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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及第、翰林起家，但在外开府、领兵已经近二十年，独当一面、说一不二，早已成了习惯，再回到北京做那早来晚散、随班唱和的中枢大臣，他自己根本无法适应。另外，其礼仪铺张，举动傲慢。如沿途垫道叠桥，铺面俱令关闭；接受巡抚李维钧等跪拜之礼，并不辞让；在京时路遇王公下马问候，只以颔首答礼等等，自然令同僚反感。更有甚者，是在与雍正帝会面时御前“箕坐”，即大大咧咧两腿张开坐着。这样的姿态当然让雍正帝极为生气，这种面对面的直观冲击，显然比耳闻的、奏折所见的更令人难以接受。短时间内尚且如此，长此以往更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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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感官上的刺激外，年羹尧更大的问题是在京中招权揽势，四处插手各项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功绩。既看不过去、又不便明说的雍正帝只能变通办法，当着年羹尧和文武百官的面诉起了“委屈”，大谈“为君难为臣不易”。在这道长篇上谕中，雍正帝除一如既往斥责死对头廉亲王允禩、十四阿哥允禵外，也多处点到年羹尧的名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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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岂惟为君必亲历始知其难，即为臣不易亦非亲历其境者不知。如不为诸王，岂知诸王之难？不为大臣，岂知大臣之难？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人谁知之？舅舅隆科多受皇考顾命，又谁知其受顾命之苦处？由此推之，廷臣不知外臣之难，外臣不知廷臣之难，总之非身亲其境不知其难也。夫为君须实知其难，为臣须实知其不易，然后能各尽其道。如朕谓予无乐乎？为君便是一言丧邦也。如舅舅隆科多、年羹尧谓予无乐乎？立功便当祸不旋踵矣。以至大臣官员莫不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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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保举，不过各就其平日所知，岂能尽保其将来？如广西布政司刘廷琛，原系年羹尧所举，今行罢斥矣。即如黄叔琳为朱轼所举，今亦处分矣。在年羹尧、朱轼不过一时误举，无大关系，而朕任使不得其人，费无数焦劳筹画。大臣中如年羹尧、朱轼可谓公慎无私，仍属知人者，然即使尽其所举，亦不能充满庶位，试问二人亦必以不能周知为对。朕令大臣辈各举所知，其不知者即可以意中无人覆奏。若朕则统理天下政事，有一职即需一人，岂得以无人充此职而可推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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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近日岳周一案，岳周为工部司官，廉亲王始而参劾，继又帮银数千两代完公项。岳周身家有余，廉亲王力量有限，而如此作为，不知何意？且岳周将现银二万两向年羹尧求荐布政司，人皆知为廉亲王典铺中物。以廉亲王之所为，虽竭府库以与之，亦不足以供其要结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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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用人理财之难，总莫难于使人人尽去其私心，私心一萌，狡诈百端。即如近日赏兵，则相与谣言曰：此大将军年羹尧所请也。夫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此不过欲设计以陷年羹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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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皇太后宾天时，外间谣言朕欲令允禵总理事务，允禵奏云：若欲令我总理事务，须将舅舅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摈斥，再发库帑数百万赏赉兵丁，我方任事。因朕吝此数百万，又不肯斥此二人，故允禵不从任事。其荒诞无稽、骇人听闻至于如此！以后九门提督八旗都统一闻此等谣言，即当立拿，究其根柢，以惩奸宄，不可轻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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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朕所颁谕旨发阿灵阿、揆叙之奸，乃朕数十年来真知灼见，定成爰书，闻亦有疑为年羹尧所为者。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朕因年羹尧为藩邸旧人，记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笔通畅，能达朕意。且秉性鲠直，不徇情面，故朕早有此意，待其来京陛见，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耳。而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者，妄谬悖乱一至于此，深可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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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上谕内，共六件事、十六次提到年羹尧的名字，处处都皮里阳秋，褒中必带贬，贬处又稍带一些褒奖，用心迂曲，很值得揣摩。第一处：说年羹尧建立大功，紧接着又说功臣不易，“立功便当祸不旋踵”。第二处：说年羹尧识人不明，举荐的布政使刘廷琛不是好官，但马上又说他一贯公慎无私，一时误举也不是大错，还拉上忠厚长者朱轼来做比。第三处：说廉亲王的亲信岳周向年羹尧行贿求荐，他虽拒贿并加举报，但话外之音是，何以廉亲王都提拔不了的人却转投你年羹尧的门路？第四处：说皇帝赏赐有功将士本是“天恩”，外界却“谣传”为年羹尧所奏。言外之意，之所以有这样的谣言，即便不是年羹尧及其左右自我标榜，也是人同此心，公认军功赏罚之事，皇帝都是听从年羹尧的意见。第五处：说谣言称皇帝因为太后宾天，本要重用母弟允禵，只是碍于年羹尧、隆科多未果。由此推出，皇帝是否有意重用允禵尚不足论，然皇帝重用年羹尧是导致手足不睦的重要因素，也在社会上广为传说。第六处：说有谣言称皇帝处理阿灵阿（已故一等公，康熙帝孝昭仁皇后之弟）、揆叙（已故左都御史，明珠之子）这样的大案，也是出于年羹尧的意旨，简直是无稽之谈，这些言论是“加年羹尧以不可受之名”。然而可以想见，这类涉及八旗亲贵的钦定大案都有人怀疑是年羹尧在背后主使，年羹尧的权势是显赫到了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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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上谕中“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者”之类的表述，其愤懑不满之意已经喷薄欲出，即便随后又拿话遮掩，声称年羹尧没有这样做，这都是别人诬陷他的谣言、是狂悖谬乱之语等等，但现场“恭聆圣训”的年羹尧如果稍微留心，此时也该不寒而栗、汗流浃背。可惜，已经听惯了皇帝甜言蜜语的年羹尧没有足够的警惕之心，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谢罪、请辞之举，而是听听作罢，心安理得地回到大本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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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雍正帝当然不满。然而仅仅是不满，哪怕是严重不满，也并不足以让雍正帝凭一时冲动拿下这位“西北王”，毕竟年羹尧是他热捧了三年的大功臣，在川陕经营十余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十分可观。拿下他，需要考虑两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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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合法性、合理性够不够。雍正帝是个好名声要面子的人，自己捧起来的“功臣”“恩人”，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或者干脆说是罪名，只因为“箕坐”这些礼仪小事，或是行为招摇一些就君臣反目，那未免显得皇帝太没有容人之量，不是个明君。年羹尧是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人，想找他的罪名，当然是不少的，但毕竟需要时间去搜集，需要人证物证来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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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控制力够不够。年羹尧在川陕等地经营多年，不但本人作战经验丰富且拥有兵权，当地主要文武官员也大多由他推荐任命，很容易形成类似中晚唐藩镇的割据之势。何况他身边还有允禟这样具有皇位争夺资格的近支皇室成员，可以与京中的其他反对派形成呼应，对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构成极大威胁。当时，在川陕核心地带，对年羹尧的牵制势力几乎是没有的，举朝上下，能够在军事上与年羹尧集团势均力敌的重臣大将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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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雍正帝来说，如果只考虑第二点，将年羹尧直接扣在北京，是比较稳妥的办法，但这显然与第一点相违背。如果要兼顾第一点，即先将年羹尧放回川陕，再搜集罪名，按照惩处封疆大臣的一般程序处理，一旦行事不慎，就可能对年羹尧及其集团造成心理刺激。万一局面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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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之后，雍正帝曾向群臣透露，说在此次年羹尧来京期间，有亲信之人建议自己，不可将其放回陕西。但雍正帝很是自信，认为自己有足够的驾驭能力，而不需要采取这种突然扣留的方式，落个不依法办事、莫须有抓捕功臣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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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处置年羹尧的问题上，雍正帝到底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和步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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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为“倒年”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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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到，雍正二年十一月，已经立意“倒年”的雍正帝，考虑到逮捕功臣的合法性问题，将年羹尧“放虎归山”，让他回到经营十余年的川陕大本营，且仍担任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职务。不过，也是从这时起，雍正帝开始步步为营，策划布置“倒年运动”。“倒年运动”按照时间划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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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从雍正二年十一月到雍正三年初，可以称为秘密放风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切公开发布的谕旨、文件上，还没有透露出与年羹尧相关的丝毫负面信息，但在皇帝与封疆重臣们一对一交流信息的密折上，雍正帝已经开始在不小的范围内，表达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明示相关大臣要及时表态站队，最好还能就己所知揭发其大小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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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放风的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很得雍正帝看重，又和年羹尧无甚来往，甚至有矛盾过节的大臣。如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刚离京，雍正帝即在朱批中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询问：“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在此前的两年多内，年羹尧一直被天语“定性”为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公慎无私的大功臣，甚至皇帝的恩人，而此时皇帝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而向大臣询问，年羹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能称为“纯臣”，显然是对他的“纯”度产生了高度的怀疑。杨宗仁官场老吏，焉能不知其意。又雍正二年十二月，雍正帝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批道：“近来旧旧（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势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渐，将来必不能保全朕之此二功臣也。尔等当远之。现旧旧（舅舅）只说你操守不好，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河务，言不学无术。今岁已安澜告成，今陛见来，言‘大奇，皆皇上洪福！’，朕依此知卿之独立。只有怡亲王深言汝之好处，现你与王毫无交接，朕知之最真。今既奉旨，不必疑，不必料，可奏折之便问好请安亲近之，与你保管有益，况王公忠廉诚，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也。”齐苏勒是雍正年间的治河能臣，深得皇帝倚重。在这篇朱批中，雍正帝不但将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向其直告，还亲自挑唆二人关系，称年羹尧曾在背后说其不称职、不学无术，真是用心良苦，对齐总督“照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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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仁、齐苏勒和年羹尧本无瓜葛，看到这样的朱批，大约除了心里一震，意识到朝中将有大变动外，倒也谈不上有多么紧张。与他们相比，第二类放风对象就没这么超脱了。这类人大多是年羹尧的亲朋故旧，或是由年羹尧提拔荐举的文武大臣，只是其人或有才干，或与皇帝也有亲旧，有分化瓦解、笼络保护的必要。提前放风，是对这类人物的试探之举。如果他们能明确表态，甚至对年羹尧反戈一击，自然可以保全；如果虚与委蛇，甚至被发觉与年羹尧通风报信，自然彻底坐实为“年党”，只待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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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隶总督李维钧是年羹尧举荐的重臣，雍正帝立意“倒年”后，头一个向他放风：“近者年羹尧奏对事件，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又如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为通家世好，雍正帝在雍正三年正月向他说：“近日年羹尧甚作威福，贪取贿赂，朕甚怪他负朕。况你儿子在彼，你等原是世交，若通情则可，若畏惧附和他，恐为他连累也，诸事当慎之。不但年羹尧自己仗不得，凭谁不能致尔等祸福也。除你本王之外，总孤介好。今雍正三年矣，向日得力之行为，今皆不灵应也！改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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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本王”即是怡亲王允祥。雍正帝向大臣放出“倒年”风声的同时，往往告诉他们：朝中只有怡亲王最值得我信任，你们要向怡亲王靠拢，有什么不便直接上奏给我的事，都可以向怡亲王反映，他就是我的代言人。雍正帝最忌讳大臣搞“团团伙伙”，特别是结交宗室王公、权臣亲贵，可他也明白，“朝里有人好做官”，是官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皇帝高高在上，虽然推广了和大臣一对一联络的奏折制度，但要真正实现扁平化管理，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孤介自持、不依附权贵的官员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很难立足，更难施政。与其让他们各寻门路，去投靠自己的亲友、同年、恩主，不如亲自为他们指定一个和自己一心的“泰山之靠”作为联系人。他当年极力拉拢年羹尧与允祥的关系，意出于此，如今密令群臣抛弃年羹尧而结交允祥，也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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