诸会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末。再过数十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开国元勋，不吝教言，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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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复函云：“近方从事著述……其中一章所述者为‘革命缘起’……足为尊处编纂国史之干骼。若更求其详，当从海外各地征集材料，乃可汇备采择。……清世秘密诸会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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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六年后，蔡元培先生饮水思源，不忘本末，请为清世诸会党作《前编》，可见他与会党有特殊之关系或兴趣，把一位地理学家张相文拉出来做陪客，以免孤掌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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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七日，蔡、张再函请向海外征文。大概孙先生因公忙，海外搜集秘社资料不易，迄无下文，绝非如朱元璋之对付小明王，否认与白莲、红巾之关系。现在已有《革命之倡导与发展》，可供学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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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运动前后，林语堂去北大请蔡先生作书序，在会客室中稍候。最使他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中玻璃架内，陈列着一些炸弹、手榴弹。林语堂“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瑗，孔子弟子，“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终”。盖有古代豪侠之风，他自认制炸弹，饮鸡血酒，是一件荣耀之事，故在玻璃架内陈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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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证方面，台北有一位与孑民有师生及其他职务深切关系的唐嗣尧先生，亦云：“孑民师不惜以翰林学士之尊，而秘密结合义勇豪杰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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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以上蔡先生在《警钟日报》之社论及以后的言行与证据，他是否为会党分子的假定，似可以证实。蔡先生不以此为侮辱，反以此为荣耀。因为清朝末年，爱国志士热血沸腾，只择目的，不择手段，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公开号召：“去矣，与会党为伍！”民国元勋孙总理，早已承认加入了会党。其次如黄兴，据冯自由说：“黄先生乃哥老会首领，亦系洪门最大宗派之人物。”黄克强先生回答说：“今日兄弟承洪门手足欢迎，无任感激之至。”黄谓与冯自由君共事甚久云云。可见冯自由的介绍词谓黄兴为哥老会领袖，是有根据的。其他大人物与大学者加入会党者亦不少。出乎本文范围，不备列。与会党为伍为一时潮流，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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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会与同盟会之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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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来说，同盟会为兴中会、华兴会与光复会的组合或同盟，夷考其实，成立以后，华兴会之名罕用；而光复会与同盟会时合时离，或貌合神离，或明争暗斗。然其总目标，是推翻清朝统治。此文只能说一梗概，因为蔡先生一九〇七年五月至一九一一年十月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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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出国后，光复会之领导人物，为章炳麟及女婿龚宝铨与其至交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他们要组织光复军，欲在浙江、上海等处发难，要求同盟会总部接济款项。同盟会无以应，陶成章乃去南洋，与在南洋教书的李燮和（湘省富翁）以复兴光复会名义筹款，并上书总部，请易孙文，以黄兴代之。经黄兴与蔡元培等极力调和，至辛亥年共同合作，促成武昌起义，加速光复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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