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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14岁差5天入党到如今快80了，您自己的思想也在新陈代谢吧。一些新的概念理念，比如宪政，您接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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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新陈代谢是当然的，但有些新的提法我还没有细细地、全面地思考过。但是像法制，我想从上到下，没有人会反对。我也望文生义啊，法制里头就应该包含对宪法的严格遵从，难道我们的法律只有民法刑法，只管分遗产、打离婚官司吗？关键不在于名词解释，在于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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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一个体会，像公民社会、公共空间，这些提法都很有意义，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这些名词毕竟出自欧美的社会形态和政治观念，有些跟中国的情况不完全对榫；而咱们一些土生土长的名词，像戴帽子、松绑、统一思想，也不是欧美人弄得清的。自从我学了英语，我能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这一切：We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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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种传统，大概念管小概念，大理论管小理论，理论管行动，这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被证明很有效。但现在是时候反过来，理论应该更多地倾听生活的、实践的声音。你现在到一个西方国家，想问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理论在主宰他们的国家，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基督教文明在治国理政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指导，基督教教义到底在引导人们的行为上发挥了多少作用，我真是没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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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可能是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吧。就像您在国外遇见的，无意中碰到了别人，人家的反应是“Excuse me”，这也没法用理论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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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对，它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一种规范。我比较赞成现在这样，主流媒体很少谈论“左”“右”，不争论，做就是了，用实干、实际效果解答那些复杂的言语的分歧。实际上，照我看，这些“左”“右”之争都被现实政治轻轻掠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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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一个政权，恐怕也是需要书生们争一争，论一论，互博互奕的吧。像您在80年代经历过的，逢单年反“右”，逢双年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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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这还真是一半牵强附会、一半事出有因的说法。1979，咱们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整顿媒体和文艺；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1985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胡耀邦同志辞职。双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0年，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实现干部三化或四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补一条革命化）；1984年，通过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邓小平即席发言“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提倡“宽松”，邓小平四次谈话讲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完全可靠的流年说呢？因为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些年，用高占祥的话说，是A系列和B系列（更偏向于改革者和更偏向于保守者）“轮流高兴，轮流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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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头看，当时那些被认为比较“左”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中发虚烧的情况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提醒作用。80年代提得非常多的“观念更新”“松绑”（我很少讲这种话）——这不是观念的问题，更多的是实际的问题啊。人和这世界，哪能跟电脑似的，输入一个新的程序就开始行使新的功能了，命题一转换就能决定一切了？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常常把问题简单化。其实我的《坚硬的稀粥》，讽刺的并不是反对改革的“左”，恰恰是改革当中发虚烧的那些个“右”。一顿简单的早饭，各种习惯和需求，像你们上海人的茶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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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大饼油条更多些，在我成长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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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对啊，从理论上说，吃油条是非常不可取的，可是早餐如果有油条，怎么着我得吃一点，否则都觉得对不起自己。照观念更新，你怎么能吃这种垃圾食品呢？！像我们前面说的，有些事是利益决定的，有些，它就是习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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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过一篇微型小说叫《孝子》。他那几个孩子吧，一个叫大孝，一个叫至孝，一个叫忠孝，一个叫哀孝，还有一个叫苦孝。老爷子得了一点病，这几个孝子对怎么治病都贡献了自己最好的想法：中医、西医、针灸、手术，还有割股煎汤的，但都互不相容；因为都孝，吵得个一塌糊涂。最后，这老爷子逃跑了，隐姓埋名，生怕被孝子找到。这是我对中国命运的小说家言：你也爱国，我也爱国，都想救国，孝子一样，可实际效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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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从您的书里我也读出些味儿来了，争到最后，争的不过是那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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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变成意气之争。争谁是真正的孝子，谁代表正确。这里头也有利益：名声。可这父亲受不了啊。设想一下，这父亲也好油条，刚一夹起，三个孝子过来都跪下了，各有论述、表白，都说为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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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说过一段话，我寻思了挺久：“学潮的规律之一是，如果你讲那么一点点人们所理解的与国际接轨的‘民主’，他就一定大闹学潮，一直闹到想讲一点那类民主的领导下台为止。”这有点像什么呢——一位家长有打骂孩子的习惯，您怪这孩子说：“瞧你，又惹你爹生气了。”家长不该反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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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当然（该反省）。问题在于与其争论谁该反省，不如研究历史与国情，研究我们怎样才能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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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历史的经验证明：“左”比“右”吃得开——这是在党内。而在民间，似乎是“右”比“左”更能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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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其实应该是互补。“左”和“右”是互为依据的。问题其实不在“左”与“右”，而是权力与民意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才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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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自传里反复出现胡乔木，为什么没有出现邓力群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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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与他接触不多，我也无意把自传写成……有一件事情是他，胡耀邦下台的时候，有一位分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找我，说别人意见比较大，把我在《读书》上谈马克思主义的，还有《红旗》杂志上一篇谈文艺“双百”方针的文章送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看了，说写得“是好的”。邓力群对我传达这话时，高占祥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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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路线斗争啊，本来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后来就变成跟着谁的问题。有段时间还不那么明晰，就变成押宝，像赌马一样，我认为这匹马跑得快，一旦胜利，会获得千百倍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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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孙子小时候贪玩，我教训他说：“你都14岁了，怎么一天到晚光知道玩儿，也不好好读书用功啊？爷爷14岁的时候都入党了。”你猜我孙子说什么？“啊，你那时候没有什么玩具，没玩具你可不就革命去了吗？”我后来想啊，有点道理——中国人爱讲政治，政治常常占领了生活；如果人们都不像从前那样讲政治了，也许社会是真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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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参与了许多政治生活，我说话做事有一根政治的弦，我的命运跟政治也分不开。我相信政治是男人真正的事业。但我也渐渐看明白政治的一个又一个层面：理想性、浪漫性、务实性、计谋性、凡庸性、全局性，以及有些时刻很难说没有的私密性和阴暗性。政治不是我的主业，我始终坚持的是写作。我之所以是王蒙不是因为我当过什么什么，而是反过来。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影响和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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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说“我是农民”，我觉得说得真诚。那我是谁？干部？从1948年到1957年，我是；1957年到1979年，划归另册；后来当然又是干部，但是我在这上头花的时间远远没有我自个儿的读书写作来得多。后来想到一个“学生”，这更符合我一生的角色。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参加了革命工作，走到哪儿都没忘学习：学维语（1957年）、学英语（1980年）、学电脑（1991年）——用的五笔字型……2007年去俄罗斯之前，我留了两个星期学一首俄语的歌曲，年岁大了没学会；回来以后，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把它学会了。Далекб，далекб，就是遥远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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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得到了不少利益、好处、待遇，但是写畅销书也能得到那些好处。我看重的是更多进言的空间（2005—2008年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正部级职；2009年起任国务院咨询机构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终身的）；对读者能提供一些参考，也很好。我前后当了15年政协委员，有过五六次在政协大会发言的机会，所讲问题也得到过中央领导的重视。我不能虚假地说，我一边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些事，一边是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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