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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28 国军在徐州外围已和日寇正面激战三个多月,数次大捷,已达成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相持的目的。5月15日,数十万大军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开始有计划的转移。5月19日我军放弃徐州。全部中外新闻记者、军事顾问、战区内的文职及政工人员,集中起来,分队分组,在大军前、后、左、右的保卫中,浩浩荡荡徒步突围。白昼为躲避追踪的日军飞机轰炸和扫射,大家分散在各村庄的空屋内,绝对不准出外活动或晒挂衣物,以免引敌注意,天黑马上整队随大军开发。有时途中经过日军占领的据点,我强大的前头部队得先予以拔除,肃清敌人,再让大队人马通过。往往要走过一些发生过战斗的街道,火药味犹新,房屋倒塌,尸体横卧,墙壁上鲜血斑斑,我们一组女同志人人掩面疾走,不敢稍停。每晚要步行至少十小时,到天将亮才休息。一个个双脚起泡,发肿,拖着疲倦的身躯,小心翼翼的紧跟队伍。一夜总有两三次,带队者由后面传来“休息片刻”的命令,我们马上原地坐下或躺卧,闭目养神。多亏我在路上认识了一位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名叫李丕祖,他一路殷勤照顾我,停下来休息时,他马上把身上的外衣脱下铺在地上让我坐。大家分到一块大饼,他也留一半给我,我再三推却,但总拗不过他的好意。另外,康乐队一位王姓女孩,一路不离我左右,总说:“张姐姐,我好喜欢你!你若把头发放下来会更美。”不幸,这女孩半途得了伤寒病,她的同伴们用担架抬着她走,一到汉口就送进医院,我没有来得及去探望,她就与世长辞了。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实在走不动了,从村民处买到一匹无鞍的小毛驴,骑在上面,两条长腿拖在地上,一歪一倒的跟着队伍走,样子十分滑稽,但大家都笑不出来。可怜的小毛驴,负荷不了,加上又饥又累,未能支持多久就倒毙路旁。在漫长而艰险的突围途中,战区司令部曾派来三辆黑色轿车,指明运载苏联顾问及外籍记者一段公路路程,到某据点再聚齐。轿车白天行驶需特别注意敌机,我们挤进车厢后,分批探头向车窗外,注视天空。忽然看到远处有二三架日机朝我们的方向飞来,赶紧停车,大家纷纷向两旁稻田及村庄躲避。日军飞机低得我们可看到机翼上血红的太阳标志,轰轰地掠过,轰炸停在路上的汽车,扫射附近的田野。我赶紧面朝下抱头躺着,子弹像雨点在四近仆仆作响,身旁有人呻吟。不知过了多久,敌机飞走了,我清醒过来,坐起,浑身是泥土,腿上有血。心想,一定受了伤,这下可完了。再摸摸全身,没有痛的地方,才弄清是旁边的人受伤,血溅到我腿上。突围途中也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包煮熟的鸡蛋,我高兴得喊起来:“有鸡子儿吃,太好了!”大家轰地大笑,我莫名所以,才知道把“鸡蛋”叫为“鸡子儿”的,只有东北人,其他各省份的人压根儿不懂。还有一次,我们白天躲在村庄空屋内,有人捉来一只活鸡,大家合力把它宰了,拔了毛,但没有足够的水洗净肚肠,只好将就,还把从抽屉里找到的一包绿豆和鸡一起煮,大家大吃大嚼,发觉味道有些怪异。这顿“怪味鸡”大餐久久停留在我的味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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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30 我们昼伏夜行,走走停停花了21天,6月初才突破日军的包围圈,脱离危险,到了河南信阳,乘火车,两小时后平安抵达汉口。每个人虽然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衣履肮脏,身上寄生了虱子,奇痒难忍,但能亲自经历名垂青史的“徐州大突围”,实在是极为难得的人生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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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32 回到汉口,我马上到塔斯社上班,忙着整理资料,写报告。七八月间,我和部分同事奉调到四川重庆塔斯社工作,一行乘船离开武汉,沿长江经三峡到重庆。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全长193公里,素以壮丽惊险闻名于世。沿途江流湍急,有万马奔腾之势,江面迂回曲折,险滩处处。两岸高峰入云,重岩叠嶂,鬼斧神工,走过才真正领略“蜀道难”。每艘入川的船,一定要有经验的舵手领航。三峡这一段,还有成串纤夫,光着上身,在江边乱石丛一步一步拉着纤绳。船近重庆朝天门,向江面看去,江心一条齐崭崭的长线,一面黄浪滚滚,一面碧波滔滔,原来扬子、嘉陵两条大江在此相会。重庆建在两江中间一片狭长的山岭上,三面环水,房屋依山坡而筑,高低起伏,稠密异常。路随山崖坡形蜿蜒,梯级动不动就是几十级、数百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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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34 重庆塔斯通讯社坐落在枣子岚垭。“枣子岚垭”名字雅致,在当时的重庆名气不小:一来,要爬数百级陡峭石阶(可以雇滑竿代步,但汽车和黄包车就派不上用场了);二来,苏联和其他各国的机构多聚集在这里,在抗战时期算是最舒适、最安全的。塔斯社社址是一幢石块砌成的两层楼房,楼下是办公室。顶层是一间阁楼,由我和一位来自上海的打字员同住,她是白俄女孩,名叫索妮亚(Соня)。社长罗果夫和太太、儿子住在二楼。另有一位副社长,中文名字叫“叶夏民”,会说一点中文。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几位中国同事,其中有两位是燕京大学的学长——李宜培和苏达夫,他们和我一样担任编译,负责把中文报纸、杂志的有关资料译成英文,而我负责把中文报纸的社论,摘要译成俄文。需要时,如参加记者招待会或社长作访问,我也做口头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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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36 石头围墙内除了苏联塔斯社外,十余级石阶下,有一幢长方形两层石砌楼房,是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官员的办公室和宿舍。他们的生活起居及伙食,由一对广东籍谭姓夫妇管理。谭姓夫妇俄文极好,但中文不会说也不会读。我和索妮亚的伙食由他们包下,通常饭菜按时送到我们的住处,有时我和索妮亚会跑下去蹭一顿,多半是又可口又有营养的俄式西餐。就此,我的生活起居有了着落,工作上受上司器重,胜任愉快,薪水优厚,在新闻界也声誉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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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38 我到重庆后,武汉的局势日紧。日本军阀“三个月亡华”的美梦已遭粉碎,战况胶着,使他们颇为恐慌,于是分兵五路,调遣飞机五百架、战舰一百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企图沿长江西犯,占领我抗战重心武汉。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批苏联塔斯社战地记者和《消息报》摄影记者卡尔曼来到重庆。社长罗果夫又派我随同,取道汉口,赴湘鄂(湖南、湖北)的战地采访。我毅然答应前往。我们一行四五人从重庆搭一架送邮件的小飞机飞汉口,沿途在丰都、万县、巴东、宜昌等地降落,送收邮件。飞机小,摇摆得厉害,又不断上下起落,在机上每个人都头晕呕吐。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痛苦甚于他人。傍晚,在空袭警报中,我们总算平安抵达汉口。武汉居民正在紧急疏散,一片混乱。停留两天后,我们乘车赶赴湘鄂前线,到了那里反而觉得比在汉口安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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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40 我们先到濒临湘江东岸的湖南省省会长沙。八年抗战期间,长沙以三次会战得胜而成享誉中外的名城。当时日军主力全部转向武汉,湘鄂前线无战事,我们在长沙附近访问一批日本俘虏,他们一共13个人,低头坐在路旁,有的头部缠着纱布。路的左边是耸立的青山,长沙市在路的下方。古老庙宇的金黄色屋顶在阳光下闪烁,恬静、和平笼罩着小村落。我先问在大学上过两年学的汤田良仁:“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先是沉默不答,然后说,他也不知道,是征兵强迫的,初来时只知道到华北,很快就可以回去,没想到根本没有回家的可能。又问另一个叫谷一市的俘虏,日军捉到中国士兵怎么样处置?是否活埋、砍头。这个带小胡子的鬼子狡猾地说:“杀中国俘虏,我从来没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我只知道全送到后方去。”我们拿出从日本兵身上搜到的日记本给他看,上面写着:“将所有捉到的中国俘虏处死。”我恨眼前这一群,他们是受了日本军阀欺骗的野兽,不知道杀死多少我的兄弟姐妹!正在这时,晴空中回荡警报钟声,敌机前来轰炸衡山,炸弹爆炸的声音刺着我的心。每一声,不知炸死多少无辜百姓!敌机飞走,我们强忍着仇恨,回到俘虏前,姓张的同伴对俘虏说:“你们放心,中国不杀俘虏!几天以后,你们都会穿上新的干净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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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42 我们还采访了自愿参加战时工作队的三十余位女同志。我们一起到她们的住宿处,围着小桌谈话。其中一位来自甘肃的女同志,高个儿,长得很美,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很健谈。据她们介绍,工作队的主要职责,是每到一个地方,召回居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初步训练,让他们学会救护前线的轻伤战士,还派人到敌后探听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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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44 座谈中,一位姓尤的同志说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天夜里,她们行军到一个离城六七里的小村庄,在村边找到一间茅屋,轻轻地敲门。一个老太婆手拿油灯来开门。她们说明来意,请求借宿一夜。老太婆立刻请她们进屋,不但把仅存的菜和米拿出,还献出不知保存了多少日子的半罐盐(湖南缺盐)。同志们看到老太婆有病,便请她休息,说有了东西,她们可以自己做饭。但老人家无论如何不肯,一个劲地说:“你们替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已够辛苦了。”她把饭做好,端给女兵们吃,她坐在旁边,看大家吃饱了,才去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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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46 我们在前线会见了指挥作战的关军长和战区汤总司令,然后,由长官部派来的王参谋陪同,我们骑马前往第二军军部。湖南的乡间很富庶,我们在稻田间的小路上走,四边水田环绕,整齐的房屋建在山前,山上绿松夹着红叶。到了军部,才知道长沙一场大火,全城烧光,损失极大。长沙大火是怎样发生的,传说纷纭,迄今无肯定的证据。有一说: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可能领会“焦土抗战”的指示有偏差,在错误的时间把长沙城付之一炬,造成“敌人未来,自乱阵脚”的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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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48 在军部遇到派驻战区的两名苏联军事顾问和担任翻译的刘政因。刘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获工程硕士学位。抗日战争初起时,他由美返国参加救亡运动。其父刘哲先生(在台湾曾位居“考试院”院长),东北人,曾任工大校长。刘政因是桂籍的好友,和我早就认识,在前线邂逅,惊喜万分,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他急忙告诉我,他的女友龚德明去了陕北延安,他寄去的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他为此焦虑不已,还从怀中拿出她的照片给我看。他对她感情的真挚和执著,使我深深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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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50 我们奔走于湘鄂前线各处之际,武汉会战于10月27日结束,我方有计划地撤出武汉。蒋委员长就撤出武汉发布告全国军民书:“固守武汉之战略目的已达,后方布置亦已完毕,政府一贯决策,坚持长期战争,赢得最后胜利。”自“七七事变”展开全面抗战至武汉撤退,为时一年有半,使得日军消耗惨重,战场扩大,兵力分散,攻势到了极限。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我工厂、物资、学校安全西迁,建设了坚强的大后方,为长期抗战奠定胜利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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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52 局势变动如此重大,我们不能前往武汉。长沙虽遭大火烧毁,但仍在我方掌握中,只能先到长沙,再设法回重庆。在返回长沙的路上,除了一些到后方休整的部队,找不到居民。经长久的跋涉,终于回到面目全非的长沙,只见焦土一片,许多地方还在冒烟,断垣残壁林立,外出躲避的居民陆续回来,在废墟中重建街屋、店铺。不到一年的时间,死亡的长沙城“还阳”。复活的长沙,又招致日机后来的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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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54 我们在长沙和当局研究返回重庆的路线。司令部派人员和吉普车,把我们护送到衡阳,然后见机行事。可以说我们的运气好,在衡阳遇到大批由武汉撤退的政府及新闻界人员,我们被编入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的员工及眷属组。组里有魏景蒙和他的妹妹魏惟仪、沈剑虹等,魏、沈二人都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长。停留在衡阳的一段日子里,日机不放过追踪,加紧轰炸扫射。我们利用走空袭警报的空隙,结伴爬著名的衡山,待警报解除再回城。苦难中取乐,只在年轻力壮时期能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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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56 担任苏联《消息报》摄影记者的卡尔曼,气质高雅,文采超群,是谦谦君子,他不但拍照,也撰写新闻和文学作品。在漫长的逃难途中,他偶尔为疲惫的同伴们高歌一曲,动听的声线往往牵动每个人的心弦。卡尔曼回到苏联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原文及译文在附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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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58 离开衡阳往重庆的准备工作终于妥善完成,动身的日期确定了,这将是一趟十分艰苦和危险的路程。数十辆各型号的汽车,浩浩荡荡地前进。抗战期间汽油奇缺,车子用的是煤油或柴油,常常出毛病,一路走走停停,不记得走了多少天,经过多少城市和村庄。只记得在“风景甲天下”的广西桂林停留数日,补充物资,并恢复精力,也顺便游览胜景。从桂林到贵阳,多是盘山公路,路旁是崎岖的山,有一段“七十二拐”的山路,被称为“鬼见愁”,常出车祸,人人心惊胆战,好在平安走过。贵州山高地瘠,人民生活困苦,沿路看见不少肩扛或挑盐砖的挑夫。战时物资匮乏,食盐最为紧缺,尤其是在贵州,“一担谷子换一斤盐”是乡间普通的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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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63 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1706121744]
1706122864 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三 敌机狂轰滥炸下,不屈的陪都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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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66 回到重庆已是1938年岁末。这时的陪都,取代了首都南京和上海、北平等大都会的地位,作为这三个城市的“结合体”,一跃而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在塔斯社的工作以及生活起居恢复正常。工作之余,我根据1938年一年中在各前线亲历的台儿庄大捷、徐州大突围、武汉撤退、湘鄂前线战况、长沙大火等,写成文学作品,投寄各报副刊。重庆《中央日报》于1939年2月4、5、6三日连载的《在前线》是其中一篇(原文在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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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68 战前,重庆已是中国西南最富庶的区域及文化重镇,文风鼎盛,文人辈出。八年抗战中,重庆是司令部和根据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名城。全国有名的中、大学校多迁到四川,精英云集,无形中促成了不同地区、语言、种族的大融合。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与人之间极为亲切,不分军民,不分老幼,不分本地外省,同心抵抗敌人。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以后,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市区,遭受无谓损失,把从重庆到北碚这一区域(长80公里、宽约20公里的地带)划为“疏建区”,不少机关、学校和军公教人员的眷属都分散居住在这一带。沙坪坝是有名的学府区,距离重庆“疏建区”约20公里,著名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治学校、四川省教育学院、南开中学等,都分布在这个区域内。报社、通讯社及全国性的文艺团体,也集中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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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70 日本军阀妄想以空袭挫抑我军民的抗战意志,瘫痪我的生产力量,动摇抗战基地,日机大举空袭重庆从1939年5月3、4两日开始,从此每年5月初旬,雾季一过就来袭,直到10月中旬雾季来临才停止,长达半年之久。每日上午10时到下午5时左右,差不多没有一天间断,轰炸、扫射、扔燃烧弹。有时明月当空,还来一场夜袭,日夜不歇,我们称之为“疲劳轰炸”。重庆是名副其实的“雾都”和“山城”,多亏人和、天时、地利,重庆得以屹立不倒,军民流汗流血,抵抗到底。重庆的房屋,每年春、夏、秋三季遭受狂轰滥炸,几乎成了平地,但一到冬季便又重建起来。冬季雾太浓,有时别说车、船不能开,连走路也会迎面相撞,但难不倒重庆的居民,大家趁着雾季赶建房子,用木头做屋架,以竹篱笆和稻草做墙,石灰一涂,十天半月,一栋三层楼便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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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122872 为了对付变本加厉的空袭,政府全力开凿防空洞,整个重庆市建筑在圆顶形岩石上,沿江马路旁的峭壁间及陡坡上,都有大小深浅不等的防空洞,一些机关、团体和家庭也凿了防空洞。重庆最大的防空洞在市中心商业区,可容纳一二万人。传说这条又宽又长的地下通道,早在明代就有了,从前用来囤储粮草。它有好几个进出口,抗战时用的是石灰市附近的一段,敌机用五百磅,乃至一二千磅的炸弹也炸不透。每遇敌机前来窥探,重庆最高岗“浮图关”上就挂起一只大红球,同时,高山或建筑物顶端上的许多长竿子也挂起红球,人们开始上下坡,进防空洞。挂上两个大红球,表示敌机即将来临,警报响了。敌机入市区,红球马上全被放下,同时拉紧急警报。敌机疯狂施虐后离去,“解除警报”的信号拉响,不久,人们离开防空洞,返家或回工作处。有时刚出洞,第二批敌机来袭,赶紧回到防空洞,接二连三地进出。通常洞内都有电灯设备,但灯光微弱。没有电灯的防空洞,要自备蜡烛、煤油灯或手电筒。洞内两旁设有长条木板凳。洞里很潮湿,水珠从石洞顶滴落,积在地面。一些机关的防空洞,有首长办公小间,有桌椅和电话,可与外界联系,批谈公事。大家进防空洞坐定,都静下来,清楚地听到洞外日军轰炸机隆隆地掠过天空,不久,传来炸弹、燃烧弹的爆炸声,我方高射炮的发射声和房屋倒塌声。炸弹掉下来,即使不是直接落在防空洞顶或洞旁,洞内的人也被震得蹦起来,耳边犹如铁锤猛敲。洞口虽设有回墙,但强劲的风阵阵鼓入,使人坐也坐不稳,连喘气也费力。一时间,紧张、恐惧和愤恨充塞每个人的心。倘若防空洞不幸被炸弹击中,倒不一定随声崩塌,但会强烈震动,洞内泻下泥土石块,有如天崩地裂的大地震。有一次枣子岚垭附近的学田湾遭到轰炸,塔斯社及其他机关受到波及。我和索妮亚居住的阁楼,门窗和一部分屋顶及墙壁都被震毁,屋内尘埃弥漫,凌乱一片,幸好无人伤亡。“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在1941年6月5日,其时正值雾季刚过,日机又开始灭绝人性的“疲劳轰炸”,一波一波轮流来袭,爆炸声如天崩地裂,到处是熊熊的火海。市中心商业区的大隧道内,约有两万人,十分拥挤,因时间太久,加上通风设备发生故障,洞内的人因氧气不足,呼吸困难,向外挤出,但栅门冲不开,洞内的人或者因踩踏、或因窒息而亡,很少幸免于死。事过很久,那一带的商店与民居依然全关着门,因为人都死在隧道中了。据少数生还者说,他们逃过此劫,是因为没有一窝蜂地向栅门口冲,而是尽量往后缩,面向下躺在潮湿或有积水的地方。日寇这种完全以平民为攻击对象的反人类行为,轰动全球,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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