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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 第二十八章 狱中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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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无数人被抓起来，其中不少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遭此厄运，邱茉莉和我就是如此。在此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我们一直支持和参与这场政治运动。如同上一章里已经谈到的，在工作单位里，我们参加了一个由中国同志们组成的主要的造反派组织。在中国基层农场工作的一对美国夫妇阳早和寒春贴出大字报，呼吁允许在华的外国人参加运动。在外国人中，我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他们的。后来，这个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志愿参加者成立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我是头头之一。这个“造反团”的两个积极分子（都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确实是在我们之前就被抓起来了，但其中一位——外国语学院的英籍教授柯鲁克是在校内打派仗时企图平息争斗而被一派抓走的，看来是个偶然事件；另一位雄心勃勃的李敦白是美国人，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居于高位，他的地位远在我们这帮人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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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康生在一个公开场合讲过的话并没有警觉。他说，至少有一个在“文革”中常常出头露面的外国人是特务或间谍。我应该有所警觉，因为康生是党的政治局委员、全国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又是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后台。至少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康生的矛头会指向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外国人，因为他们的参加是毛泽东所欢迎的，被认为是出于革命的国际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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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1968年3月18日厄运降临到我们头上时，我们感到犹如晴天霹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从香港的日本拘留营中逃出来就在26年前的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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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午夜过后不久，我们刚上床，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门外是两个青年同事“香山学员”（外文局在“文革”前招收了一批复员军人，在北京香山为他们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这批“香山学员”在“文革”开始后先后被分派到外文局各单位，包括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他们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有人要找艾培谈话。”在这样一个时间谈话，我们有点踌躇。但是日夜不停“干革命”是当时常见的政治热情的表现，所以我就说：“请他们来吧。”那两个年轻人还是很客气地说，到办公楼去谈（我们所住的专家楼和办公楼都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穿衣时感到有点疑惑，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来自我的“对立面”（同我们参加的造反组织对立的另一个组织）。下楼时，他们一个在我前面，一个在我后面，我就更犯疑了。邱茉莉穿着浴袍站在楼梯口，我从下面回头望去，她的身材似乎更显高大。她看来很不放心。我对她说：“别担心，我很快就回来。”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坏的情况无非是把我骗出去，同我“大辩论”（当时所谓“辩论”就是把一个人围起来，迫使他聆听别人对他的控诉，不许还嘴，他一开口大家就喊口号把他的声音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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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工夫，在漆黑的院子里，我被推上一部吉普车，那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坐在我的两边。车开动了，我问到哪里去，他们都不回答。邱茉莉是过了一小时之后被带走的，有人骗她说，我想见她。这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我们有四年多时间彼此不知道下落，重新见面则是差不多五年之后了。在这段时间里，对她的思念折磨着我：她是不是被赶出了我们的家、自愿或被驱逐回英国？她是不是同我断绝了关系或离了婚？我从未想到她会被捕。好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同我一样成了秦城监狱的罪犯，关在另一个区域的牢房内。我只能在梦中见到她，在梦中重温我们过去的生活——不同的场合、各地的住所、热烈的谈话、亲密的接触。我也曾做梦，她到我的囚室里来同我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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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也一无所知。事实上，单位里对他们早已作了一些安排。他们被送到一家很好的旅馆——前门饭店——的顶楼上去住，吃住的条件都不错，但被严格隔离，房间是封锁的，窗户都糊上了纸。同他们一起关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两个被抓起来的外国人的孩子。这两个外国人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李敦白，另一个是夏庇若——新华社的资深外籍专家，最初是由英国共产党派遣来华工作的，他和我们同一天被捕。照理说，这些孩子们是不应该知道彼此的消息的，但实际上这些充满好奇心和鬼点子的孩子们很快就发现了对方，只是没法交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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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还很幸运，我家的老管家李妈妈陪着他们（“李”是她夫家的姓，她的本名是董秀珍，我们的两个孩子是她一手带大的）。她坚持要同孩子们住在一起，并且千方百计地获得准许回家去取孩子们的衣服和课本（她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监督孩子们一课不落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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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经过了半年的隔离，孩子们才得重见天日，他们脸色苍白，但胖了许多。他们被送往一个农场，在那里由于有人事先安排，他们去学开拖拉机，生活也不算苦，身体长得又高又壮，虽然荒废了不少学业，却也长了许多见识。但他们被转移到农场时，李妈妈被赶出了北京，去依靠她的一个在外地的养女。她出身贫农，但曾经嫁给一个小地主，时间不长，这个小地主就死了（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现在，她却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驱逐出首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孩子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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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再回头来叙述被拘留的第一个晚上及以后的情况。我先被带到北京西郊颐和园后面的一个军营里。到了那里，他们给我看公安局的逮捕证，让我签字，不许提出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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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全部狱中岁月里，在这里的两星期是最好的时光。那个给我办登记手续的军官对我说，如果我想看报或抽烟，他们可以替我办到。我被关在一间营房里，房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房门是不上锁的，有一个徒手的士兵坐在门口，态度和善。起初，他志愿为我读报，后来也许是有人说了话，他变得更沉默一些，但仍然毫无敌意。我上厕所或到室外的晾衣绳上晒被子（士兵们晒被子时我也可以去晒），他跟着我。我的伙食同士兵们一样。没有审讯，生活是安静的——除了心里令人焦虑苦恼的疑问和无休无止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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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又是一部吉普车把我突然带回城里，我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被关进一所老监狱，牢房很小（长约三米、宽不到两米），散发着霉臭。一块木板铺着草荐，差不多占去牢房面积的一半。房里唯一的一样东西是屋角的便桶。窗户很小，钉着栅栏，开得又很高，看不到外面。厚实的房门等我一进去就“砰”地一声关上，还有落门闩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了我自己。我还没有来得及走近便桶就突然倒在地上。门又开了，没有人说话，只丢给我一把笤帚和一只簸箕，然后是一个拖把，让我把屋里打扫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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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提审是在几天以后，审问我的是一个官员（也许是典狱长）和一个提着公文包的年轻人。我起初以为这个年轻人是律师或检察官，后来才想起来我以前曾见过他，他是另一个英文刊物的助理编辑。“我犯了什么罪？”我问。“别想从我们这里套出什么东西！”他声色俱厉地说，“你完全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个地方。你要下决心交代，竹筒倒豆子，这是你的唯一出路。你装出一副可怜相，好像抓你是抓错了，这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只能罪上加罪！”在这卡夫卡(1)小说似的一幕之后，我被押回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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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间牢房变得多么熟悉啊。墙壁的下半部是暗绿色的，积满污垢；上半部是灰白色的，也积满污垢。昏暗的电灯光长明不熄。在一面墙上，有人用手指甲刻出一条条斜线，我数了数，20条、30条、40条，一天一条的话就是40天，我大概也会在这里待上这么多天吧。牢门每天打开一次，去把便桶里的粪便倒在粪池里。一天三顿饭，早上玉米粥，中午和晚上是窝窝头和萝卜汤（这些萝卜已经快腐烂了），在中间大厅里有人用长柄勺子舀稀的、用手拿干的。每两周可以到院子里单独放风十分钟，放风时院子里看不到别人——显然，放风是一个号子一个号子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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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里不许阅读任何东西，只能瞪着眼看墙壁。墙上发潮的水印似乎慢慢变成图案，像两张脸，一张是侧影，另一张是半正面的，我给他们取了两个古怪的名字：“阿尔杰农”和“马默杜克”。我又看我伸开的两手手背，忽然发现一个小指关节上的皱纹变成了第三张脸——小眼睛、扁鼻子、嘴唇弯弯的大嘴巴，表情带点嘲弄但没有恶意。我给“他”取名“麦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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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多年来我热心支持中国的革命，不少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同我有多年私交，我又是宣传中国革命的一个刊物的编辑，我对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转折都是紧跟的，直到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巅峰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后，我毫不怀疑地投身进去，参加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之一，我常常被邀请到这个或那个造反团的大会主席台上就座，所有造反团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自己也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顶峰。但突然我来到了这里——这是监狱，而且是革命派的监狱，不是反动派的监狱。如果我被关进反动派的监狱，这是我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一个犹太小人物被关押在囚室里，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情景。在自虐式的尖刻讽刺的瞬间，我只有抱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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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宿命论的阴暗心理很快过去了。我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几个“为什么”。（毛泽东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主张要常常问“为什么”，但我很少这样做，或者把问题很快就撇下了。）为什么在苏联和东欧，这么多老革命最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在行刑队的子弹或刽子手的绞索中丧生？难道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真的会把朋友变成敌人，偶然也会把敌人变成朋友？我告诉自己：我必须思索、思索、再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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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目标并未改变：我要置身于革命的行列，为革命而生，必要时也可以为革命而死。不是只求走出囚室，不能让他们把我作为叛徒或间谍扔出国境——如果是这样，那将是我最大的厄运，是生不如死的“咒逐”(3)，是永远被开除出世界革命队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的队伍——我所要参加的队伍）的最严厉的惩罚，那将使我像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遗臭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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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有想过把离开中国作为一条出路。到了国境的那一边，在怀着敌意的新闻界面前捶胸顿足地背弃我长时期的信仰，然后在资本家的餐桌上赴宴享乐，这是我曾说过的抛下红旗、表示“改悔”的逃兵的表现。我对自己起誓：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宁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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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第十四章里我曾讲过，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向日军投降后，我曾打定主意，如果面临这样的抉择——不是受酷刑致死，就是向侵略者揭发我的朋友、为敌张目，那么我就用刀片割腕自杀。同那时的心态截然相反，这次我没有自杀的打算（虽然在情绪最低沉的时候，这样的念头曾在心头闪过）。我一再对自己说，不论我将遭遇何种命运，我们的事业必定会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活，为了不使我们的事业受到伤害，而且还要帮助我们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被欢迎回到事业中去）是这样；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不再能回去）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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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信，历史、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公正的，必将还我公道。我是否能活到这一天很难说，但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心潮澎湃，但这一主流思想使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年月里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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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位于城区的监狱里关了大约三星期后，我又被转移到北京郊区那座更为现代化、全部钢筋水泥结构的秦城监狱。这座监狱当时还不大为人所知，是用来长期关押并教育改造作为战犯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特殊场所。现在，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成了这里的“阶下囚”，对他们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对过去那些老的“人民公敌”。在这里，他们并不是在经历审讯判决的司法程序，而是“为了进行审查”而被单独监禁，他们的亲友根本不知道他们被关在什么地方。我关在那里那么多年，从没有人对我说起它的名称，我常常听到的粗暴的话是：“这个地方要进来不容易，要出去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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