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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统治者对突破身份限制的婚姻也严加防范。宗室、觉罗血统高贵，法律严禁与包衣奴仆结亲。然而清朝中叶以后，包衣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两者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于是有宗室、觉罗贸然迈出了没有先例的一步。咸丰元年（1851），宗室乾元续娶包衣之女为妻，内务府曾行文下五旗，严禁在案。此后却仍有置若罔闻者。同治七年（1868），镶蓝旗觉罗瑞贵不但将正红旗包衣玉山佐领下李忠义之女明媒正娶，还依例向宗人府请领红事恩赏。宗人府除将请领恩赏原文驳回外，规定日后李忠义之女生有子女，入档时作为庶出。宗人府还奏准，此后如有宗室、觉罗之女嫁与包衣为妻，将该宗室、觉罗照违制律治罪；包衣之女嫁与宗室、觉罗为妻，将该包衣照违制律治罪。[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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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觉罗的私生子女，虽未被黜夺族籍，照例也要载入另册。律例规定：凡宗室、觉罗私生子女，由族查出呈报到宗人府，或因案发觉，除将该宗室、觉罗照例科罪外，其所生子女，宗人府另档存记；宗室之子给以红带，觉罗之子给以紫带，交旗编入佐领安置。[207]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尊本系而重天潢”。而私生子女不仅比他们的生父身份各降一等，且被交旗安置，也就是像普通旗人一样生活，不再享受宗室觉罗应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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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维护尊长对卑幼的权威。“以孝治天下”是历代统治者实施的传统政策，清朝也不例外。雍正帝的话言简意赅：讲孝道，是为“移孝作忠”。[208]要达到这个目的，自然实行鼓励孝道的政策，同时对所谓“忤逆”的不孝子孙加以惩治。法律赋予宗室、觉罗将不孝子孙呈送宗人府惩办的权力。嘉庆十七年（1812）谕：嗣后宗室、觉罗，经父母、祖父母呈送子孙违犯者，核其情节之轻重、次数之多寡，以分别其圈禁之年限，或3年，或6年，或永远圈禁；至于原判永远圈禁，释放后仍不知悔改再犯者，改发盛京永远监禁。[209]以后，因在京圈禁不足示惩，又改为发遣盛京交将军严加管束。不过，对某些初犯者，也给予了解脱的机会：若仅一时语言偶犯情节较轻者，仍由府酌量惩责，交该族长领回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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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惩治不法。部分宗室、觉罗不知自律，在社会上横行不法，或甘于堕落，不仅败坏社会风气，引起百姓不满，且有玷皇族颜面，故统治者对于这类不争气的族人，也是要分别情节轻重，加以惩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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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一年（1756），宗室子弟长智戮伤民人宋天祥身死，将军清保上奏朝廷，乾隆帝认为长智的卑污行径“有玷宗室之人”，应较常人加倍治罪。[210]嘉庆十三年（1808），正蓝旗宗室敏学，带领家人，不戴顶带，到大街剃头，醉酒后与卖白薯民人殴斗，殴伤街上士兵。嘉庆帝命交宗人府会同刑部“秉公审讯，毋得稍有瞻徇”，并将总族长、族长、学长一概查明，严加议处。[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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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优待天潢子孙，定例殴伤宗室、觉罗较殴伤平人加倍治罪。但有些宗室、觉罗子弟，为了寻衅闹事时不引起官方注意，每不系黄带、红带上街。对于这类被殴伤的子弟，宗人府则定有“不知自爱者应以凡论”的专条。觉罗寅住未系带上街斗殴受伤，乾隆帝命将他照例治罪，而殴伤他的家奴德清则照殴平人例治罪。乾隆帝这样处理，当然不是对这个家奴有什么怜悯，而是为了使宗室、觉罗“亦知警惕，不为卑鄙”[212]。乾隆四十三年（1778），对殴伤宗室、觉罗较殴伤平人加倍治罪旧律附加了更严格的条件，即不但不系腰带被殴伤的宗室、觉罗“以凡论”，对于那些轻入茶坊酒肆，滋事招侮，与人殴斗先行动手的宗室、觉罗，不论曾否腰系黄、红带子，均照寻常斗殴案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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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叶以后，社会腐败现象趋于严重，为官者贪赃枉法，宗室子弟习于骄纵的越来越多。嘉庆十年（1805），近支宗室绵传私自出京，挟妓饮酒，被县役殴打。颙琰以其行止“卑鄙无耻”，传令将绵传于圆明园奏事门外责打40板，传集近支宗室王公看视，以示警戒。绵传负刑后，被发遣盛京，圈禁6年，不准回京。[213]这种对不法子弟动用刑罚的事例，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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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少数横肆街市，动辄持刀挟棍，伤人毙命的凶恶之徒，通常惩治不贷。道光初年，盛京宗室忠安，带领同伙至民人邵兴邦家赌博，邵不允许。忠安便喝令同伙，顷刻间将邵打死。按清律，无故杀人，照例问拟绞候，忠安所行虽“法无可贷”，但作为宗室近支，不宜缚至市曹，于是道光帝命宗室官员将他带至其祖父坟院内，监视勒毙，以为宗室“凶横者戒”。[214]又有宗室铭举，两次捉刀勒赎，任意凌虐，并刃伤人及抢夺妇女致令堕胎身死，发遣盛京途中脱逃，以上数罪并罚，奉旨：将铭举带至伊故茔处所，饬令自缢，以昭炯戒。[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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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不法行为中，统治者最不能容忍的，自然是所谓“大逆不道”。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徒贸然攻打清朝的统治中枢——紫禁城。后来查明，卷入这起石破天惊大事变的人当中，居然有宗室贵族海康、庆遥、庆丰等人，这对皇族来说无疑是件很丢人的事。嘉庆帝在谕旨中感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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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自开国以来，宗室中贤材辈出，虽支分派别谱系蕃衍，其中贤愚不一，然从未有干名犯法如海康、庆遥之自外生成者。该两犯拜奸民为师，学习邪教，已属玷辱宗支，乃海康于十八年八月从逆犯刘得山告以九月十五日起事，将伊算入之言，其时刘得山之父逆犯刘兴礼，尚为伊身系宗室从旁阻止，不意该犯竟冀图得受伪职，共与谋逆。庆遥身系奉恩将军，经海康将滋事日期向告约会入伙，亦即遂甘心背叛……[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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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等人积极参与天理教起义，据说是为了谋取“大官职”。这起案件表明，天潢贵胄的子孙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日趋分化乃至对立。这也是清朝衰落的一个征兆。海康、庆遥原拟凌迟处死，但颙琰以“究属宗支，不忍处以极刑”的同样理由，改为绞立决，派奕颢将海康等带至伊祖父坟前监视勒毙，派永珠将该两犯在伊家坟园埋葬。庆丰因入教后即改悔，旋即到官自首习教，始将海康、庆遥破案，得以减刑，改发吉林。这种将罪犯在祖父坟前勒毙的做法，应是皇族惩处本族罪犯的一种极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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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为制止宗室、觉罗违法乱纪，采取了各种措施，可谓殚精竭虑，但效果不佳。嘉、道以降，宗室、觉罗内的违法案件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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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保护宗室、觉罗的法律特权。清朝统治者虽然也在不断惩治皇族内形形色色的罪犯，但丝毫也不会触动皇族所拥有的法律特权。宗人府主持或参与审理皇族罪犯的工作，目的就在于保护这种特权。清制，宗室犯法，由宗人府会同刑部审理；觉罗犯法，由刑部会同宗人府审理。涉及户婚、田土的案件，宗室由宗人府会同户部审理；觉罗由户部会同宗人府审理。由于宗人府参与对皇族罪犯的审理，便可偏袒他们，使其逃避应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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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人府则例》规定，亲王、郡王犯法，不能传问，只能行文该府门上讯问。[217]这样，亲王、郡王犯法可以不被审讯。宗室犯服制、谋杀等重大情节命案，应照刑律定拟，由皇帝钦定；寻常命案，应先行革去宗室顶戴，照平人一律问拟斩绞、分别实缓。[218]所以宗室的命案一般不能宽免或换刑折枷、圈禁，既然是依律定拟，量刑是比较严厉的。虽然如此规定，但曲从宽宥的案子也是有的。乾隆四十七年，奉恩将军宗室伊冲额殴死雇工人，宗人府会同刑部仅拟折圈禁80日。伊冲额打死人却免于死罪，在于他打死的是“雇工人”。按清律，雇工人法律地位不过类比卑幼。雇主殴死雇工人，按律拟徒3年，旗人换刑为枷号40日鞭100，伊冲额是宗室改为圈禁80日，连乾隆帝都认为“未免太轻，不足以示惩”，于是改拟圈禁1年。[219]宗室拥有的法律特权优于一般旗人，据此可知。当然，也不能据此断言宗室、觉罗草菅人命都能免死折圈。如果伊冲额殴死的是平人或尊长，一般是难以宽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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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觉罗涉讼免于刑讯。犯笞杖罪名用“养赡银”代替，即从笞10到笞50，折罚养赡银1个月至4个月；杖60至杖100，折罚养赡银6个月至1年（但“情罪可恶者”按其应得笞杖罪名实行责打不准折罚钱粮）。一般旗人犯徒、流、军遣罪，折枷号示众，比民人已属优待异常。是宗室、觉罗，则以折圈代替枷号，不示众，但要依罪行轻重加责数十板。如初次犯徒3年及2年半罪者，由宗人府圈禁1年，责打25板即可开释；初次犯流3000里及2500里罪者，折圈禁2年，责打30板；初次犯边远及极边烟瘴军罪者，折圈禁3年，责打40板。[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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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禁，在宗人府的“空室”（空房），即专门监禁宗室、觉罗罪犯的处所，清入关前，宗室贵族犯法，原有“囚禁高墙”之刑，实即软禁。据《清史稿》卷一四四《刑法志三》，称高墙拘禁之条至乾隆年间始废弛。事实上，圈禁空室即圈禁高墙的变种，只不过软禁的对象由少数皇帝近族扩大到皇族全体人员。[221]。被圈禁于空室，受到远比一般监狱优厚的待遇。空室长期不设禁卒，一般都不上锁，出入比较自由。每日支给饭食银两，以保证罪犯的生活。高贵一点儿的罪犯每日由家中送上佳肴美味，宗室大员甚至将家人带入空室，以供役使。连皇帝本人都承认：“宗人府空室有名无实。”光绪年间，宗人府诸务荒怠，空室管理形同虚设。御史贵贤奏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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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专门囚禁宗室犯人的特殊监狱-高墙（《乾隆北京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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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室）从前监禁宗室，尚只踰垣宵遁，近更肆无忌惮，白昼游行街市，甚至持枪在内仓左右轰击飞鸟，居人侧目，无敢谁何。[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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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待遇优厚，管理松弛，习于安逸生活的宗室、觉罗仍觉难以忍受，乘间逃逸者接二连三。留在空室的也并非都是悔过自新之徒。某次官役前往空室密查，竟从宗室明伸、明海屋内抄出鸦片烟具两份。[223]《宗人府则例》原载有“宗室、觉罗有吸食鸦片者均拟绞监候”的律文，惩治不可谓不严，明伸、明海却在皇族“监狱”里找到了吸食鸦片的“世外桃源”，成为当时的一桩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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