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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临终给子孙留有十条遗嘱，其要点有：“（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3）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7）多设养济院，收养无业四民。添设育婴堂，稽察乳媪，勿致阳奉阴违，凌虐幼孩。吴越境内绸绵，皆余教广种桑麻。斗米十人，亦余教人开辟荒田，凡此一丝一粒，皆民人汗积辛勤，才得岁岁丰盈。汝等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恃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9）吾家世代居衣绵之城郭，宋高祖之松楸，今日兴隆，化国为家。子孙代莫轻弃吾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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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的后人把他平时言行记录整理而成《钱氏家训》，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四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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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侭前行者地步窄，向后看者眼界宽。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能改过则天地不怒，能安分则鬼神无权。读经传则根底深，看世鉴则议论伟；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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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求妆奁；嫁女择佳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亨；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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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粮仓。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不见利而起谋，不见财而生嫉。小人固当远，断不可显为仇敌；君子固可亲，亦不可曲为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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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严以驭役，宽以恤民。官肯着意一分，民受十分之惠。上能吃苦一点，民沾万点之恩。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也。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庙堂之上，以养正气为先；海宇之内，以养元气为本。务本节用则国富，进贤使能则国强，兴学育才则国盛，交邻有道则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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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总理提及的“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即在“国家”一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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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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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钱王世家能够在华夏文明这个极度世俗化的社会里人才辈出，关键在于其子孙对钱镠遗训的看重。据说，钱氏家族每有新生儿诞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读《钱氏家训》，这个传统直到近代中断。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钱伟长先生说：“我们钱氏家族十分注意家教，有家训的指引，家庭教育有方，故后人得益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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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的子子孙孙，除了要接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之外，还必须遵守《家训》。一千多年来，钱氏家训不仅世代相传，更得到了子孙的身体力行。除此之外，钱镠在临终前，曾向子孙提出了十条要求，被后世称作《武肃王遗训》，他的遗训和《家训》一道，作为重要的家族遗产一直激励着后人。钱家人之不能流俗，就是因为他们非泛泛的认祖归宗之人，而是他们对祖宗的训导有认同自豪，并能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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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人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他们好读书、重教育。有人问钱家为什么能出那么多名人，钱伟长戏说：“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事实也确实，钱家人爱书。吴越王钱镠是钱家人奋发学习的榜样。钱镠虽出身寒微，以武起家，但晚年好学，对后代的教育也非常看重，经常让孩子们诵读经典，并立下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子孙中出了许多文学家、藏书家、医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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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读书”的家学渊源相传至今，钱玄同父子、钱均夫父子、钱穆叔侄、钱学熙父子等钱氏后代，都是勤奋好学的典范。钱穆晚年回忆，他平生所见“治学最勤、用力最劬”的学者，就是钱基博。清末状元学者张謇，对比他小三十四岁的钱基博的评价是：“大江以北，未见其伦。”而钱穆自己更是中国学问守夜人、华夏文化守望者的象征，直到晚年，度过劫难的老人见到自己孩子仍坚定地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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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家族成功的第三个因素，是互爱、互助的家庭氛围。从宋代开始，钱家就形成了在族内互相帮助的风气。为了让族中的贫困子弟也有书可读，钱氏家训规定，“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在家训的教导下，各地钱家纷纷设立义田、义庄、祭田，并且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科学家钱江初回忆说，他们村有五六百户人家，基本上都姓钱。“早在1901年，村里就办了小学堂，所有的小孩上学，全部免费。”“村里实行‘学田制’，专门划出三百亩田，这些田里的收入，全部作为给上学孩子的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能够有受教育的权利。钱伟长少年丧父后，也是靠叔父钱穆与宗族的救济，才完成了学业，最后成为一代科学大家。这种义田制或学田制，今天演变为助学基金。当代不少钱姓企业家们，都以助学的方式帮助家族内的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念到中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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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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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从中甚至诞生了父子祖孙们的共勉和人格期许。生为钱家人，其自信或说自负非同一般。以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为例，可以看出钱家人是如何与古往今人为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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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父亲钱基博经常给他写信，告诫儿子，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他分析：“子弟中，自以汝与钟韩为秀出，然钟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为愧。”他又说：“纬、英两儿中资，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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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是一个对新文化持保留意见的儒者，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他毫不顾及时代潮流，教学、写作一律采用古文。钱钟书从新式学堂放学回来，也要跟着父亲念古文。父子两人的期许非同小可，钱基博告诉儿子：“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他还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儿子能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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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父子以其智力学力而跟潮流时俗拉开距离，他们在聪明中会寻找同道。才女杨绛跟读书种子钱钟书互慕，恋爱时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基博接到后拆开看了。信中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据说，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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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父子间的交流强化了钱钟书的自信，他在大学时代的狂妄语当时即伤害了一些师生；直到晚年，钱钟书仍不时会有“书生气”（李慎之先生语）发作。当李慎之受托把胡乔木的诗稿给钱钟书看时，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改其字句，让李慎之感到“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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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交流，自然也会招致年轻人的反叛，钱钟书在他那特异的小说杰作《围城》中露了一手。方鸿渐跟父亲方遯翁来往几封信是用文言文写的，辞藻富丽，古奥典雅。只是钱钟书以其聪明和年轻人的勇气而敢指明这种传统道学的虚伪一面，小说中虚构的方氏父子，父亲冬烘儿子虚浮，都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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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家人确实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钱钟书不论，其前辈钱玄同年轻时更是一名斗士，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立下汗马功劳。钱玄同是一代语文大家，他的名言却是：人到四十就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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