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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时一年的生活费是20块钱，主食是红薯干，每天只能吃个半饱。那东西吃多了，胃酸厉害，回城大概有十多年我一见淀粉就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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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从吴兴路骑车到市中心，在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或者福州路上的四家书店，一晃就是一天。那时候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可能从前是洋行的高级职员，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有学问。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们一样，他不买，只是翻各种书，你愿意聊，他就跟你聊。他对国学，尤其是各种工具书的用法门儿清，我最初的国学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来的。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说，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叫黑格尔……慢慢地就交了一批年长的朋友，他们会介绍书或借书给我看，朋友滚朋友，书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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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后来都失踪了，大部分沉在社会底层，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并没有把一代精英打捞起来。他们可能是运气差，也可能不适应考试，总之没有进入体制。但在我看来，他们的水平不比现在大学里的某些教授差，只不过他们比较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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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春节我回上海探亲，看到《参考消息》上说，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开放了，上海一定开放，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我对那家店特别有感情），果然！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有卢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但跟平常看到的“东风吹战鼓擂”完全是两个世界！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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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饭都吃不饱，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我跟他讲：我在书里看到人类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我就要拥有它。有它们做启蒙老师，还有什么话好讲，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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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高考不理想，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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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心高气傲，张汝伦说自己还是小学生时就有睥睨纵横的气概，觉得天底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青年时代，“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一言不发，以至于90年代与王先生真正交往后，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前不久学生问他，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59岁的张汝伦半开玩笑半认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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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张汝伦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师从刘放桐先生。两年后攻读博士，导师本应是清代大儒全谢山的后人全增嘏。但张汝伦只在入学时见过全老一面，再见已是追悼会上。于是，社科院哲学所王玖兴先生（冯友兰弟子，德语译著尤见功力）成为他的导师。张汝伦每年北上一次求教交流，大部分靠自己学。偶尔跟师兄们一起论学，导师说，就你话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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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在哲学里，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像文学、音乐、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哲学最能满足我，而且它比较难，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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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海话讲，张汝伦的眼睛好比生在额角上，他自设的各项起点颇高。文学、艺术、绘画、雕塑、建筑、戏剧，他都有兴趣进入，作为一种修炼，而非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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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接触西方文化越久，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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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时代他就声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狂者进取》，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狂”。彼时，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渐渐有了名号：复旦的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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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问：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什么。张汝伦答：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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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时常常跑到11号楼，跟陆谷孙先生的学生、英语系的汪跃进（现在哈佛任教）一聊一个小时。在《读书》上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他跑到北京，叩门求教。金先生站在门口，拿手一拦：“从哪里来？”“从上海来，是复旦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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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又问：“搞什么专业的？”答：“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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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问你一个问题，答得出进来，答不出你就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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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先生问的是：康德哲学中的形式是什么意思？张汝伦侃侃而谈。金先生说：“对啦，形式就是内容。”从此，张汝伦成为金先生可以对谈的后辈晚生。“当然，主要是金先生讲，我听，老先生一讲一两个钟头，不容人插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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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学生时代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朋友笑他“煽动力这么强，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求知欲、批判力和理想主义，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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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受教于两位导师：一位是Bubner教授，伽达默尔的弟子；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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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描述Bubner教授开讲《存在与时间》的景象：教室里坐满，地板上坐满，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挪动都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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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一百周年时，德国出版其著作《哲学贡献》（全集第65卷），被认为是仅次于《存在与时间》的重要著作。此书极难读，赫尔曼教授开了一个研究生讨论班，每晚5点到8点上课。有一位老太太，驼背，拄双拐，风雨无阻来听课。“因为上完课我跟她搭同一路电车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学位，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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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严肃古板、不苟言笑，但这个民族对思想的热爱，对问题的穷尽，令他喟叹。康德的先验方法论、黑格尔的大小逻辑、一战后德国思想界生成的所谓“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气息——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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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走进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馆，他的眼泪流下来——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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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在亲戚家第一次听到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整个人如遭电击。第一次听到摩门教合唱团演唱的歌剧片断，简直昏倒——跟“向前向前向前”相比，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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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瓦格纳的歌剧《尼格龙根的指环》，看伯格曼的电影《魔笛》，他感动的不是技术，是思想——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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