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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文明冲突说”是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亨廷顿认为，直接对美国造成威胁的是伊斯兰世界，但是间接的威胁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特别是中国。其实，“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始于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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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相互学习的，文明不能单以器物论高下。当代中国人受西方思维方式和科学方法的训练，已经习惯于把科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和物质文明的发达程度作为衡量民族文明优劣的标准。所以才会问：“文明之间怎么对话？”大家认为低水平文明学习高水平文明是天经地义的，高级文明能从低级文明中学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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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文明的发达程度不能简单用经济、科技、军事实力来衡量。比如19世纪初，法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了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宗教和艺术发展远远超出法国，其绘画艺术直接影响了法国印象派的创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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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同的文明间需要学习，需要对话。中国儒家的两个基本原则应当成为构建全球文明对话的基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强人所难，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另一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发展就一定要让别人也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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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威胁论”，现在很多西方人士也认识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改变了观点。《大西洋月刊》2007年7月发表了一位学者的文章，内容是关于中国产业发展对美国的影响。他到深圳走访了多家电子产品类的工厂，看到中国有一批高品质的廉价劳动力在为全世界服务。他发现，中国在给美国提供廉价的商品，购买美国的债券，这也有利于美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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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现在经济全球化日甚，是否也会导致文化的全球化和趋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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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经济全球化绝不简单导致文化的全球化，反而会在世界范围内催生各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和本土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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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全球化跟以前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不是一种方式统一一切，而是强调了各个地方的特殊性。比如有人研究过麦当劳的全球化成果，麦当劳并不是把一种食物向全球销售而已，而是经过了各种不同的地方化。所有成功的跨国公司没有例外，都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非常重视不同的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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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美国的文化属于大熔炉，现在大家认为大熔炉大有问题，把各种多元、多样的元素都熔化掉了，很不健康。应该让不同的文化元素各显精彩，在这个前提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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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追求和谐必须尊重差异，甚至可以说，差异是和谐的内在要求，这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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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就即将到来的2008北京奥运而言，我们如何在差异中求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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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和”，而在希腊奥林匹克精神中，最核心的观念是“竞技”。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中找出一致，“射艺”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拉弓射箭人人可为，但射中靶心者总是少数，因为高超的“射艺”要求射手在挽弓的体力与瞄准的智力之间把握精准的平衡。一个射手只有达到自己心与身的内在和谐，才能在与他人的外部竞赛中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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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竞技项目很容易点燃强烈的民族情感，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不需要忧虑，因为中国人有很开阔的心怀。比如，最普通的中国百姓都会关心国际时政，中国的天气预报内容包含了全球各个国家，连我们的小孩子说起美国篮球明星也都是如数家珍，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根本做不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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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2008年将有2.5万名记者来中国报道奥运，其实他们就是借此来了解中国。这些西方记者会发挥他们深度调查的特长，一定会揭中国的“疮疤”。我们可以完全放开给他们看，好的替我们宣扬，不好的我们迅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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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开放，大家对中国的观察越深入，这是必然的。举个例子，美国有一个团体专门找中国的碴，说中国的孤儿院情形非常糟糕。结果波士顿一些领养了中国儿童的家庭告诉媒体，我们调查了上千所孤儿院，假如真有你们描写的现象，那也是极少数的。媒体随后马上噤声了，这就是开放的效果。如果明年有来捣蛋的人，我们更加要放开了去给他们看，这才是成熟的社会。（撰文：路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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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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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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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毕业于西南联大，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他在昆明先后待了七年，五年读书，两年教书。除家乡高邮和北京外，这是他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他曾写过一篇散文《七载云烟》，详细叙述当年在昆明的情况。这七年，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七年，又年轻，又无牵挂。除了读书，就是游荡。在昆明，他还至少恋爱了两次，有一次因为失恋，睡在床上不吃不喝两天。当然，也有过一个时期，贫困潦倒，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精神上，却是极其自由的。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使我成为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作家——不是另一种作家的地方，是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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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他们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气脉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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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因为他的体育和英语不及格，不能毕业，留了一年。汪曾祺在学校是个不用功的学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泡图书馆，可“不爱上课”（汪曾祺自语）。喜欢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比如朱自清的课，他就不听，曾说过：“朱自清教我们宋词。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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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喜欢在街上逛，书店、裱画店，“无目的地闲走，闲看”。经过锡箔作坊，师傅用很大的木槌夯砸锡片，他都看得津津有味。《七载云烟》中，他感慨：“我们在街上很难‘深入’这种生活的里层，只能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这是生活！我们在街上闲看。看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卖砂锅的，并且常常为一点细节感动不已。”当代学者孙郁说，人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却不知道他何以厉害。汪曾祺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他是从古典和乡土中缓缓而来，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这样的作家“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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