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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下乡，到农村去。实际上毛主席在农村问题上，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把人民公社体制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直都在调整，这种调整一点点接近农村实际。在农村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还只是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去研究、去探讨。没有涉及整个农村体制，也没有直接怀疑到毛泽东的权威性和正确性，可以说远没有到怀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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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我们这一些人不愿意以个人、家庭在“文革”中的境遇，影响到我们对毛主席的看法，以及对其理论的判定，是把它分开的。我们事实上是把江青、“中央文革”与毛主席分开来看待的，认为他们不是一回事儿。在当年，不仅我个人有这种想法，我看这也是很多老干部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撑着“文革”中老干部们的精神。大家认为，江青是江青，主席是主席。我们有危难，我们要找主席，而不是找江青。有几个人说，江青，你救救我们？没有！所以说，在“文革”中期之前，要说对“文革”有抵触情绪是没错的，但是从内心对毛主席的信仰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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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我们这拨人的心目中，江青始终得不到一种真正的尊重。她的做派，她的随心所欲、情绪化，让我在心里始终对她有一个直接的反感和对抗。1966年12月16日，她在工人体育场点了我父母的名，直接导致我们家破人亡。事实就是，她个人的一句话，当时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把我们这个完整的家摧毁了。我母亲是不是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呢？我父亲是不是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呢？我从内心深处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内心就很矛盾了。毛主席高高在上，大家把他当成神一样，那江青的所作所为是毛主席的意思吗？符合毛主席的政策吗？至少在表面上，毛主席对干部政策，什么给出路啊……讲过好多话。对我们这种“走资派”的后代也有说法——“可教育好的子女”、“可教育的后代”等等。但是，到了江青那儿，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家庭也是这样。我至今还是觉得，江青这个人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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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对“中央文革”这些人，我们心里肯定是对抗的，在“西纠”时其实就是对抗的，“联动”则是直接公开地挑着旗对抗。“联动”这段，我在监狱里没赶上，要是赶上了，我会不会参加也不知道，有可能人家会拉我参加，就凭你在学生里面的影响，你就得上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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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呢，他从开始就是一个比较直截了当的形象，是毛主席的副统帅，但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我们一种怀疑。为什么王军能对我说：“你们反林彪，我就给你们钱办报。”为什么能这么直接谈论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对林彪是有看法的，以前交流过。这事儿当时的确够悬的，1967年在四中我“二进宫”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个是江青的事儿，一个就是林彪的事儿。其实，对林彪，当时我们脑子里就是有所怀疑，不是那么信服吧，这样说可能更准确一点儿。而对江青那就是直接对抗，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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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呢，简直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遇到了那么大的危机，遇到了那么大的问题，我就觉得，总理在我心中，在我们一大批人的心目中，就是期待。而且我们相信，跟总理的沟通，如果能得到他的关心，那直接也就能够得到毛主席的关心。我一直是这样一个想法。不说别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时说的那段话：毛主席讲了，你们呢，不要再关在里面了，有错误呢，也还是要出来，继续去革命，所以把你们都放出来……而且，总理他还是敢承担责任的，他肩膀还是硬的，他那两句话是怎么说的呢：“董良翮、孔丹，你们有错误，我也有责任”；什么意思呢，就是教育你们不够嘛。总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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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些老同志对总理在“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有意见。在我看来，总理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还是那句话，没有周总理，可能老同志们的基本状况就会更加艰难，“文革”的进程就可能拖不到十年，也许三年五年就崩溃了，也许血雨腥风更早来临。我想，应该公正地对待总理，因为总理在保护老同志方面，这个功劳是历史性的。他采用了很多迂回的方式，比如对我父亲他们这一群人用的是“监护”，把他们关进了卫戍区了。如果当时不这样做，而是放在外边，保不齐被哪个造反派拳脚相加，被打死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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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是一个能量非常大的人。他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有没有过贡献？比如说情报工作上的贡献？我想也是有的。但他的手段也很厉害，在确立毛主席在七大上的权威地位方面，他起了很大作用。对他来说，“整风”就是整人，这大家都知道，他永远都是毛主席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的撒手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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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既有相对稳定的力量，也有后来在中间变化的。谢富治的立场和表现就很典型，他属于后来被“四人帮”拉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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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邓”，“文革”中他们被定性为与毛主席对立的司令部。我对少奇同志很崇敬，小时候也见过他。当时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经常学习的经典。我入党时的观念就是要做党的驯服工具，然后自己还加了一个“奋发有为”的修饰词，就是还得有点能动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我思想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包括传承孔孟之道啊，修齐治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里面的思想，包括“慎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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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监狱里面被学校提出来开批判大会那一次，全场喊口号：“打倒刘少奇！”这对我来讲很突然，我没有举手跟着喊。事后他们质问我：好你个孔丹，怎么喊口号你不举手？我说：唉，这得按中央要求啊，得有文件才行。中央没有明确说刘少奇要打倒啊，他还是常委嘛。中央还没有文件，这口号能随便喊吗？我的脑子就是这么想事儿的。当时我还把脖子一挺，说：“你斗我，我也不能举手。”我就认这个死理儿。我后来想，这是不是因为我对少奇同志有这个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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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革”的亲历者，特别是在不同阶段比较活跃的人们，回忆“文革”往事的同时，更要紧的是做出深刻的反思。“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我有一次对邓朴方这样提起我对“文革”的反思。他马上应道：“我们老爷子就是这样说的。”我很欣慰邓小平这样伟大领袖的心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的心是相通的。在一定意义上，历史的逻辑就是从反面展开，再返回到正面，再生发出来。中国没有百年来被列强打压至积贫积弱，就没有民族复兴的历史长卷展开。没有对其他各种道路的痛苦体验和幻灭，历史和人民就不会选择中国共产党。没有“左倾”路线带来的红区百分之九十五、白区近乎百分之百的惨痛损失，就没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确立。没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全党全国从高层领导到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冲击和反思，就不可能有比较坚定地回到曾经被极大偏离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就没有邓小平同志提出并推动的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更不会有中国的未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让我们抛弃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会将我们引入歧途的各种主义和主张。历史就是这样把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转化成了伟大的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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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最早源于1965年1月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后见于《五一六通知》；此提法普遍引起人们重视是在1966年9月13日的《红旗》杂志之后。——编撰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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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四人帮”以后，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从民间到中央，以各种方式汇集起来形成一种趋势了。但是华国锋当时没有看清这种民情和历史的趋向，还是坚持“两个凡是”，这和后来的思想解放就形成了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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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飚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了1976年底，耿飚同志受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口，实际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宣传口的组长是耿飚，成员有新华社的朱穆之、《人民日报》的胡绩伟、中办副主任李鑫，还有王殊等五人。因为原来“四人帮”那个理论班底的人都不能用了，他们就希望找一些政治上可靠的青年人去做具体工作。耿飚通过他的儿子，也是我的同学耿志远给我打招呼，说他们现在需要工作人员，听说孔丹不错，希望我过去工作。我其实没有和耿飚直接接触过。我同意后，就从经济所调到中央宣传口办公室当了秘书。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投考硕士研究生这一年多，我就在中央宣传口的办公室工作，办公地点是在钓鱼台的17号楼，是里面最大的一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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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宣传口对舆论的控制很严密，包括《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重要社论，新华社的重要消息，我们办公室都要开会记录，传达指令。这段时间我一边工作，一边还保持着对“文革”的反思。过去，我们曾经力图正面地去探讨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的理论体系、它的表述、它的实践等。现在政治形势完全倒过来了，那么，又怎么去看待这一理论？但是从当时中央宣传口来看，主要的控制方向是不能否定毛主席，要维持“两个凡是”，这在中央宣传口的文件中是很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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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耿飚调任国防部长，我没有应邀跟随他去做秘书。这时，中央宣传部已经恢复，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办公室工作，部长换成了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我也经常跟他出门、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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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社会上发生了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着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恢复高考。这是个历史的转折。虽然当年我们四中高三（5）班和女一中高三（1）班一起倡议过要废除高考，但当时我就抱有极大的遗憾，似乎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学生是十年磨一剑，当年我要考哪个大学都不会有问题嘛！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心里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但因为工作事务缠身，错过了第一次高考的机会。转年，正琢磨参加高考的事，经济所的吴敬琏给我带来个话儿。他说，我要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孔丹如果愿意，可以以同等学力来投考。他同时还说明，他不能够给予考前辅导，导师必须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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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吴敬琏会看上我，是因为我在经济所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有所了解。当时，我也有机会参加一些研究经济理论的小型研讨、座谈。人家都是经济学家、研究员、副研究员，而我是个资料员。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每次都坐在角落里。可这也不妨碍我有时发表一些对经济理论问题的看法。我都记不太清楚当时我谈过些什么了，但可能给吴敬琏留下的印象不错。他对别人说，我觉得孔丹还是很有理论思考能力的，素质不错。所以我受到了这次召唤，在我人生的历史上也来了一次跨越。咱就不上大学了，直接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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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白天要上班，干活。晚上我就不回家，住在办公室准备功课，也叫复习吧。考试一共是五门课，有《资本论》，还有政治经济学、政治、外语、西方经济学史。《资本论》很晦涩，里面有很多黑格尔式的哲学表述。好在学《资本论》，我有长期积累，不然是不可能很快上路的。那时我每天睡眠三四个小时，非常刻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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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1978年7月考试，这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招生。不巧的是，在我复习的过程中，可能是太累了，我每天都胃痛，很不舒服。我就用手肘顶着，坚持着学习和工作。刚考完试，有一天在钓鱼台的办公室里上班，我突然就痛得满地打滚。我同屋的人马上叫人找车，把我送到了最近的复兴医院。医生诊断是十二指肠穿孔，是胃酸进入了腹腔，医生就开始准备手术了。我当时腹部那感觉就像用刀扎了一样疼，到医院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就写下我父亲的电话号码，让他们帮我打电话。我父亲来了一看，马上把中国顶级的专家吴蔚然请来了。吴蔚然到了就问我：“什么时候穿孔的？”我说：“大约下午五点多钟。”他说：“那你属于饭前穿孔，情况还好一点，这样没有很多脏东西进入腹腔，主要是胃酸。”他又敲了敲我的肚子，说：“噢，板状胃。你是因为疼痛，身体有个反应，肌肉绷紧，所以敲起来像木板一样。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我看这样吧，先给你试一试保守疗法，如果效果不好，就要抓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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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医院那边已经准备手术了，因为这病如果不尽快手术，搞不好就会引发弥漫性腹膜炎。我在陕北农村时，有人得这病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就这么死了。吴蔚然是大专家，他说保守疗法，就听他的。我心里也希望保守疗法。虽然我的考试成绩还没出来，可是我对自己很有信心。马上就要发榜、面试、入学体检了，我要是动个大手术，伤口怎么恢复啊？没法参加体检了啊！现在，好像入学体检不是那么严格了，当时要是体检不成，没什么通融的，这学就上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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