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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四 访问延安，听毛泽东演讲，看江青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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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为集中党、政、军、民总体力量，与敌人周旋到底，指令各战区在战地划分游击区，派遣部队渗透敌后，在绥察、河北、山西、江苏、河南、安徽、湖北地区的敌人后方建立游击根据地。山西的太行山、中条山及吕梁山区的游击队最为活跃，被敌人视为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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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形势下，我和数位苏联战地记者到山西中条山战区及陕北延安采访。这一趟路程，十分漫长而艰苦，要经过耸立在川陕边界、绵亘一百多公里的剑门蜀道，要越过有七十余大小山峰、遍布绝壁悬崖的大巴山和秦岭。没有火车或飞机可坐，只能坐以煤炭为动力的汽车，走崎岖弯急、险象百出的公路。我们先从重庆到成都，再经汉中、宝鸡，由宝鸡乘坐一段火车到了西安，一路心惊胆战，总算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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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行经过黄陵时，到中国元祖黄帝陵前祭拜，以示敬仰。然后北上，到了名闻中外的延安。这是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周恩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为该部第三厅厅长。在延安，有培养干部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及“中央党校”，还有“抗日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在重庆及西安两地设立办事处，在陪都重庆发行《新华日报》《群众杂志》《解放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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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第一个印象是高高低低的褐色山丘上，蜂窝般分布着窑洞，窑洞有木制门和纸糊的窗户。城里树木很少，灰尘很大。泥土路上年轻人来来往往，都穿着蓝黑色或草绿色粗布列宁装，脚上是稻草编的草鞋，看起来朴实、富有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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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安排到招待所住宿，那是一座面积不小的窑洞，有数间卧室和客厅，墙壁是石灰粉刷过的，墙上挂着列宁和毛泽东像，有电灯和军用电话。抗日大学坐落在招待所山脚下的一大片空地上，校舍是新搭成的，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是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罗瑞卿，他接见了我们。每天早晨天初亮，听到抗大学生在操场上洪亮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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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没有机会采访毛泽东，但他接见了我们。在一场露天演讲会上，和他握过手，并坐在人群中听他讲话。也看到年轻活泼的江青，她梳着两条短辫子，手拿照相机，跑来跑去给毛泽东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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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以为到了延安可以见到一些燕大的同学，联络员回说他们都上了前线，不在延安。有一天早晨，我从窑洞出来，看见不远处一座山丘窑洞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她虽也穿着草绿色衣服，但草鞋面上钉着耀眼的红色绒线球。她看到我，走过来打招呼，急切地问我：认不认识也是哈尔滨籍的刘政因？他近况如何？又说寄去的信都无回音。我这才想起，为什么似曾相识，原来她就是我在湖南长沙前线遇到的桂籍朋友刘政因日夜思念的女朋友龚德明，我见过她的照片。我告诉她，刘政因也写了许多信给她，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她听后，又激动又难过，匆匆道别，说找机会再来看我。但她没有来。以后我知道，她在延安嫁给抗日大学副校长罗瑞卿，名字改了，叫“龚明因”（也许是因思念刘政因而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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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天，一位中共要员来看我。他不但是桂籍的同乡，还是桂籍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叫吴庆祥，我也认识他，看样子，他在这里蛮得意的。寒暄后，他请我转告桂籍，他需要一只手表，还请为他的干女儿买一副毛手套，让桂籍设法带给他。吴庆祥后来改名吴德，曾担任北京市领导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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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延安参观了各级学校及其他设施，停留三四日后，乘车到陕西和山西边界，要渡过黄河到山西中条山战区。适遇黄河涨水，无法横渡，只有等水落了再乘渡轮过河。过了黄河，骑马数日，上山下山，又一次亲身体验最前线将士的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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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区是我在敌后建立的游击基地之一，在这里，流动性和危险性较大，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出击。部队生活条件也较苦。但我游击队深得民众的拥护，战术机动灵活，随时化整为零和化零为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日寇频频“扫荡”，却损兵折将，伤亡万余人，并无所获。我们离开中条山游击区以后，循原路返回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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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飞渡：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 五 烽烟中人生百态，邓颖超和我们一起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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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大陆有名的“四大火炉”之一，七、八月温度常在摄氏38度以上，炎热难当。日机仍不分昼夜的空袭重庆及其近邻地区。重庆没有自来水，也无法凿井，饮用水靠挑水夫一桶桶地从江里挑上来，盛在水缸里，先用明矾打一打，水才会清，但缸底总有一寸左右的沉淀物，舀水要小心，太猛了会盛出黄泥。大家用水都很节省，早上一盆水，先用来洗脸，留到晚上再拿它擦身子或洗内衣裤。但我和索妮亚住在塔斯社宿舍，用水好像没有受到限制，也不觉得太热。可能是因为石块砌成的墙够厚，室内有电扇，和一般政府机关及住家的情形不大相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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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头，逃难到重庆的人太多，加上敌机狂轰滥炸，焚毁的房屋太多，到处可见简易的竹屋和茅舍。一般公务员、学生和老百姓，衣着以朴素实用为原则，男人多穿“罗斯福布”（美国援助的绿色棉布）制的中山装，女人穿阴丹士林布（深或浅蓝色棉布）缝成的旗袍或衣裙。而我所穿的衣服算得“讲究”，上班多半穿滚缎边的旗袍，配同色的毛衣或外套。我还有一件颇为“名贵”的“海福绒”大衣和玻璃丝袜，这些在战时的重庆买不到，是王玉彬托她的好朋友虞春富代买的，虞的先生担任飞行员，经常往返港、渝，可以买到这些。玉彬这样做，理由是我在外国机关做事，穿着一定要体面些。她也从汉口到了重庆，在重庆卫生署药品管理委员会工作。她有实干能力、为人热心，在多难的重庆多亏有这么一位知友，多方面关心照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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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协邦也逃难来到重庆，她已和“飞将军”易国瑞结婚，两人都是湖南人，情投意合，成就“英雄美人”的姻缘。朋友们常开玩笑说，易国瑞是“开着飞机苦追，才追到协邦”，不过，也经过不少波折。易原有妻室及两名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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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守后近两年，景荷荪得到国防部正式通知，其夫谢承瑞团长在南京被围一役中殉职。随后，荷荪毅然把女儿尊一留在泸州，只身赴成都，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南京迁来）续读化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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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赋萧也在迁校成都的中央大学续读医科。我收入较丰，每月都汇款资助她们。与谢承瑞同在教导团任团长的钮先铭，在南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避过劫难，逃至一庙宇中躲了八个月，然后化装逃出，到后方去寻找他的妻儿。千辛万苦找到时，妻子已改嫁他的赖姓好友！这是谁的错？又能怪谁？战争造成天人永隔、妻离子散的人间大悲剧！他以后在香港和谢承瑞的妹妹谢承美结婚，并写了一本有关的书，名叫《大江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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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的室友索妮亚与一位苏联武官过从密切，发现身体有异时已怀孕数月，只好辞去塔斯社的工作，潜返上海父母家待产。这时，我经由社长罗果夫的介绍，认识了哈尔滨同乡朱新民先生。他不久前由苏联来重庆，他的俄文极好，小学、中学、大学都上俄国学校，中文会讲，但认不了字。不久，他被政府罗致到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负责俄文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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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军事方面和我国紧密合作，在重庆的俄国人相当多。国际宣传处的处长是曾虚白先生，而真正的负责人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先生。处内分设编辑、外事、对敌、摄影诸科。外事科内又分为英文与俄文两组，英文组组长是沈剑虹，俄文组组长是朱新民。魏景蒙一直负责外国记者新闻稿的检查，后来则由沈琦及徐锺珮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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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宣传处虽然名义上归中央宣传部管辖，但实际人事权与经费划拨都直接由军事委员会负责，蒋介石委员长亲自指挥。抗战八年，宣传部的部长换了十位，而国际宣传处的主管一直是董显光副部长，没有换过。这可证明国际宣传处在抗战中的贡献及受政府重视的程度。朱新民接掌国际宣传处俄文组后，急需人手协助，再三向罗果夫社长请求借调我。而我在塔斯社已工作了将近三年，也愿意换个新环境，何况室友索妮亚离开后，我颇有孤单寂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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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我请辞获准后，离开了苏联塔斯社，到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报到。我被分配到外事科俄文组任专员，工作性质和在塔斯社时相似：把每日中文报纸及杂志上有关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前线战况及各报社论，择要译成俄文，油印后，当日即分发到有俄国军事顾问及技术人员的机构，包括苏联塔斯社。并尽量分寄到有苏联人员的战区及敌后各游击区。我在国际宣传处比在塔斯社更加忙碌，也更觉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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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这一组，除了组长朱新民和我外，还有一位秦太太，她先生秦涤清在外交部工作，和桂籍相识。秦太太人很友善，也是俄文好而不会中文，她年龄比我大许多，经过多年交往，我们成了好朋友。我燕大毕业后，由成都返回重庆到中央通讯社工作时，有一段时间就住在秦家。举行婚礼时，桂籍也是来秦府迎娶我这新娘。后来外交部派秦先生到苏联任外交官，秦太太也就辞去了国际宣传处的工作。他们没有子女，临行前领养了孔祥集五六岁大的女儿，一起远赴苏联。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他们没有回国，由苏联直接到美国定居养老去了。客居外国的生活并不如想象的安适，多年前秦太太去世，女儿结婚离家，秦先生回大陆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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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宣传处借用坐落在重庆上清寺的巴县中学（巴县中学因躲避日军轰炸，已迁至疏散区）原校址办公。该校几栋砖瓦水泥建筑，做了办公室和宿舍，并在广阔的校园内搭建了许多茅屋，供单身男女职员及有眷属人员居住。处长曾虚白及董显光两家也住在这里。我们十来个单身女职员住在有两个房间的茅屋内，雇请一位女佣打扫、洗衣及烧洗澡水。茅屋泥墙草顶，冬暖夏凉，比竹屋好，可惜重庆是建于岩石上的山城，散热不易，夏天固然酷热，而冬季刮起西北风，雪花纷飞，棉袄、厚外套也挡不住刺骨的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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