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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明史例案》卷一，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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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册，页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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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明史例案》卷一，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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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明史例案》卷一，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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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明史例案》卷一，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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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参阅Arthur F. Wright,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in Arthur F. Wright, ed.,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7-76; Hebert Franke, “Some Remark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Oriens, 3 (1950). pp. 1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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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香港：龙门书店，1965），页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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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谈迁：《北游录》，页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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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北游录》，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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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之遗民与贰臣 钱牧斋之酒缘与仙佛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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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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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受之、牧斋，1582—1664）《有学集》卷四十六《跋〈酒经〉》一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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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尽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册转授遵王，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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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署“辛丑初夏”，即顺治十八年（1661）。上距庚寅（顺治七年[1650]）十月初二日绛云一炬，已十多年，而下距牧斋之逝则不过三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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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云之火，牧斋曾说是“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绛云烬余之物，大半为牧斋举以赠其族曾孙钱曾（遵王、也是翁，1629—1701），《酒经》一册，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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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酒经〉》中对书的作者、版本，以及授受源流都没有提及；但对于这些问题，二百多年来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和藏书家，都已作出了详确的考论。[2]这里要指出的是，牧斋所藏，乃其门人毛晋（子晋，1599—1659）汲古阁影写宋刊本。见过这个藏本的人曾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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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画工整，乌丝栏极精，毛氏印累累，秘本目所谓每本费银四两者此类是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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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通行的《酒经》，版本不少。[4]但牧斋所藏，则尚未发现其踪影。从目录版本学的角度来看，牧斋旧藏自是一个珍贵的实证，是可以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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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酒经》一书的内容，上卷述酒史及其有关故实，中、下卷分述制曲与造酒。对身处晚明的人来说，除了历史意义之外，其实际作用可能不大。因为自明中叶以后，有关造酒、饮酒等各方面知识的传播，远较前代为多且广，而且各家著述又都切实可行、翔实可信，远非《酒经》可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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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牧斋这篇文长不到九十字的《跋〈酒经〉》，却是颇堪玩味的文字。《跋》中所述，除了绛云一炬和以烬余的《酒经》举赠遵王二事为当时实况外，所用和酒相涉的典故，都与仙佛有关。这些典故出处何在，和仙佛有何关系，牧斋本人对酒和仙佛的认知为何，似乎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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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讨论者有数事：牧斋之酒缘及其饮酒风尚；牧斋诗中酒之“仙家酒”与“佛门酒”；牧斋之仙佛缘；酒与色。通过对此数事之了解，希望能稍窥牧斋平生心中之一大矛盾：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之权位荣华作锲而不舍的追求，一方面又对虚拟仙佛之境表达其近乎宗教之狂热向往。在此两极之间，牧斋始终徘徊，终竟不甘绝然弃此就彼。他晚年所撰诗文，自承多为“取出世间妙义，写世间感慨”。所谓“出世间妙义”与“世间感慨”，对牧斋而言，应是相互依傍、二而为一、不容割裂之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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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牧斋之酒缘及其饮酒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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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牧斋嗜酒，终生乐此不疲。其撰为文字纪其事者，实始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与李流芳（茂宰、长蘅，1575—1629）于京师会试落第后，并马南归，路过鲁南滕县“贳酒看花”，时牧斋二十六岁；而终清康熙元年（1662）里居常熟虞山，于拂水山庄出岭南友人远道所寄赠荔枝酒与到访之桐城诗人方文（尔止、嵞山，1612—1669）对饮，时牧斋已八十一岁。此二事相距之五十五年间，牧斋饮酒赋诗、赋诗饮酒，《初学》《有学》集中，屡见不鲜，然则谓牧斋终生与酒结缘，实未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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