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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年羹尧虽然是进士及第、翰林起家,但在外开府、领兵已经近二十年,独当一面、说一不二,早已成了习惯,再回到北京做那早来晚散、随班唱和的中枢大臣,他自己根本无法适应。另外,其礼仪铺张,举动傲慢。如沿途垫道叠桥,铺面俱令关闭;接受巡抚李维钧等跪拜之礼,并不辞让;在京时路遇王公下马问候,只以颔首答礼等等,自然令同僚反感。更有甚者,是在与雍正帝会面时御前“箕坐”,即大大咧咧两腿张开坐着。这样的姿态当然让雍正帝极为生气,这种面对面的直观冲击,显然比耳闻的、奏折所见的更令人难以接受。短时间内尚且如此,长此以往更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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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感官上的刺激外,年羹尧更大的问题是在京中招权揽势,四处插手各项政务,宣扬自己的权威、功绩。既看不过去、又不便明说的雍正帝只能变通办法,当着年羹尧和文武百官的面诉起了“委屈”,大谈“为君难为臣不易”。在这道长篇上谕中,雍正帝除一如既往斥责死对头廉亲王允禩、十四阿哥允禵外,也多处点到年羹尧的名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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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君难,为臣亦不易。岂惟为君必亲历始知其难,即为臣不易亦非亲历其境者不知。如不为诸王,岂知诸王之难?不为大臣,岂知大臣之难?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之处人谁知之?舅舅隆科多受皇考顾命,又谁知其受顾命之苦处?由此推之,廷臣不知外臣之难,外臣不知廷臣之难,总之非身亲其境不知其难也。夫为君须实知其难,为臣须实知其不易,然后能各尽其道。如朕谓予无乐乎?为君便是一言丧邦也。如舅舅隆科多、年羹尧谓予无乐乎?立功便当祸不旋踵矣。以至大臣官员莫不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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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保举,不过各就其平日所知,岂能尽保其将来?如广西布政司刘廷琛,原系年羹尧所举,今行罢斥矣。即如黄叔琳为朱轼所举,今亦处分矣。在年羹尧、朱轼不过一时误举,无大关系,而朕任使不得其人,费无数焦劳筹画。大臣中如年羹尧、朱轼可谓公慎无私,仍属知人者,然即使尽其所举,亦不能充满庶位,试问二人亦必以不能周知为对。朕令大臣辈各举所知,其不知者即可以意中无人覆奏。若朕则统理天下政事,有一职即需一人,岂得以无人充此职而可推诿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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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近日岳周一案,岳周为工部司官,廉亲王始而参劾,继又帮银数千两代完公项。岳周身家有余,廉亲王力量有限,而如此作为,不知何意?且岳周将现银二万两向年羹尧求荐布政司,人皆知为廉亲王典铺中物。以廉亲王之所为,虽竭府库以与之,亦不足以供其要结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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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用人理财之难,总莫难于使人人尽去其私心,私心一萌,狡诈百端。即如近日赏兵,则相与谣言曰:此大将军年羹尧所请也。夫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此不过欲设计以陷年羹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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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皇太后宾天时,外间谣言朕欲令允禵总理事务,允禵奏云:若欲令我总理事务,须将舅舅隆科多、年羹尧二人摈斥,再发库帑数百万赏赉兵丁,我方任事。因朕吝此数百万,又不肯斥此二人,故允禵不从任事。其荒诞无稽、骇人听闻至于如此!以后九门提督八旗都统一闻此等谣言,即当立拿,究其根柢,以惩奸宄,不可轻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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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朕所颁谕旨发阿灵阿、揆叙之奸,乃朕数十年来真知灼见,定成爰书,闻亦有疑为年羹尧所为者。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朕因年羹尧为藩邸旧人,记性甚好,能宣朕言;下笔通畅,能达朕意。且秉性鲠直,不徇情面,故朕早有此意,待其来京陛见,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耳。而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者,妄谬悖乱一至于此,深可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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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上谕内,共六件事、十六次提到年羹尧的名字,处处都皮里阳秋,褒中必带贬,贬处又稍带一些褒奖,用心迂曲,很值得揣摩。第一处:说年羹尧建立大功,紧接着又说功臣不易,“立功便当祸不旋踵”。第二处:说年羹尧识人不明,举荐的布政使刘廷琛不是好官,但马上又说他一贯公慎无私,一时误举也不是大错,还拉上忠厚长者朱轼来做比。第三处:说廉亲王的亲信岳周向年羹尧行贿求荐,他虽拒贿并加举报,但话外之音是,何以廉亲王都提拔不了的人却转投你年羹尧的门路?第四处:说皇帝赏赐有功将士本是“天恩”,外界却“谣传”为年羹尧所奏。言外之意,之所以有这样的谣言,即便不是年羹尧及其左右自我标榜,也是人同此心,公认军功赏罚之事,皇帝都是听从年羹尧的意见。第五处:说谣言称皇帝因为太后宾天,本要重用母弟允禵,只是碍于年羹尧、隆科多未果。由此推出,皇帝是否有意重用允禵尚不足论,然皇帝重用年羹尧是导致手足不睦的重要因素,也在社会上广为传说。第六处:说有谣言称皇帝处理阿灵阿(已故一等公,康熙帝孝昭仁皇后之弟)、揆叙(已故左都御史,明珠之子)这样的大案,也是出于年羹尧的意旨,简直是无稽之谈,这些言论是“加年羹尧以不可受之名”。然而可以想见,这类涉及八旗亲贵的钦定大案都有人怀疑是年羹尧在背后主使,年羹尧的权势是显赫到了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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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上谕中“朕岂冲幼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又岂年羹尧强为陈奏而有是举乎”“朕之年长于年羹尧,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外人遂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者”之类的表述,其愤懑不满之意已经喷薄欲出,即便随后又拿话遮掩,声称年羹尧没有这样做,这都是别人诬陷他的谣言、是狂悖谬乱之语等等,但现场“恭聆圣训”的年羹尧如果稍微留心,此时也该不寒而栗、汗流浃背。可惜,已经听惯了皇帝甜言蜜语的年羹尧没有足够的警惕之心,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谢罪、请辞之举,而是听听作罢,心安理得地回到大本营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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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雍正帝当然不满。然而仅仅是不满,哪怕是严重不满,也并不足以让雍正帝凭一时冲动拿下这位“西北王”,毕竟年羹尧是他热捧了三年的大功臣,在川陕经营十余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十分可观。拿下他,需要考虑两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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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合法性、合理性够不够。雍正帝是个好名声要面子的人,自己捧起来的“功臣”“恩人”,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或者干脆说是罪名,只因为“箕坐”这些礼仪小事,或是行为招摇一些就君臣反目,那未免显得皇帝太没有容人之量,不是个明君。年羹尧是成大事不拘小节的人,想找他的罪名,当然是不少的,但毕竟需要时间去搜集,需要人证物证来坐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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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控制力够不够。年羹尧在川陕等地经营多年,不但本人作战经验丰富且拥有兵权,当地主要文武官员也大多由他推荐任命,很容易形成类似中晚唐藩镇的割据之势。何况他身边还有允禟这样具有皇位争夺资格的近支皇室成员,可以与京中的其他反对派形成呼应,对即位合法性有瑕疵的雍正帝构成极大威胁。当时,在川陕核心地带,对年羹尧的牵制势力几乎是没有的,举朝上下,能够在军事上与年羹尧集团势均力敌的重臣大将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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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雍正帝来说,如果只考虑第二点,将年羹尧直接扣在北京,是比较稳妥的办法,但这显然与第一点相违背。如果要兼顾第一点,即先将年羹尧放回川陕,再搜集罪名,按照惩处封疆大臣的一般程序处理,一旦行事不慎,就可能对年羹尧及其集团造成心理刺激。万一局面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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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过境迁之后,雍正帝曾向群臣透露,说在此次年羹尧来京期间,有亲信之人建议自己,不可将其放回陕西。但雍正帝很是自信,认为自己有足够的驾驭能力,而不需要采取这种突然扣留的方式,落个不依法办事、莫须有抓捕功臣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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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处置年羹尧的问题上,雍正帝到底采取了怎样的策略和步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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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之死 为“倒年”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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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说到,雍正二年十一月,已经立意“倒年”的雍正帝,考虑到逮捕功臣的合法性问题,将年羹尧“放虎归山”,让他回到经营十余年的川陕大本营,且仍担任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职务。不过,也是从这时起,雍正帝开始步步为营,策划布置“倒年运动”。“倒年运动”按照时间划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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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从雍正二年十一月到雍正三年初,可以称为秘密放风阶段。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切公开发布的谕旨、文件上,还没有透露出与年羹尧相关的丝毫负面信息,但在皇帝与封疆重臣们一对一交流信息的密折上,雍正帝已经开始在不小的范围内,表达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并明示相关大臣要及时表态站队,最好还能就己所知揭发其大小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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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放风的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很得雍正帝看重,又和年羹尧无甚来往,甚至有矛盾过节的大臣。如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刚离京,雍正帝即在朱批中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询问:“年羹尧何如人也?就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之一字可许之乎?否耶?密之。”在此前的两年多内,年羹尧一直被天语“定性”为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公慎无私的大功臣,甚至皇帝的恩人,而此时皇帝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而向大臣询问,年羹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不是能称为“纯臣”,显然是对他的“纯”度产生了高度的怀疑。杨宗仁官场老吏,焉能不知其意。又雍正二年十二月,雍正帝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批道:“近来旧旧(舅舅)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作福揽势之景,朕若不防微杜渐,将来必不能保全朕之此二功臣也。尔等当远之。现旧旧(舅舅)只说你操守不好,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河务,言不学无术。今岁已安澜告成,今陛见来,言‘大奇,皆皇上洪福!’,朕依此知卿之独立。只有怡亲王深言汝之好处,现你与王毫无交接,朕知之最真。今既奉旨,不必疑,不必料,可奏折之便问好请安亲近之,与你保管有益,况王公忠廉诚,当代诸王大臣中第一人也。”齐苏勒是雍正年间的治河能臣,深得皇帝倚重。在这篇朱批中,雍正帝不但将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向其直告,还亲自挑唆二人关系,称年羹尧曾在背后说其不称职、不学无术,真是用心良苦,对齐总督“照顾”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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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宗仁、齐苏勒和年羹尧本无瓜葛,看到这样的朱批,大约除了心里一震,意识到朝中将有大变动外,倒也谈不上有多么紧张。与他们相比,第二类放风对象就没这么超脱了。这类人大多是年羹尧的亲朋故旧,或是由年羹尧提拔荐举的文武大臣,只是其人或有才干,或与皇帝也有亲旧,有分化瓦解、笼络保护的必要。提前放风,是对这类人物的试探之举。如果他们能明确表态,甚至对年羹尧反戈一击,自然可以保全;如果虚与委蛇,甚至被发觉与年羹尧通风报信,自然彻底坐实为“年党”,只待秋后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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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直隶总督李维钧是年羹尧举荐的重臣,雍正帝立意“倒年”后,头一个向他放风:“近者年羹尧奏对事件,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之好。”又如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为通家世好,雍正帝在雍正三年正月向他说:“近日年羹尧甚作威福,贪取贿赂,朕甚怪他负朕。况你儿子在彼,你等原是世交,若通情则可,若畏惧附和他,恐为他连累也,诸事当慎之。不但年羹尧自己仗不得,凭谁不能致尔等祸福也。除你本王之外,总孤介好。今雍正三年矣,向日得力之行为,今皆不灵应也!改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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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本王”即是怡亲王允祥。雍正帝向大臣放出“倒年”风声的同时,往往告诉他们:朝中只有怡亲王最值得我信任,你们要向怡亲王靠拢,有什么不便直接上奏给我的事,都可以向怡亲王反映,他就是我的代言人。雍正帝最忌讳大臣搞“团团伙伙”,特别是结交宗室王公、权臣亲贵,可他也明白,“朝里有人好做官”,是官场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皇帝高高在上,虽然推广了和大臣一对一联络的奏折制度,但要真正实现扁平化管理,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孤介自持、不依附权贵的官员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很难立足,更难施政。与其让他们各寻门路,去投靠自己的亲友、同年、恩主,不如亲自为他们指定一个和自己一心的“泰山之靠”作为联系人。他当年极力拉拢年羹尧与允祥的关系,意出于此,如今密令群臣抛弃年羹尧而结交允祥,也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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