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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二年（1817）以前，宗人府每年将黄册、红册按16房（指乾隆皇帝的17个儿子，除第十五子即嘉庆帝颙琰以外的16个儿子的房次）用满文书写分别男女，用横排格式缮写1份送宫内保存。嘉庆二十二年（1817）奉旨，宗人府每年所进16房清字（满文）横格式样，添写皇上位下以及16房汉字男女横格各1份。[170]嘉庆皇帝还在当年所修汉字本卷帙签上写了“星源集庆”四字。从此，每年进呈皇上位下及16房汉字男女横格称为“星源集庆”。道光十九年（1839）谕：以后修“星源集庆”，将16房撤下不叙。三十年又谕，将惇恪亲王绵愷等门支派撤下不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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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谱牒，对于管理皇族，确定封爵等级、承袭关系、世系源流，婚丧嫁娶之赏赐、领取俸银俸米数额，以及分配其他方面的权益，是最可靠的记录和依据，因此受到全体皇族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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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管理族人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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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人员均由国家赡养，享受各种经济上的特权。除了宗室王公享受优渥的高额俸银，领受庄园、壮丁以外，一般闲散宗室、闲散觉罗，以及无父幼子、鳏寡孤独、残疾人等，亦均领取固定数的赡养银米。康熙九年（1670）规定，宗室中除大恶革职人员外，闲散宗室年18岁以上，及无父之子，俱照披甲给以银米养赡。康熙十年又规定，闲散宗室，年20岁以上，每月给养赡银3两，每岁给米45斛；无父幼子，亦照此数；其有残疾不能行走者，月给银2两，每岁给米42斛2斗。即使是被革职的宗室官员，亦给予养赡银米。[171]后规定，闲散觉罗年及18岁，每月给养赡银2两，每岁给米21石2斗；无父幼子，亦照此数。[172]乾隆初年，财力丰盈，发给养赡银较前从优，发给范围也有所扩大。乾隆五年（1740）规定，学生于公费银2两之外，每月再给银1两，直到食本身钱粮时停止。十一年定，闲散宗室，除月给养赡银米外，家中有子弟年满10岁者（道光二十三年改为15岁），亦给养赡银2两。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确认：宗室孀妇无子可继者，每月办给养赡银2两，四季支米5石3斗；无伯叔兄弟之孤女，每月办给养赡银两1两5钱，每季给米3石9斗余；觉罗孀妇无子可继者，每月给银1两5钱，岁支稜米1石6斗；无伯叔兄弟之孤女，每月给银1两，岁支稜米1石6斗。[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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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觉罗犯罪被遣戍后，按规定要停发养赡银米，但考虑到其妻女无倚又无子可继者生计维艰，所以也给予照顾。规定由族长、学长出具图结呈报，是宗室妻每月给予2两养赡银，觉罗妻给予1两5钱银米；宗室女每月给予1两5钱养赡银米，觉罗女每月给予1两银米。[174]清廷发给普通宗室、觉罗养赡银，主旨是为了周济贫困，稳定族内关系。基于同样目的，对宗室、觉罗娶妻、嫁女、病故丧葬等人生大事均有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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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叶，闲散宗室有甚贫者，遇婚丧之事每至称贷积逋。玄烨听说后命宗室中有力者资助。不久又发现，在一些有爵位的宗室中，也出现了因家贫无法出嫁的怨女。康熙五十五年（1716）四月宗人府奉旨：“查核宗室内家贫不能嫁女者，主子（指玄烨）给婆家。”奉旨查得：八旗宗室女有41名待嫁。其中奉国将军女8人，奉恩将军女1人，官员女2人，余皆闲散宗室女。玄烨谕命：待这些女孩出嫁时，各给银100两；“除此所查女孩外，凡女孩到十八岁，若无说媒之人，即出具缘由，由宗人府视来告情由，即奏闻可也。”[175]此前，宗室婚礼赏银60两，至此改为100两；丧礼赏银80两，至此改为120两。赏赐范围仅限定在闲散宗室及其子孙，但闲散宗室官至大臣待卫者，不准给；宗室大臣侍卫之子，未分家者不准给，已分家者系闲散宗室亦准给；镇国将军以下至奉恩将军，媵妾所生之子，除正室无出，承受正分家产者不准给外，其余未分家者不给，已分家者果系闲散宗室亦准给；将军等媵妾所生之女，父故出嫁，除有承受正分家产之兄弟遣嫁外，其余亦准给。乾隆元年（1736）定，觉罗婚礼给银20两，丧事给银30两。自七品官以下至闲散觉罗，皆准给予。[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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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每年固定恩赏银1万两，作为赏赐在京宗室觉罗和盛京宗室觉罗红白事件之用。实际上支付赏银常常超出，例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红白事件赏银总计3.1万余两，乾隆五十二年（1787）红白事件赏银达3.5万余两。[177]甚至对那些坐吃山空、卖掉田宅的宗室、觉罗，也赏给银两置办土地房屋。如乾隆十一年（1746）赏银8000两，先给“甚贫乏”之宗室40人，每人银200两，各交族长、学长等代置房地。并决定以每年40人为率，为其余无业宗室陆续代置房屋，“俾五六年间皆得渐次立业”。[178]宗室遇到火灾事故，也可指望资助：被火房屋，每间赏银5两，如实系贫窘者，由族长等同保，每间加倍赏银10两，除上述常规性恤赏外，还有各种临时的赏赐。所有这些带有救济族人性质的工作，主要是在宗人府主持，并在族长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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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尽管对宗室、觉罗作了种种照顾，但其优待的重点始终放在有爵位宗室、特别是高爵位贵族身上。宗室贵族高爵位与低爵位的待遇已很悬殊，对比最高爵位亲王与最低爵位奉恩将军的俸银，竟相差90倍（详见附录一表3）。闲散宗室一年的养赡银30两，闲散觉罗为24两。而同治七年（1868）一次赏醇亲王修理坟墓银就有5万两。光绪十四年（1888）醇亲王移住贝子毓府时，又一次性赏给醇亲王银10万两，并赏给移居西直门内半壁街空闲府第的毓银1万两，用于新居的修缮。[179]这种连续不断的巨额赏赐与普通宗室得到的恤赏，相差不啻霄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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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教化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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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教育有多种形式，除了兴办宗学、觉罗学外，还要求族长承担起平时训导、约束族人的职责。嘉庆帝曾亲撰《宗室训》，斥责宗室“不肖子弟，越礼踰闲，干犯宪章者，亦层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他批评管理宗人府王等只知奉行成例，“同一宗室，视同陌路”，并强调说“诸王管理宗人府，虽曰国事，实家事也”。最后，他要求诸王、诸族长时时教训子弟，一是要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立身之要”，一是要督导“国语骑射读书守分”的“应为之事”。[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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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族长除了传布教化，用儒家观念熏陶子弟，使他们循规蹈距外，还负有维护族内等级秩序的义务。乾隆五十三年（1788）谕：宗室人等束用黄带，示尊重也。觉罗人等当束红带，前已节经降旨禁止僭用。今见觉罗人等带色又渐似黄，竟无所分别。此断不可。[181]觉罗带色已由红变黄，屡禁不止，主要是为了在服饰上向宗室攀比，并在外人面前炫耀高贵的身份。这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乾隆帝却不止一次降旨，要求严厉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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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以来，许多八旗子弟耽于游惰，追求浮华的生活，乾隆皇帝深为宗室子弟前景担忧，反复要求宗室王公、总管族长等“训谕各该管宗室觉罗旗人，令伊节俭度日，勤慎当差，演习一切清语骑射技艺，不可好勇斗狠，酗酒滋事；且不可任意各处游旷，流入匪类恶习”。他还警告说，若宗室觉罗中仍有滋事者，必将失察的宗室王公、总管族长等一并治罪，决不轻贷。[182]嘉庆帝看到宗室中酗酒斗殴的事时有发生，大为恼火，指责族长、学长及宗人府王公，“平时不加管束，有事但请处分，徒令群干吏议，反长刁风，于教化毫无实效”。[183]于是规定，以后宗室人员犯流罪以上者，要将失于管束的宗令、族长、学长等分别轻重惩处。大批宗室、觉罗居处京师，终日无所事事，寻衅闹事者屡禁不止。清帝多次谕令宗人府王公及各族族长“认真教训，不时稽查弹压”“严加管束”。但收效不大。嘉庆朝开始将一部分闲散宗室、觉罗有计划地分拨盛京，美其名曰：“观摩善俗。”颙琰认为“盛京为本朝发祥之地，风俗醇厚”，令集中居于宗室营，设族长、总族长稽察出入，在营内居住弹压。[184]这种集中管理的办法，多少有点发遣的味道，何况在拨往者中，除无业人员外，确有些“不安本分”的分子。因此被移人员多不安心，宗室果敏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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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族长、族长、学长责任重大，工作繁忙。如果尽心尽力，“办理族务妥善”，由宗人府奏明，给予议叙。[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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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敦睦族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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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提倡宗室之内应“极致亲睦，共相爱恤”。玄烨曾感叹“诸王以下，互相谗害，乐祸幸灾，略无亲睦之谊”。他还对“同为宗室，以他祖父之名，名其子若孙”的风气表示不满。认为是对他人长辈的不尊重。[186]在他的倡导下，以后陆续制定了有关吉凶事件会集的仪礼，如“王公薨故王以下按品齐集”，“王公薨故公主以下按品齐集”，“公主至夫人薨故王以下按品齐集”，“王公降服期限”，“近支各门遇有丧事应派人穿孝”，以及近派辈长之人谒见阿哥礼等，用于皇族内部的礼仪。这些礼仪既渗透着族亲之谊，又是体现支派之亲疏、辈分之远近的产物。如“近支各门遇有丧事应派人穿孝”条例，就只适用于近支王公各门。规定：凡近支王、贝勒、贝子、公并福晋夫人遇有薨故事件，如系永字辈之事，应派永、绵两辈王公章京穿孝；绵字辈之事，应派绵、奕两辈王公章京穿孝；自奕字辈以下遇事，均按辈递推。[187]嘉庆十七年（1812），专门奏定了《近支宗室服属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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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中有了红白事，亲戚们前往贺喜或吊唁，协助办理吉凶事，无论在满洲人中还是皇族内部，都是一种时尚。夏仁虎《旧京琐事》卷五说：“满人家与府第结亲，往往破家，盖房族多，仪文烦，不堪酬应也。”世家大族往来频繁，虽联络了感情，却耗费了不少精力和资财。特别对一些家境不那么富裕的人来说，有时就显得不堪其负了。夏仁虎就记载了这么一件很好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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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同官善君，为福元修相国孙，世为贵族姻眷，家已中落。某日到署迟，曰：“今日又了却一酬应。”盖赴某府相骂也。询其故，曰：“旧姻多，酬应不了，俗必骂而始断，不必有隙也。”其可笑如此。然善君以三女嫁伯王、恭王、洵贝勒，卒以是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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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提到的善君是与恭亲王奕、贝勒载洵等宗室显贵结亲的满员，他本人不是宗室成员，因应酬不了交际之费，最后只好以“骂”断绝亲谊。这段趣闻不失为宗室间重视往来之礼且费用不赀的一个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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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为了“敦重族谊”，曾号召富贵之家慷慨解囊，救济贫困的族人。康熙三十二年（1693）谕：宗室原一本所生，理应雍睦矜恤，今闲散宗室有甚贫者，遇婚丧之事，每至称贷积逋。嗣后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有力者，于贫乏宗室，著随分伙助。[188]但他的这类号召显然未能使富裕族人大发“恻隐之心”。以后接济族人，颁给恤赏，都是动用的库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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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祖宗祭祀，也是增强同族意识的重要手段。皇族的祖宗祭祀有多种形式，如太庙之祭，奉先殿祭祖及各王公府第的家祭。等而下之，还有宗室各支派作为生活重要内容的祭祖活动。奉先殿设于宫廷内。祭祀奉先殿只有皇帝出席（或遣皇子代祭），执事也基本由内务府官员充任，所祭对象为皇室列祖列宗及其后之神位。所以，奉先殿祭祀也就是皇帝的家祭。太庙供奉列朝帝后神位，又设有大功于皇室的宗室王公、功臣的牌位配享。祭祀带有“国祭”的性质。宗室王公照例要在陪祭太庙后再归本府第祭祖。其作用，旨在突出皇帝本支在全体族人中间的中心地位。同时使皇室子孙们时时缅怀祖辈创业之艰辛和光辉功绩。宗室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公也各有家祭之礼。所有这些祭祀，都是按照宗法制原则精心规划并形成的一套极繁琐的固定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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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世子、郡王家祭之礼，立庙七间，中奉始封之王，世世不祧。高、曾、祖、祢依次序为二昭二穆，昭东穆西，亲尽则祧。祭祀前，遍告同祖所出子孙，成人以上者届期会祭行礼，均按辈分和年龄为序。祭毕，将胙肉遍发族属。[189]贝勒、贝子、公家庙形制略小于王，祭祀形式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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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祭祀是族人的权利也是义务，在隆重的祭祀活动中，同族意识得以升华。在祭祀全过程中，受祭的祖先被人为地分成等级，与祭者也处于不同的地位。这种祭祀的等级，是同族内部等级制度的反映，也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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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祭祀相关的是族人对祖先坟茔的重视。每朝皇帝死，称“龙御上宾”，或称“驾崩”，建有规模宏大的陵寝，叫“地宫”。清朝标榜以孝治天下，为表示不忘祖宗恩德，定有四时致祭陵寝的制度。皇帝谒陵，在清皇族生活中是一项非常隆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