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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菲尔德是犹太人。在波兰后来出现的反犹高潮期间，正值周恩来总理到华沙进行正式访问。我听说在一次欢迎招待会上，周总理问起因菲尔德教授，因为他知道因菲尔德在科学界和进步人士中的声望。当时他正站在远离人群的一个角落里，周恩来看到他以后，穿过大厅，上前跟他握手，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姿态，表示他不赞同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搞反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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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在全世界，人们只有在华沙能看到两条主要的林阴大道并存的局面：一条以教皇皮乌斯六世的名字命名，另一条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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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1日，我平生第一次在华沙观赏了社会主义阵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游行盛典。我站在人行道上，目睹50万人流高举红旗浩浩荡荡地走过，历经好几个小时。不久以后，我又目睹了天主教举行的基督圣体节大游行，大约也有50万人之众，人们打着宗教旗帜，牧师们在街上维持秩序，看不到警察。这些游行者之中，有多少也参加了“五一”大游行呢？这是一个只有在1951年的波兰才会出现的问题。而且，只有在波兰，人们才能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的年轻军人经过教堂时，虔诚地脱帽致敬，不仅步行时这样做，坐在公共汽车上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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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自己：与同是天主教国家的法国和意大利相比，为什么对天主教的信仰在波兰——还有爱尔兰——要强烈得多？为什么在法国和意大利具有如此广泛的世俗的和反天主教的传统，而在波兰和爱尔兰非但不存在这样的情绪，而且刚好相反，很少有诸如嘲讽教士、僧侣和尼姑的大不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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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答案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在几个世纪时间里跟政府和统治阶级紧密勾结在一起，因此成为被统治者和自由思想家们批评的对象，而在波兰（爱尔兰也一样），骑在他们头上的是外来的、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对于大多数波兰人来说，他们的大块领土处于以东正教为国教的沙皇俄国以及以路德新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德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信奉天主教跟爱国主义和民族独立斗争是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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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波兰，对教会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举一个例子：在处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上，对待上层教士和下层教士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教会的地产跟世俗地主一样，分配给它们以前的佃户。对于大多数农家出身的乡村牧师来说，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同样能分得一份土地。这一政策，赢得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对新社会和新政府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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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各阶层波兰人一致欢迎的一个行动是重建华沙。波兰在18世纪时被沙俄、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标志着波兰在几个世纪中曾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古老建筑，在“二战”中几乎被德国人摧毁殆尽。到1951年，华沙老城区已按照其原来的美丽风格全部重建完毕——玫瑰色的墙壁，许多建筑物还带有翠绿色的铜顶，只有城堡王宫仍在修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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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惨遭破坏的首都其他地区，大批居民住宅小区拔地而起。早期修建的小区之一坐落在穆拉诺夫区，这里原是犹太人居住区，后来在英勇的华沙贫民起义中，被杀人不眨眼的纳粹镇压者夷为平地。现在这里矗立着一座纪念贫民起义战士的青铜雕塑。前面提到过的我的美共友人比阿特利斯·约翰逊和她的年轻女儿就住在附近。我的波兰同行布罗兹基则住在另一个住宅小区莫科托夫，也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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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茉莉4月抵达华沙，这给我带来了欢乐。在等待开往中国的轮船期间，我们在华沙和波兰其他地方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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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军事博物馆里，看到17世纪波兰在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入侵和保卫欧洲的斗争中留下的文物和记载，我们还看到被瓜分后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大量遗物和记载，以及两个多世纪以来波兰爱国者参加其他民族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难忘事迹——科斯丘晓和普拉斯基是美国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革命战争中的将军；杜姆布罗夫斯基是1870年巴黎公社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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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沙郊区的莱津基行宫，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中国文化对18世纪波兰影响的古迹——一座附有仿中国式楼阁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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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喀尔巴阡山扎科帕内旅游胜地的途中，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波洛尼诺村，仔细参观了列宁从沙俄流亡国外期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小屋——波兰被瓜分后，当时那个地区处于奥地利的占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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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逗留期间，我一再发现它是一个国家，而不只是当时执政的左翼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办妥了前往中国的签证，确定了启程日期，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内没有去目的地的轮船。在此期间，我不得不数度延长在波兰的居留时间，这就必须到华沙警察局去办理临时延长手续，每次我都遭到一位官员的大声呵斥，他认为这是对待有求于他的人的合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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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波兰时，我再次谢绝了中国使馆要到码头送行的盛意，虽然这能为我解决许多具体麻烦。作为一名独立记者，拒绝官员（即使是最友好的官员）的帮助，几乎已经成为我的天性。虽然我早就相信，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忠于某种事业，但我认为，这应该出于他本人的意志，而且应该根据他的作品来对他进行判断，而不应以谁是他的赞助者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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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波兰集悲哀、可爱和矛盾三者于一体。虽然屡遭蹂躏，这个国家产生过像科学家哥白尼和音乐家肖邦那样的巨人。更为光荣的是，她的儿女们不仅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解放，而且也为其他地方的革命斗争热情、忠诚地战斗和牺牲。可是，这个国家在独立期间，也压迫过自己国内的少数民族——犹太人和乌克兰人。此外，早在拿破仑时代，波兰的军队曾被法国用来镇压在遥远的海地被解放了的黑奴争取独立的斗争。但从历史上总体衡量，波兰及其人民为自由和进步所作的贡献占据着——我相信今后仍将占据着——一个光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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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雨润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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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四章 回归：一个焕然一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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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波兰的格丁尼亚海港出发，航行了49天，才到达我曾在那里长大的中国港口城市天津。通过沟通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基尔运河时，我们看到牛群在距离我们的船舷仅几英尺外的绿草地上吃草。客轮南下英吉利海峡，随后沿着欧洲的大西洋海岸前进，穿过地中海（一进一出，两次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绕道罗马尼亚加油，因为沿途没有一个西方控制的港口愿意为我们提供燃料。然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最后，我们拐弯北上，沿着中国海岸进入渤海湾，抵达天津，一路上尽可能地离台湾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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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冷战”，这个历尽艰难的漫长旅程——说得温和一点——绝不是一次豪华的旅游。船上的生活也是如此。我们乘坐的这艘上了年纪的客轮，原是丹麦莫莱运输公司的，战前曾航行于中国近海，不久前新中国和新波兰的一家合资公司把它买了下来。它原以船主莫莱的一个女儿的名字命名，现在更名为“人民友谊”号。但一路经过的地区大多在西方的控制之下，我们没有从沿途所经国家的政府得到任何友谊。它们不仅拒绝向我们提供燃料，连淡水和生活必需品都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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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并没有感到被包围和孤立。拿当时的政治地理来说，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我们乘坐的客轮，都是当时刚刚诞生、后来变得非常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比起如此巨大和复杂的新生事业所面临的困难来，未来的希望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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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船员们年轻而热情，但几乎全是新手，有的还是第一次参加远洋航运。有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好奇地打开引擎的油箱盖子，结果被滚烫的机油灼伤了前身的下半部，不得不留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家医院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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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起来，船长是个有经验的老水手，战前曾在波兰商船队工作过，后来为了逃避希特勒入侵，这支船队逃亡英国。在他的波兰同行中，拥有他这般技术的人本来就不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返回祖国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他几乎成了国宝。沿途港口的管理当局只准他一个人上岸办理必要的航运手续。由于他在西方长期待过，他每次上岸，总有人怀疑他是否还能回来。但他每次都回来了，带着一些精心挑选的铁钉、螺丝、合叶、门把手以及其他家用五金什物。他说他正在他的老家格丁尼亚港盖一所住宅，这些东西是装修新居用的。他还解释说，住宅的大小要同时考虑到当前和以后的需要。苏联船长曾告诉他，根据他们国家的规定，船长私人住宅的面积比波兰所规定的大。他眨了眨眼睛说道，现在波兰的口号不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所以他正在琢磨新居地基该多大，以便今后可以往上加盖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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