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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清初不断将“罪宗”及其子弟削除宗籍的悲剧重演，统治者还专门制定了“宗室犯罪停止革去宗室”的律文。[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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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宗族制度的若干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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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皇帝是最高族长，并决定有关宗族的一切事宜。如规定有关政策、则例；亲自处理某些具体事务，包括钦定宗室近支子女的婚姻（即所谓“指婚制度”），为近支宗室按辈排字命名，钦定宗族重犯的量刑，乃至批准宗室出关申请。皇帝有关宗族的谕旨被当作全族的准则反复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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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拥有规范族人关系最严格的一套宗法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族人在血缘亲疏、嫡庶、辈分、性别等方面的区别。在血缘亲疏方面，先以宗室、觉罗划为远近两大派；宗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待遇均优于觉罗。接着又在宗室中划分近支和远支，待遇也有差别。在近支中，则是皇帝家庭的至高无上。皇族本来已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在它的内部，举足轻重的仍是不容僭越躐等的秩序。嫡、庶之分，对族人身份地位的高低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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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宗法制的特殊之处在于，政治地位在宗人关系中占主导地位。长辈王公要向小辈皇子行跪见请安之礼；闲散宗室即使为长辈，也要称本支王公为主子，受其驱使；高爵的幼弟与低爵的兄长有主属名分；皇后出宫，王公途遇仪驾，要恭敬让道，公主的丈夫、公婆，要为公主请安行礼。这种特征的宗人关系与长幼尊卑、男尊女卑的伦理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悖离。[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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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族制与旗制熔为一体。八旗是全体满洲人的社会组织，皇族同其他旗人一样被编入八旗。皇族的宗族组织实际被包容在八旗组织内，并且依八旗制度划分为左、右翼（详见附录一表7）。各旗宗室、觉罗，按佐领加以编组。清朝末年，八旗共有宗室佐领32个，觉罗佐领28个（详见附录一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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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史 五 王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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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族制度中，王府是很值得研究的对象。宗室王公都是皇帝的亲支近派，他们世代袭封爵位，高高在上，担任显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拥有很大特权。为了维护这些特权，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王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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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子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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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的设立，始自皇子的分府。清制，皇子15岁时，由宗人府请封，皇帝钦定其爵位。一般说来，皇子封授年龄也就是成婚年龄，当然也有稍早或稍迟的。结婚后就要搬出宫（也有不立即出宫的），叫作分府。分府后，其居室服用、所属官员人役、佐领管领、俸禄给养，均按爵位高低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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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分府，首先由皇帝赐给大批钱物。康熙时，诸皇子分府，每人各得钱粮23万两。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数目。同时，由大内为分府的皇子支取宫物。如康熙六年封裕亲王福全（玄烨兄）时，令支官物六年。[226]玄烨年长皇子中，有支取官物四五年者，亦有二三年者，其中时间最长的是胤祯，分府后整整支用官物七年。[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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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子分府，除按爵秩领取俸银俸米、庄田壮丁外，还拨给旗分佐领、内务府佐领和管领。康熙六年（1667）定，亲王给旗下满洲佐领十，蒙古佐领六，汉军佐领四；内务府满洲佐领一，旗鼓（汉军）佐领一，内管领一。此后，分封郡王、贝勒、贝子、公时均按等级拨给佐领、管领。[228]但拨给数量屡有变动。至道光二年（1822）才形成定制：恩封亲王，拨给外旗满洲佐领六，蒙古佐领三，汉军佐领三；郡王拨给外旗满洲佐领四，蒙古佐领二，汉军佐领二；贝勒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三，蒙古佐领一，汉军佐领一；贝子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三，蒙古佐领一；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均拨给外旗满洲佐领一，蒙古佐领一。鉴于恩封王公逐代递降，所以又规定，将来降袭至何爵，即按所降之爵应得之数存留。余俱裁汰。至不入八分公，即全行裁撤。[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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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拨佐领体现两个原则。第一，皇子分府拨入下五旗，拨给他们的内、外佐领取自外八旗的上三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康熙十四年（1675），将和硕恭亲王常宁分府于正蓝旗时，拨给了镶黄旗满洲两佐领，正黄旗满洲两佐领，正白旗满洲两佐领，镶黄等旗蒙古的三佐领，正白旗汉军的三佐领；包衣正白旗满洲一佐领，包衣正黄旗汉军一佐领（旗鼓佐领），包衣正黄旗一管领。同时，和硕纯亲王隆禧分府于镶白旗，同样分给了上三旗满洲六佐领，蒙古三佐领，汉军三佐领；包衣上三旗满洲一佐领、汉军（旗鼓佐领）一佐领，以及一个管领。[230]外八旗的上三旗系“天子自将”，包衣上三旗则是皇帝的私属，将取自这两个系统的佐领、管领拨给分府的皇子，带有明显的析产性质。这是有清一代的不易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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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拨给佐领、管领的对象仅限于入八分以上的宗室王公。清朝入关前，宗室贵族中的上层统称“入八分贝勒”，包括上起领旗的和硕贝勒、不领旗的议政贝勒，以及虽无议政资格但具备参与“八家均分”条件的诸小贝勒（台吉）在内的同姓贵族集团。凡取得“入八分”资格的贵族，才能从“父汗”（指清太祖努尔哈赤）处领受赐予的牛录（佐领）人口。[231]简言之，“入八分贝勒”的特权首先是与赐予牛录户口联系在一起的，而赐予牛录在很大程度上又具有析产的性质。清朝，继承了这种传统：宗室封爵自亲王至辅国公八等为“入八分”，有领受、役使佐领人口的特权；以下由不入八分镇国公到奉恩将军共六等为“不入八分”，当然也没有上述特权。因此，《八旗通志》初集卷一载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裕亲王保泰议复称：“查定例内，未入八分公等以下，并无专管旗下佐领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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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诸子即使庶出，分府时亦在“入八分”之列，按爵位等级赐予佐领，但爵位世代降袭，有的卑位贵族却从祖、父处继承了佐领、管领，于是出现“不入八分”贵族乃至闲散宗室领有佐领的现象。雍正二年（1724），曾将这类佐领俱行撤出，置之该旗公中。[232]前引道光二年（1822）定例，重申了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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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领是八旗组织的基层单位，从佐领壮丁中产生组成八旗军队的甲兵（俗称“披甲”）。王公领有佐领，也就拥有了甲兵。雍正二年（1724）胤禛说：“从前数王合有一佐领，今朕兄弟内，每人各有五六佐领、浑托和（管领）。其中骁骑校四五员，兵丁三四百名。现今，六王属下兵丁多至二千四五百名。”当时，由内廷分出王、阿哥（皇子）内，亲王5人、郡王3人、世子1人、贝子1人、镇国公1人、闲散宗室2人、共计13人，共有参领、佐领、管领、骁骑校、护军校等旗员203员，一年共领俸银13070两，米13070斛。共有甲兵4205名，一年共领钱粮银151956两，米186134斛。胤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任其发展，不但钱粮不敷，即米石亦不能足。于是议定：嗣后，亲王，护军领催定为40名，马甲160名，共钱粮200份；郡王，护军领催定为30名，马甲120名，共钱粮150份；贝勒，护军领催定为20名，马甲80名，共钱粮100份。贝子，护军领催定为16名，马甲64名，共钱粮80份；镇国公，护军领催定为12名，马甲48名，共钱粮60份；辅国公，护军领催定为8名，马甲32名，共钱粮40份。[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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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军领催习称“白甲”，“以之守府门”；马甲称“红甲”，“以之供驱使”。凡有征调，惟红甲随营，白甲守门不出差。此外，王公分府，各分给一定额数的“蓝甲”，“以之赡族众”。[234]新封王所得蓝甲，旧例由各王公蓝甲内摊拨。乾隆四十六年（1781）停止此例，改定官为添给，即内廷阿哥（皇子）分封时，亲王给蓝甲60副，郡王给50副，贝勒40副，贝子30副，公20副，并“永著为例”。[235]王公分府，按等领有甲兵钱粮，将其中一部分攫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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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制度意味着皇子分府时被赋予了经济、政治、军事上的特权，与这种特权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府第的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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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赐予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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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公赐予府第的做法，始于清朝入关以前。在完成于康熙八年（1669）以前的《盛京城阙图》上，绘制并用满文标明了开国时代建于盛京的11座王府。[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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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年间定：亲王府，台基高1丈。正房1座，厢房2座。内门盖于台基之外，绿瓦朱漆。两层楼2座，并其余房屋及门，俱在平地盖造，楼房大门，用平常筒瓦，其余用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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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王府，台基高8尺。正房1座，厢房2座。内门盖于台基上。两层楼1座。正房及内门，用绿瓦。两厢房，用平常筒瓦，俱朱漆。余与亲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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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府，台基高6尺，正房1座，厢房2座。内门盖于台基上。用平常筒瓦，朱漆。余与郡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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