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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祖先的发祥地，原在遥远北方的松花江流域。关于他们南迁以前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甚少。朝鲜李氏王朝官修《龙飞御天歌》，成书于1395年（李朝太祖四年，明洪武二十八年），是现存较早的一部珍贵史料，披露了爱新觉罗家族直系祖先吾都里部酋长猛哥帖木儿南迁以前的若干情形。书中谈到李朝太祖李成桂与女真酋长的历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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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怀德久矣，野人酋长，远至移阑豆漫，皆服事，常佩弓剑，入卫潜邸，昵侍左右，东征西伐，靡不从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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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桂称帝前长期居住在朝鲜东北境会宁、镜城一带，与邻境女真酋长联系密切。但书中所称“野人”酋长“皆服事”、“东征西伐，靡不从焉”，显然是夸大其词。女真语“移阑豆漫”即汉语所谓“三万户”，《龙飞御天歌》记为：斡朵里万户夹温姓猛哥帖木儿，火儿阿万户古论姓阿哈出，托温万户高姓卜儿阏。所谓三万户，应是居住在松花江下游沿岸的三个酋长，[6]源于元代。元朝曾在松花江下游地区“设官牧民”，置斡朵怜、胡里改、桃温、脱斡怜、孛苦江五万户府，居民“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7]元末，当地仅存斡朵里（斡朵怜）、胡里改（火儿阿）、托温（桃温）三万户府，朝鲜所称“移阑豆漫”，即三万户，应是旧制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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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亚沟石刻造像拓片（男像）（黑龙江省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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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亚沟石刻造像拓片（女像）（黑龙江省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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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朵里（吾都里）万户猛哥帖木儿，也就是清朝皇室尊为“肇祖”的孟特穆。清人所修《满洲实录》记录了三万户即三姓人的历史传说，虽然经过修史者的增删文饰，仍然保留着合理的内核。就吾都里部来源而言，《满洲实录》将它的肇兴之地系于长白山东南，但鄂多理城原址实际上却在松花江下游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马大屯附近。[8]元末明初，始在酋长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至朝鲜东北境的镜城，即斡木河所在地（清人谓之鄂漠辉，朝鲜人又谓之吾音会）。因而传说中始祖布库里雍顺乘舟行至鄂多理的事迹，反映的应是爱新觉罗的祖先从遥远北方溯松花江下游南迁并加入三姓部落的经历。所以，不可以认为猛哥帖木儿是元代斡朵怜部的简单承袭。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差异，满洲先民的社会发展，始终呈现不平衡状态，处在边远地带的女真人长期过着以渔猎经济为主的生活，无力摆脱落后的氏族制度的束缚，一些南迁的居民则在迁徙过程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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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实录》又称，布库里雍顺被三姓人推举为主后，定国号为满洲。事实上，“满洲”族名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才正式确立，实录所载，显系后人附会。至于这里所说的“国”（gurun），当然也不是近代意义的国家，而是泛指部落集团，也就是由三个氏族（三姓）共同组合的一个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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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元明之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一些女真部落已开始向南迁徙，其中包括原三万户中的吾都里部人和胡里改部人。两部早在三姓时代便互通婚姻，但内部关系松散，除非常时期外，通常是各行其是，所以南迁时分道而行。胡里改部在酋长阿哈出率领下溯松花江移驻绥芬河上游的凤州（今黑龙江省东南部东宁县境，旧称开元城）。20余年后（永乐二十二年，1424），随其孙李满住移到鸭绿江支流的婆猪江（又称佟家江，今浑江）流域，以后就定居在瓮村一带。瓮村位于今辽宁省桓仁县北五女山南麓。婆猪江经此山东部南流，沿江两岸水草丰茂，土地肥沃，宜于狩猎农牧。五女山顶部平阔，三面形势险峻，早在高句丽时代即建有山城（今桓仁县五女山城），易守而难攻。李满住选择这样一处地点居住，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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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建州女真居地——五女山城（辽宁省桓仁县）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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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出南迁同时，吾都里部也在猛哥帖木儿率领下迁居图们江下游，后移至朝鲜境内斡木河（吾音会）。两部分道南迁，并未中断彼此的联系。永乐元年（1403），阿哈出受明朝建州卫官职后，随即往招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经阿哈出举荐，被授予建州卫都指挥使职。永乐九年（1411），吾都里部慑于朝鲜压力，迁往胡里改部所在的凤州。不久，明廷任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说明两部虽同地而居，仍各自为政，所以才会将一卫析为两卫。永乐二十一年（1423），吾都里部的左卫再度与胡里改部分道扬镳，迁回会宁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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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都里部南迁过程中，人数迅速增加。《朝鲜太宗实录》五年（1405）五月庚戌条记：“猛哥帖木儿、答失等并管下一百八十余户见居公峻镇迤南镜城地面。”答失为女真别部酋长。2人属下合起来不过180余户，可见南下之初猛哥帖木儿的部属还是很少的。然而，当他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由凤州迁回会宁故地时，部众已有1000余户，人口6250名。[9]短短18年间，猛哥帖木儿的部众增加到千余户，并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以不同途径吸收不同来源的部落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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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猛哥帖木儿与明朝的关系更加密切。永乐二十年，他率领部属参加了明成祖为反击鞑靼部阿鲁台的扰掠而发动的漠北亲征。战争结束后，他曾到北京谒见明成祖。明宣德年间（1426—1435），他还多次到北京“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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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吾都里部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一波三折，不仅经历着各部落间的相互掠夺，而且还不断受到外部邻族的各种影响。南有明朝和朝鲜，北邻蒙古。对势单力薄并且处于涣散状态的女真诸部来说，他们都是先进的大国。女真诸部可以通过和他们的货物交换而得到多方面的利益，但也不能不受到这些强邻的控制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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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及长子权豆（阿古）被七姓兀狄哈部人杀害，部落溃散，只余500余户。吾都里部的正常发展遇到重大挫折。《满洲实录》卷一记，外部攻破鄂多理（吾都里）后，“尽杀其阖族子孙，内有一幼儿名樊察，脱身走至旷野。后兵追之，会有一神鹊栖儿头上。追兵谓人首无鹊栖之理，疑为枯木桩，遂回。于是樊察得出，遂隐其身以终焉。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故不加害”。从始祖传说中的神鹊衔朱果，到神鹊救樊察传说，反映了积淀在满族萨满教信仰中的古老成分——乌鹊崇拜，因此在《满洲实录》的满文本中，“以鹊为神”不加掩饰地写作“以鹊为祖（mafa）”。而这一信仰的科学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满洲人传统信仰与黑龙江流域通古斯语诸渔猎民族，乃至与亚洲东北部古亚细亚语诸民族为代表的北方原始渔猎文化区的悠远联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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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察又写作凡察，是史籍中斑斑可考的人物。《满洲实录》记载樊察幸免于难的传说，与朝鲜史籍的有关记载大体吻合。[11]不过，传说中侥幸逃脱的樊察实际上并不是幼儿，而是猛哥帖木儿的异母弟，吾都里部内地位仅次于猛哥帖木儿的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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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五年（1440），凡察和猛哥帖木儿的次子董山（清人谓之充善）因在斡木河一带不获宁居，既“畏兀狄哈掳掠，又乏资财，将至饿死”，[12]只好率领余部从朝鲜会宁西迁辽东。同行的300余户，另有百余户留居当地。途中克服种种困难，最后迁至浑河上游的苏子河，与先期迁到当地的李满住部重新汇聚到一起。防御外来侵扰的共同需要促使建州卫与建州左卫的凋散部落再度走向联合，使亲属部落间的传统关系又有了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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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河发源于长白山西麓，西流至今抚顺东的营盘地方与浑河汇流。汇流处以东是峰峦叠嶂的山地。苏子河即从这些山谷里缓缓流出，在下游冲积成一大片宽敞平坦的沃野。这片群山环绕的谷地，日后便成为爱新觉罗家族崛兴的基地。不过，在这页光辉的历史掀开以前，建州女真的发展还经历过多次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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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山迁到苏子河时，年22岁，身体魁伟，仪表堂堂，所属部民，心多倾附。董山因执有明廷颁给猛哥帖木儿的卫印，与叔父凡察发生了争袭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纠葛。正统七年（1442），明廷从建州左卫析置右卫，以董山掌建州左卫印，凡察掌建州右卫印。与李满住为酋长的建州卫合称“建州三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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