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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氏肇兴兴京（今辽宁新宾），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上四祖（肇祖、兴祖、景祖、显祖）陵在兴京西北启运山下，称永陵；努尔哈赤葬在盛京（今沈阳）天柱山下，称福陵，也就是人们习称的沈阳东陵；太宗皇太极葬在盛京隆业山下，叫昭陵，俗称北陵。永陵、福陵、昭陵合称关外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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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努尔哈赤先祖陵墓（辽宁省新宾县永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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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后，分别在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和易县永宁山下修建了东陵和西陵。东陵有：昭西陵（孝庄文皇后陵）、孝陵（世祖福临）、景陵（圣祖玄烨）、裕陵（高宗弘历）、定陵（文宗奕）、惠陵（穆宗载淳），另外还有慈禧太后的定东陵；西陵有：泰陵（世宗胤禛）、昌陵（仁宗颙琰）、慕陵（宣宗旻宁）、崇陵（德宗载湉）。皇帝每次谒陵，都有大批宗室王公、大臣随行。有清一代，谒陵最勤的当属乾隆帝，他在位60年及当太上皇的3年间，约有40次谒陵活动。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和嘉庆元年（1796），他仍以80余岁的耄耋之龄，亲谒东西陵，即表示对列祖列宗的敬意，又含有希冀后嗣效法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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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死叫“薨逝”。其坟茔正式名称叫“园寝”，园寝制度在清代有详细的规定。[190]王公园寝的规模虽不能与皇帝的“万年吉地”（皇帝陵寝所在）相比，也相当宏大。醇亲王园寝范围，据说连“宝顶”（即坟）、享殿、阳宅以及看坟佃户所耕种的土地统统包括在内，方圆约有几十里。[191]王公子孙繁衍，园寝往往分为多处。[192]园寝均附有大片土地，一则为守护坟地的包衣（家人）提供养赡之资，二则将收获物一部分用于园寝四季祭祀。园寝内的坟茔分布有序，反映着死者生前在族内的身份地位以及彼此关系。如醇王府园寝，有“嫡”字真传和以“庶”字而获得侧福晋称号的人，才能有“宝顶”式坟穴和在“昭穆”世次下埋在祖茔圈内，其余如幼殇的孩子，未聘的姑娘和未能得“侧”字头衔的妾媵，照例都埋葬叫作“小山”的一小块地皮上。到了例年祭扫时，被埋在祖茔范围内的人们，照例有各如其分的官祭或家祭。至于葬身于小山的人，则只是在王府官员的潦草祭奠之下，过着死后仍有差别的地下生活。[193]这种跨越“生死”的等级制度，为所有皇室贵族所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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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醇亲王园寝（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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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下层宗室、觉罗各族支中保留一块公有的祭田，并将其收益用于维护祖坟和祭祀，也是习见的现象。如镶蓝旗宗室明善泰一族，其祖上自乾隆十七年分家时，将土地分为6份，另外留出祭田地3顷70亩，这两项地每年共收租钱100吊，收存以备修理坟茔。每年3次祭祀，除取自祭田收入外，6个家支还要各拿出7吊200文。[194]又如正蓝旗宗室福伦等之六世祖镇国公托克托慧，在朝阳门外十里堡采立坟茔时，在己身名下圈地一块，坐落在滦州李福庄地方，每年应交租银96两，以作后辈公中祭田；后至其子镇国公阳复时，又在西山崇各庄采立坟茔一座，并将祭田96两租银作为两处祭祀之用。[195]再如镶蓝旗近支宗室载钦等人，原有祖遗老圈地一项，每年取租银80两，除各祭祀上坟等项应用外，余剩钱按10房公分。[196]上引数例说明，在宗室、觉罗中，祭祀祖先，修理坟茔是一件很受重视的事，他们把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这项公共开支。但是到了晚清，许多中下层宗室生计凋零，祭田或典或卖。祭祀祖先的活动随之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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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法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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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宗人府则例》载有一系列专门适用于宗室、觉罗的职制、律例，可以说是以国家立法形式出现的皇族族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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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限制宗人行动自由。清朝统治者总结历史教训，对宗室实行“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政策[197]。以防出现诸藩割据一方，尾大不掉的局面。诸皇子分府后，当然无郡国可就，只是在京师建邸而居。清廷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制定了一系列“毋许”的条例限制王公贵族的行动自由。如“王公毋许游观禁地”，“王公家中毋许容留匪人”，“王公毋许与外人交接请托”，“王公宗室训课子弟应延请正人”，“王公毋许与内廷太监往来”，“王公毋许滥收太监”，“王公毋许遣太监出口”，“王公毋许僭用越分之物”，“藩封府第不应有外旗谙达”，“诸王毋许与朝臣交往”，“王等毋许接收嘱托名条”等，难以毕举。这许多个“毋许”，将王公置于动辄获咎的尴尬境地。嘉庆十三年（1808）庆郡王永璘前往东陵致祭，途经桃花寺，因一时口渴，进至庙内寻茶，并在佛前叩头，随由角门进至行宫，欲瞻仰乾隆帝“御笔”。不想殿门紧闭，随即退回仍由殿门走出。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却惹得嘉庆帝大动肝火，并严辞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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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璘素耽游玩，举朝皆知，既至桃花寺，朕料其必私进行宫游玩，今日询之果然。试思伊学问浅薄，平日于作诗写字并不留心，又岂真欲瞻仰御笔，实属遁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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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前，果郡王永就因为私至昆明湖游玩获咎，嘉庆帝认为永璘所为与其如出一辙，遂下令交仪亲王、成亲王议处具奏，并下令通谕王公等，此后凡遇派往祭陵均不准擅入行宫，致干咎戾。[198]清朝入关初，宗室王公等使令管事、护卫、官员、太监与外官说事者习以为常，雍正帝胤禛在位，严厉申禁，此风渐息。清帝担心王公交结外官，营私舞弊，并形成盘根错节的政治势力，故防范最严。乾隆四十一年（1776），贝子弘旿为庄头事，遣护军校成泰前往通永道衙门嘱托官员。乾隆帝闻知，下令革去贝子、都统，仍听军机大臣会同宗人府议罪。在这以前，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因彼此授受书字等物，已被革去王爵。[199]乾隆帝试图用这两起案件警告宗室王公：若与大臣官员等授受书信、嘱托公事，必受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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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与内监私下往来，刺探宫中消息也在严禁之列。乾隆四年，太监李蟠放假四五日，往旧主弘皙处，将宫中之事信口传说。事发后，李蟠被严刑夹讯。嘉庆十六年谕，王公各家之太监，已交入宫内当差，不准仍回本王公家探望。若有明知故犯者，除太监锁拿惩办外，王公一并加重治罪。[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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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王公溺于逸乐，耽于丝竹、演戏、观鱼诸游戏，或在城外关厢放鹞致扰居民，也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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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宗室贵族行动加以限制，除了基于政治考虑外，也有防止其滋意不法、骚扰官员或民间百姓的目的，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但其对宗室贵族本身产生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完全被束缚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只满足于锦衣玉食，筵舞笙歌，不能过问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即使有少数跻身显位的，也是“欲言而囁嚅，欲进而趑趄”，暮气日深，很难有所作为。甚至专注于诗书墨翰者，也由于视野难以扩大，影响到艺术潜能的充分发挥。宗室文昭曾在《古瓻集自序》中大发牢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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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益肆力为诗，而诗往往不工。然以余闻古之能诗而工者，盖未有不出游，李杜韩苏诸公其大较矣！余才不逮古人而志窃响往；重以典令宗室非奉命不得出京邑，故间有所游不过郊垌……夫所谓高山大谷浦云江树之属，举足助夫流连咏叹者，而顾未尝一寓于目，诗之不工，抑又何尤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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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阐述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对统治者的限制极为不满，面对盛唐诗文的璀璨光辉，只有抱怨生不逢时了。问题是这种人为的限制涉及贵族生活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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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有些禁令是专门针对宗室王公的，还有些则是以普通宗室、觉罗为主要对象。如规定宗室妇女无论指称何事俱不准告假出京；如宗室告假出京，责令该族长据实呈报，出具图片报府，方准出京，并令取具该宗室不敢在该州县控告甘结一并呈报存案。[201]宗室出京，或为收取地租，或查看地亩，或为采立坟茔，每一次都要履行繁琐的申报候批手续，颇多不便。更有甚者，宗室告假出关均须由族长出具图结报宗人府，由府具奏请旨“赏假”，奉旨后由府行文兵部发给路引，并行知该将军后才准行。[202]宗室一人出关，要经过皇帝亲自批准，自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何况假期还有限制。按规定，宗室回京后必须立即到宗人府注册销假；至少10年以后方准再行告假。道光十九、二十年间，正白旗宗室佛英额，正蓝旗宗室折桂、镶红旗宗室纯诚先后告假3个月，前往盛京、辽阳等处祭扫坟茔。假期满后，3人均未回京。二三年中，宗人府屡次咨行盛京将军，严饬3人速返京城，仍没有结果。后来查实，3人逗留不返都有原因：佛英额送母亲灵柩归葬盛京长岭子后，因病展限，痊愈后正欲起身，不意庄头等拖欠差银，全家躲避，具控未完，因无路费以致误限；折桂赴辽阳界祭扫坟茔途中得了痰症，久病未愈；纯诚前往盛京南万柳塘地方祭扫坟茔后，赴牛庄界查办家人地亩，因病展限。这当然只是3人的一面之辞，当他们从喧嚣的都市回归祖宗“衍祥”的故地后，亲自领略大自然慷慨的赐予，体察当地的民风旧俗，难免会有一种鸟雀出笼之感，以致流连忘返，本不足为奇。所以，尽管他们振振有辞为自己辩解，宗人府仍奏准皇帝，由盛京将军派员将佛英额、折桂解送宗人府查收，交族长领回严加管束。纯诚情愿只身移居盛京，才免去了这番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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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那些私自出京的宗室、觉罗比起来，对逾限者的处罚还是比较宽大的。私自出京及出关或远赴外省，属明目张胆的“蔑法”行为，自然要严惩不贷。除本人押解回京，照违制律杖一百折责发落外，未能自行呈出的族长，学长、佐领，均交部议处。[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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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保证宗人血统纯正。有清一代，禁止旗民通婚，宗室、觉罗为旗人中之骄子，对其婚姻的选择，统治者更不会听之任之。《宗人府则例》规定，宗室、觉罗不得与民人结亲，违者照违制律治罪。[204]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白旗觉罗清兴保继娶民女高氏为妻，经刑部与宗人府讯明，清兴保与高氏业已成婚三载，且怀身孕，两人均不愿离异。遂议定：宗室、觉罗虽向不准与民人结亲，在未婚者自不应听其配合，若已成婚者，则女子有从一而终之意。清兴保婚娶违律，应照违制律仗一百，系觉罗折罚养赡银一年；高氏应免其离异，但未便与照例结亲之妇一律入册，应将高氏不准作为清兴保继妻，所生子亦应作为庶出，以示区别。[205]高氏未被判离异，只是统治者要维护“从一而终”的传统伦理，但是她被剥夺了妻子名分，不准载入宗谱，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人”，所生子也被打入另册。此案的处理，集中反映出爱新觉罗皇族的排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