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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难易,共安乐难。浙江新政府成立后,浙人初属意于陶成章。谢心尧案,“陶成章为洪门之重要分子”。开会选举,蒋尊簋当选。成章即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被人刺杀于上海广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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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死后,光复会一蹶不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急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谓“陶被人暗刺,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务令凶徒就获,切切”。凶手虽终未拿获,然亦可见孙中山先生之宽宏大量与公允。且尚不只此,他电陈炯明嘱调解在岭东同盟、光复二会会员之轧轹,电文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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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之团体。……同盟会实行革命之历史,粤人知之较详,不待论述。光复会则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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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至公无私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而章炳麟《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谓冯自由少阿私之见诚然,但太炎先生为光复会、共进会焦达峰等表功,未提孙文之名,未言同盟会之贡献,犹曰:“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与孙中山先生之评断相比较,不啻有天渊之别。此亦《尸子》所云:“不痴不狂,其名不扬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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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之组织,后于兴中会及光复会,而此二者,对于辛亥革命,俱有相当贡献。武昌起义以前,革命失败者至少十五次,由兴中会及同盟会发动者十次,黄兴参与者共六次,光复会、华兴会主持者三分之一,而秘密会党分子,直接间接(以新军名义),几乎无役不与。在清政府眼中,兴中、华兴、同盟等团体,无一不是秘密会党,被禁止、捕杀。然同盟会不免以首功自骄,故蔡元培先生在一九一二年九月一日对“同盟会在粤支部讲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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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是同盟会人所构造而成,此论者所常言者也,但今日希望于诸君者:第一,以后我同志断不要说这句话。盖同盟会之与民国,不过关系甚密切而已,此则天下自有公评,不必我同志以此自诩……至惹起社会上人之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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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章太炎先生之序革命前史,不表同盟会之功,恐是反感的表现。沈云龙先生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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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治革命史者,徒知炫言同盟会系沿兴中会一脉相承而来,而有意忽略华兴会、光复会与同盟会之渊源,是不免为扬己抑人之成见所拘囿。冯自由谓:“国人对辛亥革命前伟业,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诚慨乎言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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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太史公书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在能包括社会各阶层,兼叙游侠。伯拉图云,公平是能予人以应得之份。(Plato says, Justice is to render each his due.)吾人知纂修民国史之专家,必早已谂知史迁之史法、史德,恪遵孙总理廓然大公、宽宏大量之精神,无须愚者之一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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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在思想方面站在时代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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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对中外古今的文化,讲消化,不守旧,不盲从,择其善者而采纳之,故能融化中西新旧于一炉。他是一贯的左与新,绝不因年龄与地位而改变。从清末至民国,他的思想总是一贯的,而且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纪初年,他对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都表示兴趣,做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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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先生具有智、仁、勇三德。在智的方面,他是一位刻苦用功的学者,在短期内,能学会日、德、法、英文,做过教育总长后,仍能去德国上课,世所罕见。他能容纳异己,目光远大,择人之长而舍其短。他如不长北大数年,恐怕北大师生仍在醉生梦死,为升官发财着想,若干年后,才慢慢讲求改变。他长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想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孑民先生之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禹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智莫办。南港“中央研究院”,应当有蔡孑民一铜像,以资学人景仰。(按:南港“中央研究院”有元培馆,馆内有蔡氏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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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仁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令人感动他的帮助,朋友、学生为政治受刑狱之苦楚,他必尽量援助,使之出狱。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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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勇的方面,他在翰林掌院学士之前敢公开批评朝政,非勇不可。他终身没有离开思想斗争的阵地:他为破除迷信而斗争,为推翻清朝专制而斗争,为反对北洋军阀而斗争,为拥护民族自由而斗争,为民主宪政而斗争,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教育思想的革命家。最后,蔡孑民为保护人权而斗争,推行无党派、无国家、无善恶的三无主义,此更非勇不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蔡元培先生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名义招待新闻记者,致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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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所愿意保障的是人权,我等的对象就是人,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通人权,所以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因为各党各派所争持的,已超越普遍人权以上,我等绝无专为一党一派的人效力,而不顾其他的。第二,我等无国家的界限:因为无论甲国人或乙国人,既同是人,就不应因国籍的区别而加以歧视;但因地点接近与否的关系,对本国人效力的机会多,而对外国人效力的机会少一点是有的。但外国人亦自有便于为他效力的同志,照分工条件,并无轩轾。第三,我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未定罪的人,其人权不应受人蹂躏,是当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当然有救济之必要。至于已定罪而并不冤的人,若依照嫉恶如仇的心理,似可不顾一切了,然人的罪过,在犯罪学家,归之于生理的缺陷;在社会主义,归之于社会的因缘;即在罚当其罪的根据上,本尚有考虑的余地。所以古人有“如得其情,哀矜勿喜”的箴言,又有略迹原情的观察,即使在法律制裁之下,对于当其罪之罚,不能不认为当然,而不应再于当然之罚以上再有所加;苟有所加则亦有保障之必要,例如狱中之私刑虐待等是。所以我等于无罪或有罪之人,亦无所歧视。诸君所主持的新闻,或以爱国之故,而对于本国特别爱护;又或以与一党一派有特别关系之故,而政见上常有拥护甲党攻击乙党之态度;此诚不必免,亦不可免者。然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以下判断,这是鄙人所盼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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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提出的,有罪无罪,狱中私刑虐待,在蔡先生可以仁道主义概括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长是宋庆龄,会员包括杨铨(杏佛)、林语堂、鲁迅、邹韬奋等。此会主要工作,是设法营救陈独秀和牛兰,电请释放许德珩及平津被捕之学生与工人,与“五四”时代要求释放学生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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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和义务是: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工作对象是一大批不知名的囚犯;二、向政治犯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状况,公布国内剥夺公民权利的事实;三、协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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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二八年起,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其总干事或行政秘书为杨铨(杏佛,一八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此人说是干才,能一面谈话,一面对客挥毫写信,曾在康奈尔大学习工程,在哈佛大学习商业管理,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等校行政兼教授工作。一九二五年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任秘书职,后任孙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处干事,并从事北伐军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轻于蔡先生的年龄二十多岁,以长辈待之,两三年合作同事无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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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晨,杨铨在上海被刺死,南京政府严令缉凶,亦始终未获,是否杀鸡儆猴,不得而知。此后宋、蔡虽仍为社会贤达,但少作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言行。蔡先生的健康亦渐衰。一九三七年沪宁失守,隐居香港养病。虽仍遥领中央研究院,但极少公开发表言论。一九四〇年病终,载满令誉,永耀文坛。唯有一事,为人所未言,即蔡、宋数人之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Movement)为四十余年后美国卡特总统人权运动之先声,此亦始料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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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撞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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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大校长 辛亥革命前后的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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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英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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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朝翰林到革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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