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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反映这种关系的还是奕（咸丰帝）立为储君的故事。自雍正帝胤禛建立秘密立储制度，皇子间帝位之争有所遏止。但在深宫之内，诸皇子各自的生母、师傅、谙达等都希望自己最亲近的皇子能入承大统，明争暗斗难以避免。道光帝旻宁晚年，在择立嗣君问题上，一直在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间游移未决。两子年龄相近，就聪明才智和胸怀为人，奕略胜一筹。奕还是跛子。奕曾从猎南苑，坠马伤骨，经上驷院正骨医治疗后，行路不甚便。尽管有此不利条件，奕终得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师傅杜受田的功劳。杜受田是道光三年进士，曾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通典籍而谙世故，老谋深算。奕自6岁入学，师从杜受田10年之久。据说旻宁晚年衰病，一日召两皇子入对，藉以决定储位。两皇子各请命于师。奕师卓秉恬讲：如果皇上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杜受田则告诉奕：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爷（六皇子奕），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位，阿哥惟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两皇子都按师傅的主意行事，旻宁认为奕仁孝，储位遂定。[42]同类记载还见于《清史稿·杜受田传》，情节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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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宣宗（道光帝）晚年，以文宗（奕）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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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无从确定。比较而言，后说的可信程度更差一些。满洲人入关前即知狩猎以时的道理，在行围狩猎之际再提出“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一类看法，未免造作，且有悖情理。但不管内幕如何，奕得位受益于杜受田的谋划应是大致不错的。奕即位后，晋杜受田太子太傅，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病故时，奕悲恸不已，以致抚棺哭甚哀。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言。在上书房内，设汉师傅与满、蒙谙达，原是满汉文化兼收并蓄办学方针的体现，清中叶以后，由于皇室汉化程度日深，汉师傅在上书房内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前面列举者外，道光帝旻宁先后师从秦承业、万承风、汪廷珍等人，同治帝载淳授读于李鸿藻、吴可读，光绪帝载湉就学于翁同龢、孙家鼐、夏同善、孙诏经；宣统帝溥仪受业于陈宝琛、陆润庠、徐坊、朱益藩、梁鼎芬诸人，均为名重一时的俊彦硕儒。至于谙达，却随着“国语骑射”的衰落而身价跌落。嘉庆间宗室贵族昭梿载称：谙达一职，“近皆选东三省人充补，虽其弓马纯习，然人率皆举止犷野，众素轻之”。[43]当时京师满洲旗人骑射技艺有名无实，只有从东北边远地区寻找谙达。问题是，这些谙达即使骑射精熟，但质朴有余文明不足，与博览群书，响慕风雅的皇家贵胄子弟又能有多少共同语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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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府家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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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近支王公子弟，除少数在宫中上书房伴读皇子外，都在府第中接受家塾教育。王公贵胄请汉人名士教习子弟，始于入关以前。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卷六《红兰主人》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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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癸未（1643）时，饶余王曾率兵伐明，南略地至海州而返，其邸中多文学之士，盖即当时所延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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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余郡王即努尔哈赤子阿巴泰，不但尚武而且右文，在戎马倥偬的年代还网罗汉人文士进府教授子弟。安亲王岳乐承其家教，平素喜欢结纳汉人文士，对子女教育也很重视。他在湖广、江西一带作战时，还不忘搜集日后可供子女学习和观摹的书画典籍，并且留心为子女物色有学识的教师。其子岳端的启蒙教师陶之典就是在“三藩之乱”的后期由安亲王从长沙军中以车载入京师的。陶之典是湖南宁乡人，诗文书画都很有功底。其父陶汝鼎的诗、文、书法在明代颇负盛名，有“楚陶三绝”之誉。安亲王府网罗名士入府，使诸子女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并成长为才华横溢的风雅子弟。岳乐子玛尔浑，自称古香主人，著有《敦和堂集》。他画的钟馗，一直被大学问家孙星衍收集。其弟吴尔占，号雪斋，也能诗善画。岳乐女六郡主，远嫁蒙古，30岁即抑郁而亡于草原，据说也是诗画兼工。她曾画一幅梅花，半株生机盎然，半株几近枯萎，为悲叹自己命运不济而作，引起时人的同情。另外如岳乐子岳端、堂侄博尔都，以及岳端侄孙文昭等，都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宗室文人。后人称“康熙间宗室文风以安邸为最盛”，[44]应是有感而发的。而这种风气的养成，与阿巴泰、岳乐两代人延揽汉名士授教子女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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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1673）题准，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子弟年满10岁者，于本府讲读经史诸书。二十四年又议准：宗室子弟，令延文学优赡者，在各府第精专学习。[45]在清廷的倡导下，王公府第开塾教学之风很快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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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家塾与民间私塾有种种不同。私塾的先生多为落第秀才，所谓“冬烘先生”是也。家塾的先生则多为名儒学者，或会试不第的举人，应该说都有真才实学。私塾一般设在先生家里，家塾则设在王公府第。换言之，私塾是学生去上学，家塾是先生来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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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府第家塾均有固定场所，如清季醇亲王府，设家塾于任真堂（小书房），庆亲王府，设在契兰斋（东书房）。在任真堂服役的人员就有6名：1名小太监、2名五十多岁的老书童和3名专门侍候老师的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洒扫书房内外，给“孔圣人”上供；到大门口迎接老师，并搀扶到书房；上课时沏茶、打手巾把、迎送就学子弟往来厕所；给老师准备午饭和下午散课后的点心；最后把老师搀扶到大门口上了马车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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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子弟从七八岁起入学，直到结婚以后，家塾生活才算告一段落。王公子弟自幼受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套道理的灌输。临入学前还要接受长辈有关尊重老师，用心读书的说教。入学之日要举行庄重的拜师礼。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清末。近人溥杰在《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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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开学那天，我们都换上上下全新的衣帽鞋袜，诚惶诚恐地跟在我父亲（醇亲王载沣）身后，来到了充满神秘气息的小书房。只见有一位道貌岸然的老头，头戴瓜皮小帽，身穿蓝袍青褂，迎到门口。我父亲和他互揖一下，就你谦我让地一同进入屋中，分宾主坐在中央砖炕上面。我们随着进来，站在我父亲的身旁。这时，我父亲便恭恭敬敬地向我的老师赵世骏说了一番希望对学生严加督教的话，我的老师也惶恐而谦逊地说了一套才疏学浅、当尽力而为的答词。接着就开始了拜师之礼：由小太监把一块折叠式的蓝布棉方垫放在老师的面前，我和我妹妹便依次各磕了三个头，老师也带着拘促而又高兴的神情，退避到拜垫的右后方趴地还了三个头。然后我们就在老师的率领之下，到孔圣人的神位前“先师后徒”地依次磕了三个头。我们回到原位，站在炕桌前面斜对老师。老师摘下近视眼镜，把眼睛眯成两道细缝，打开砚盖用毛笔蘸上朱墨，在《三字经》上点圈了四句，教我们念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几句书。到此，就算是完成了全套的开学典礼。[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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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杰的回忆，为后人了解清代王府家塾开学时的仪节，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此外，王公子弟每天清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作一个上过鼻，下过膝的长揖，再对侍立孔圣牌位一侧的老师作个同样的长揖。老师对学生则还一个“上及唇，下到胸”的短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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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阶段先识方块字（即单字，在两寸见方黄色硬纸上由老师用毛笔写好的字）。半年后改读徐氏三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论语、大学、中庸等。在这中间，老师还将中国古代史从三皇五帝起作了简短易懂的句子教给学生，边读边记。年龄稍长，满语、满文也是授课的内容，如书写满文译本四书五经，以及公文奏对用语。这部分教学内容，自然是由满洲文士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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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王公子弟无不勤肄骑射，延请满洲师傅教授。清中叶以降，骑射课程形同虚设。从此，王公子弟整天正襟危坐，就在家塾这个刻板的小天地里，过着“子曰”、“学而”的读书生活。他们被禁止走出大门，去了解观察另外一个天地。只是每年岁末，家塾照例“放年学”，使他们可以享受一段比较轻松愉快的日子。睿亲王府的学房是在腊月二十四日放年学。这天中午，按时给先生开饭，与往日所不同的是除增添四碟冷荤，以备佐酒之用外，还有一碗清蒸黄羊肉，以表芹敬之意。饭后宣告解馆，就学子弟如释重负，无异小鸟出笼。正月十九日以后，学房开馆，子弟又开始新一年受着严厉束缚的读书生活。[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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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学与觉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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