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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查清新中国成立前的个人经历，常会出现尴尬的局面，如同我女儿六岁时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所发生的情况。她问我：“爸爸，你见过蒋介石吗？”我说见过。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抓他？”我解释说，那时的时机不对。她的小脸上立时显露出一种迷惑不解的表情，又问道：“他看见你了吗？”我说看见了。“那他为什么不抓你？”她追问道，迷惑变成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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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特别是在运动初期——争论和控诉达到了荒唐无稽的程度。有一张曾被广泛传抄的大字报把“停止交通”的红色信号说成是资本家的一个计谋，公然污蔑作为革命象征的红色——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红色应该表示“前进”而不是“停止”。同样被斥为资产阶级阴谋的是车辆“靠右边走”的规定，因为“左”是前进的唯一正确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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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理论”使我想起我的一位苏联朋友、新闻工作者雅沙明讲给我听的一个故事。他年幼时住在一个少数民族摩尔达维亚人的村子里，这个村子在俄国内战时期常成为红军和白军进行拉锯战的地方。一位红军政委喜欢他，送给他一本书，让他长大了研读。这本书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村子里几位半文盲的老人告诫他道：“红军来了，把这本书藏起来，因为他们恨资本主义。白军来了就让他们看到，他们喜欢资本主义。”幸运的是，没有为此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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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二战”中占领香港时也有过这种无知的“逻辑”。他们规定，我们这些被关进赤柱拘留营的外国人不得携带有红色封面或书名中有“red”（红）的书籍，即使这本书的书名是《红色威胁》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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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化大革命”除了这些奇谈怪事之外，在它原来的冲击中包含着（甚至于推进了）共产党历来所教导的某些好的品质，如：没有贪心，对光明未来充满信念，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已谈到过到处可见的互助行动、偷窃案件的锐减、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不顾疲劳和危险纷纷志愿为减轻1976年唐山大地震灾害而努力——即使在首都北京，也有几百万人好几个月住在街道上搭建的临时帐篷里，他们仍然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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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经济到“文革”末期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但不能说在“文革”期间中国在物质建设方面毫无成就。在南京建长江大桥是筹划已久的事情，美国工程师也曾参与，但因江面太宽而未贸然从事。在“文革”期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是完全由中国工人和中国工程师用中国自制的材料、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完成的。同样由中国自力完成的还有中国第一颗氢弹的制造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这些在和平建设和国防上的历史性的“第一”，应该说是因“文革”推动而成，还是应该说不受“文革”的影响才得以完成，这在“文革”后是有争论的。不管怎么说，这些成就以及它们所激发的热情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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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不能忘记，“文革”中发生的事情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来自苏联和美国的严重的战争危险（有一段时间华盛顿和莫斯科曾谈论过要联手对中国进行一次导弹攻击，以摧毁中国小得无可比拟的核武器库，尽管中国保证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那段时期，中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能源和经费，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深挖洞”（称为“人民防空工事”，其规模之大为世所罕见），以便居民在遭遇核攻击时有疏散隐蔽的地方。同时还花费同样大的力量进行“三线建设”，把工厂迁入地下或在伪装下搬迁到遥远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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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中国要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并向未来的共产主义过渡，“文化大革命”不是办法。尽管在很多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心目中，主要的动机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证明这次政治运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具有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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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教育因为要进行所谓“彻底的”改造，结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有好几年，孩子们上不了学（即使很小的孩子也会在老师背上涂写“资产阶级权威”这样的字眼）。中学里十几岁的学生殴打他们的老师，有时其至把老师打死（早些时候在北京，周恩来总理曾痛斥这样一桩极端恶劣的案例，并谴责一项侮辱老师的公开展示，但并不能阻止这种恶行）。大学教育实际上停顿了十年之久，一直受人尊敬的教授受到虐待和侮辱（如历史学家翦伯赞不堪凌辱，和夫人双双自尽），或被送到农村去服劳役，接受“再教育”。即使各大学名义上恢复上课，一般并不进行考试。有一个报考者交了白卷，却在全国报纸上大受表扬，誉为进步的模范。在教育和培训人才方面的“断层”现象，将需要至少一二十年的时间才能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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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男女青少年在全国“大串联”，在一段时期里乘火车不用买票。他们有的到革命圣地，有的去增援其他地方的“红卫兵”，有的是从外地来到北京参加“红卫兵”的大聚会。这样的大会举行过几次，每次都有上百万人参加，向毛泽东欢呼，接受他的检阅（他也戴着“红卫兵”袖章）。会上所表现出来的热情是真诚的。群众对领导人的亲切感也是真诚的（特别是在早期）。我在被捕之前曾在很近的地方亲眼目睹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走进广场，坐在石板上，四周围满了欢呼雀跃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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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能说教育事业受到了全面的损害。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学生们长时间脱离社会。在“文革”期间，大量城市青年和在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分子主动地或被动地下放到农村中去，亲自经历了农村生活、体验了农民的贫困。有些人是由于某些政治原因而被送下乡的，但他们也同样和农民结下了真正的友谊。这些青年学生，哪怕是年轻体壮的大学生，在农村劳动中并没有多大用处，但作为教师、助理员、会计，他们却很为农村所需要，并且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些工作。在物质生活和身体方面，他们是吃了苦，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离开农村时对那里的人民都怀着很深的感情，对那一段经历永不能忘，一回忆起来就十分动情。但从反面看，“文革”产生了一种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淡漠心理。这是“文革”十年中过度使用并经常高喊政治口号的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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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毛主席长期领导创建人民共和国的斗争，成效卓著，为什么对后来的形势发展会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也许是因为，他过去的丰功伟绩使他以为，只有他才能领导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业，所以要在他有生之年，定下前进的路线并扫除前进的障碍。而人们也因他过去的功业而普遍地相信他能够这样做。但事实上，由于年老体衰，他过去所具有的那种深入基层、根据第一手材料来衡量一切的非凡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他又自感来日无多而变得急躁，随着他的视野和接触面不断缩小，他除了最接近他的亲信之外对什么人都不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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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革”发动后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对局势失去控制。1971年，他所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阴谋加害于他，事泄秘密出逃，机毁人亡。这件事对他是特别沉重的打击。接着，运动的领导权落入以毛的妻子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手中。这个专施阴谋诡计、不择手段的小集团，并不是像他们口头所说的那样支持毛泽东，而是企图等他死后夺取一切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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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还可以无穷无尽地写下去。这里我只再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本章的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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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史密斯出身于世代工人家庭，是英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工作（一度在《中国建设》和我共事过），是一位年长而精力仍然充沛的新闻工作者。在国际共运论战中，她是倾向于中国一边的。“文革”中的派性斗争使她伤心，只要有机会，她总要呼吁团结。有一次，她看到一位中国同事被对立面的“红卫兵”组织成员团团围住，看样子要把他绑架走，同他“辩论”，还可能要狠揍他。史密斯立即把我的妻子邱茉莉叫来帮忙。这两个人高马大的外国妇女走进包围圈，一边一个像两堵墙似的把这位矮小瘦弱的挨整对象护送到了安全的地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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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苏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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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美国作家，出身贫苦家庭，年轻时当过工人。他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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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译者注］本章在翻译中曾得到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彭健飞同志、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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