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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抚州之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晚上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城门上执勤的士兵在黑暗中把坐在几辆卡车中的我们自己的士兵误认为是敌军。争执过程中，卡车上的一个人放了一枪，激怒了城墙上的守军，于是城墙周围的士兵们一起朝着这群假想的敌军开火。第二天上午，引发此次事件的那些人都受到了军法惩处。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为了维持纪律，这么做也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不明真相的时候，我也没有感到一丝恐惧。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两个想法：首先，含有我们行动计划和军事部署的那些文件绝不能落入敌军之手；其次，如果我被俘，一定要选择开枪自杀，这样可以死得干净体面，也更加可取。因为如果女人落入敌人手里，将会受到难以言表的侮辱和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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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我丈夫带着我到附近的山上散步。我们发现了一株开满白色花朵的李树。这真是一个吉兆啊！……他小心翼翼地折了几枝下来。回来后，我们点上蜡烛，他把那几枝花装在一个小竹篮里送给我。这是他给我的新年礼物！我想，从这一点你已经不难看出我愿意与他生死与共的原因了吧：他既有战士的勇敢，又有诗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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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文中描述的这场战役是纳粹德国最著名的战略家之一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为蒋介石精心策划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请求他给予军事援助，于是希特勒便把冯·塞克特和乔治·魏采尔中将派到了中国。委员长决心“剿灭”共产党，而不是抵抗日本人，这一点很符合希特勒的心意。塞克特制订了一项耗资巨大的战略计划，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超预期地从宋子文掌管的银行金库里掏银子出来，最终导致两人在1934年8月的时候大吵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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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让蒋介石在江西的红军占领区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公路，还要求他修建了成千上万个混凝土防御工事，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用坦克和装甲车发动进攻。随着国民党地面部队一步步向前推进，修建的混凝土碉堡也越来越多，敌人逐渐陷入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塞克特的战略给山区的百姓带来了饥荒，他的焦土政策也使得许多村镇被夷为平地。有关死亡人数的统计，各方面的数字出入很大。美国外交官柯乐博说参加此次军事行动的国民党军队有70万人，面对的是15万人的共产党民兵。埃德加·斯诺认为此次战役死亡的共产党有6万人，被杀害或饿死的总人数则有100万。按照这个统计，在这100万死亡人口中，至少有94万人不是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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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美龄和委员长在气候凉爽、松林环绕的风景名胜牯岭度假，其间美龄还接见了也在此地休假的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们。据传教士们反映，蒋介石政权的政府红利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沾不到边。委员长现在已经“控制”了中国相当大的一片疆域，但老百姓对有关统一和发展的宣传根本就不关心。这些传教士们指出，如果南京国民政府期望得到外国政府和外国资金的支持，蒋介石就必须拿出让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满意的社会福利计划。毕竟，现在正处于“新政”[5]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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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很快就抓住了他们讲话的核心。她向蒋介石提出了一项建议，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答应了。美龄便把那些传教士们找来，一起商讨制定中国“新政”的细节。这一政策后来被美龄称之为“新生活运动”。她首先提出了中国的四种美德：礼、义、廉、耻，并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重新设计这些美德的具体内容。她的“新生活”标准体现了人们熟悉的美国信条：“吐痰在地，在所禁忌；行路走动，安全第一；举止稳重，步武整齐；走路靠左，上车莫挤；窗牖多开，通光通气；捕鼠灭蝇，习劳勿逸；漱口刷牙，黎明即起；饮食养生，莫恣油腻；互救灾难，和洽邻里；端其听视，走路莫急；小孩清洁，零食勿给；厨房厕所，净扫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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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声称：“只有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人们才能认识到‘新生活’的真正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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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新奇的事情开始不断发生。中国儿童团团员们拎着木头箱子在全国各地的城市街头执勤。看到有人歪戴着帽子或者嘴里叼着香烟走过来，就会有一位小团员上前拦住他，然后站到木头箱子上，把帽子给他扶正，把香烟从他的嘴唇间扯下来扔到排水沟里，然后给这个人敬个礼，再从木头箱子上下来，静等下一个倒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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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这个运动并不热心，而外国人却非常满意。意识到取悦委员长夫人的重要性的那些政府官员们纷纷支持这场运动。热心过度的军队指挥官们急于取得委员长夫人的欢心，派出恐怖的执勤队，看到谁在大街上吐痰就上去痛打一顿。要是有人走路拖着步子，或者在饭店吃饭时喝葡萄酒或白酒，或者点的菜超过四菜一汤，或者给服务员小费等，只要被执勤队发现了，就会被拖出去挨一顿棍子。（从那之后，为了骗过无处不在的儿童团团员，饭店工作人员都把白兰地和葡萄酒装在茶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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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到涂脂抹粉、穿戴西式服装和帽子的姑娘，警察们都会毫不客气地把她们抓起来，用无法擦除的红墨水在她们的皮肤上盖上“奇装异服”字样的印章。给人烫卷发的理发师和出售有伤风化的游泳衣的店主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遭受侮辱。“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口号贴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用硕大的字体书写的大字报也贴得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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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更具体的计划也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发起公共卫生运动、修建下水道和改进供水系统等。人们对丧葬仪式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使之不再像以前那么铺张浪费。同时开始举办集体婚礼，以减少婚礼的花费。诸如烧香磕头、燃放鞭炮、送葬时给逝者烧买路钱等迷信活动也受到抨击。政府“鼓励”民众每天洗三次脸，每周洗一次澡，蔬菜要洗净煮熟了再吃，并开展戒烟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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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龄本人尽力不在公共场合抽烟，不过她很喜欢英国的薄荷香烟，私下里经常一根接一根地抽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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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在上海的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用“美龄体”英语写成的文章，支持这场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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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在随波逐流、浑浑噩噩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不分善恶、不辨对错和公私不分。因此，我们的官员们才变得虚伪、贪婪和腐败；我们的民众则如同一盘散沙，对国家利益漠不关心；成年人则变得品行不端、愚昧无知。有钱人沉湎于声色犬马，而穷苦人则地位卑下、肮脏猥琐，找不到出路。这一切致使政府权威和道德纲纪分崩离析，社会动荡不安，这些反过来又使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和外国侵略时显得束手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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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蒋介石像墨索里尼一样，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国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教会农民们不要随地吐痰，并确保火车能够准点运行；另一方面，他又像希特勒那样，决心除掉社会和政治上的堕落分子，让民众遵纪守法，即便是遇到几次严重的挫折也在所不辞。蒋介石认为法西斯主义有三个支撑：国家主义、对最高领袖的绝对忠诚，以及对民众实行斯巴达式的军事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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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通俗表现——一件送给蒋夫人和传教士们的小摆设，整个过程滑稽味道十足，因此，并非所有的外国人都把它当回事。而传教士们现在却无视蒋介石当初受洗时他们在宗教杂志上发出的那些警告，开始忙着搭上“新生活运动”的宣传车，把当初骂蒋介石的政权是反宗教势力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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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希特勒非常崇拜，最终，他模仿希特勒的“褐衫党”和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成立了一个新的秘密组织，蒋介石称之为“蓝衣社”[6]，不过他一直否认该组织的存在。之前蒋介石已有两个秘密机构：陈氏兄弟的党内盖世太保和戴笠的军事秘密警察组织，蓝衣社则是两者之外的衍生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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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变得非常倚重他的青帮导师、被刺杀的革命英雄陈其美的两个侄子。大侄子陈果夫曾负责组织招募7 000名青帮小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那之后又受蒋介石委任，负责在国民党内部建立一个盖世太保组织。作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部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肃清国民党内和南京国民政府中的异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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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每个党员都对党忠诚，陈果夫建立了一个遍布每个政府机构的间谍网络。他让自己的弟弟陈立夫来管理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他们的叔父去世之后，陈氏兄弟和蒋介石一起参加了一个青帮仪式，从此三人成了“结拜兄弟”。人们普遍认为，两兄弟中的大哥陈果夫为人更为聪明狡猾。他还是个多才多艺之人，曾自己撰写剧本、作诗填词以自娱自乐。他资助陈立夫去美国读书以及到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专业。1928年，陈立夫弃学回国，担任蒋介石组建的特务机构中统[7]（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一职。这个名称是对国民党政治特务机关的一个委婉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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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在党内大肆刺探情报，搞党内清洗和政治处决等事，而面对公众的大规模恐怖活动则属地位与其平起平坐的军统（军事调查统计局）的职责范围。军统头子是人称“中国希姆莱”的戴笠。在整整20年的时间里，戴笠是一位在中国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他是委员长的浙江同乡，出生于1895年，青年时代曾在杜月笙手下当青帮打手，并在杜月笙的资助下上过学。1926年，他成为被黄埔军校录取的青帮帮会成员中的一个。北伐战争时期，他是蒋介石与各个小城市中的青帮分支的主要联络人。随着军队一路向北挺进，每到一地，共产党干部们都会提前发动农民起来攻击当地的军阀部队，而戴笠则事先警告青帮敢死队从后方袭击共产党的干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戴笠受命负责反间谍活动，对付国内的日本特工，同时还负责策划针对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白色恐怖活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的所有的秘密活动，除陈氏兄弟执行的那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戴笠干的。戴笠相貌温和，浓眉高挑，笑容和蔼，很容易迷惑人，但知情人却认为他极其凶险。戴笠手下统领着10万名政府特工，此外还有大约两倍数量的青帮分子听他调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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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特务机构都得到蒋介石组建的蓝衣社的帮助。虽然它是模仿欧洲法西斯狂热分子社团组建而成，但同时也像极了日本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狂热崇拜日本皇军的组织：黑龙会。蓝衣社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中国，他们先是聚在一起商定计划，然后便组织实施各种政治暗杀、清除腐败官僚和“国家公敌”。蓝衣社共有10 000名成员，负责管理他们的军官则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青帮学员。南京政权里的每个有实力的派系都有代表加入蓝衣社，其中包括以陈氏兄弟为首、以南京“中央俱乐部”开头字母命名的“CC系”，以及以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所谓的“黄埔系”。此外，蓝衣社的成员中还包括那些既不忠于国民党也不忠于军队，而只听命于戴笠和杜月笙的职业杀手。蒋介石为他们举行了结拜仪式，让他们把手指刺破，把滴出的血混合到一起，成为歃血为盟的拜把子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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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儿园到坟墓……整个国家都要实行军事化，”担任《经济学人》杂志驻中国记者多年的布莱恩·克洛泽如此写道，“他们的目标是毫无廉耻地实行极权主义。尽管蒋介石自始至终都貌似虔诚地辩称自己一直致力于民主政治，但他与蓝衣社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蓝衣社的成员有很多还是他领导下的黄埔军校毕业生，这一点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